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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7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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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仙道贵生的人文精神对人类热爱生命的启示 5 s- F0 h# o% G# 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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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一个重生、贵生的宗教,在其传统的思想信仰中,包含着道教徒对于作为福地洞天的山川大地的无限崇拜,也包含着道教徒对于热爱生命的无限追求。道教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使精神和形体相守不离,可以脱胎换骨,与道一体,实现整个生命的长生不死和得道成仙。所以,道教仙道贵生的人文精神对于现代社会人们热爱生命具有一定的启示。
4 p- y3 X7 N9 m: i 第一,仙道贵生的人文精神,倡导对生命的重视,体现了道教以人为本的修仙理论。 9 E! u6 X4 a* ?1 U! n
道教的修炼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修炼而“长生不死”,乃至于“得道成仙”。因此,在道教修炼过程中,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对于生命的追求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修仙理论,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 ^/ p& d1 A# l# h% Y# p" U 一是对“长生不死”信仰的追求。这是道教自身修炼的一种目标,道教崇拜大道,而大道的本质又是生生不息的宇宙总生机,人的生命若能与大道贯通为一体,人便可以长生不死。因此,老君称:“道无生死,而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属形,不属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则长存不亡也”。这里就将“道”与“生死”紧密相连,把信道、奉道和守道,作为免除生死的基本条件。同时,老君还进一步指出:“道不可见,因生而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这种对“长生不死”的论述,成为道教重要的生命伦理思想。
1 X* e! W8 Y, c, E 二是对“得道成仙”信仰的追求。这是道教修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得道”,是指修道者功行圆满,修炼已成正果。《坐忘论》称:“含光藏辉,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得道成仙”是道教追求的最高目标,历代高道都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从修炼养生角度阐述了道教的神学理论。所著《抱朴子内篇》极力论证修炼成仙的可能性,提出以服饵金丹为主,兼行其他道术为辅的修仙途径。是为集魏晋神仙道教之大成的经典著作。唐代著名道士吴筠曾著有《形神可固论》和《神仙可学论》,对得道成仙的神仙信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近代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又提出了新的仙学理论,更加丰富了道教神仙信仰理论。
9 W$ H$ \, o/ b8 X8 v9 \! E 三是“我命在我”的长生成仙说。这是道教为追求长生提出的力争掌握生命自主权的口号,也是道教徒与死亡抗争的神学思想的精神显现。此语出自《抱朴子·内篇》:“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老子西升经》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为了抵抗死亡、追求长生成仙,道教修炼家们用自己的行动实现着他们的目标。内丹家和外丹家试图修炼内外丹,夺天地之造化,掌握自己生命;术数家又想以占验预知自己命运来趋吉避凶。“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精神,鼓舞了道教战胜自然和社会灾害的勇气,也加强了道士追求超自然力的生命伦理的信念。 , {+ ?0 u. D/ z
第二,道教仙道贵生的人文精神,倡导人道与仙道并修,体现了道教道德伦理与生命伦理的相一致。 , {9 N1 ?/ D7 ^) _9 C# a9 o
道教是追求长生、重视仙道的宗教,更是注重道德修养、重视人道的宗教。所谓“人道”,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行为顺应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各项行为规范。修人道就是要以社会人伦道德为准则,做大众之楷模,入世济世,淡泊名利,少思寡欲,精神超越。道经称“先修人道,再修仙道;不修人道,仙道远矣。”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学道修仙,首先要先修人道,其言行必须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所以,道教说“天上没有不孝的神仙”。已故的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道教全真派宗师傅元天道长也说过,“自古至今,没有不爱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社会道德的神仙”。傅大师的讲话,明确指出了“人道与仙道并修”的思想内涵。
- y4 |" \: v3 O1 `1 P 在道教神仙信仰体系中,有一部分神灵就是通过修炼和善行立功而得道,最后名列仙班的。如,吕祖、葛洪、孙思邈等,对于这一类神仙来说,则是人道与仙道并修的典范。吕祖是道教“八仙”中最有影响的一位神仙,他广行功德、济世利人,其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道德言行和善行功德。在学道修仙上,吕祖极力主张学道修仙者要行人道,他认为只有“信诚仁德,逊悌谦恭,心正神明”之人,才会有仙师引度成功。他还进一步指出,世上“无不忠孝之神仙,无不忠孝之佛祖”。要求学道之士“先须积善立功”,只有“善功多积”,才会“道缘通”。也就是说,只有积善立功,内修外行,才能利己利人,最终成功。吕祖的积善修仙思想,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对促进社会人心向善、和睦相处和社会安定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晋代著名的道士葛洪和唐代的孙思邈,从重人贵生的道教教义出发,强调从医者要有良好的医德和医风,成为医界的榜样。葛洪认为,医家为病人治疗时,要本着“必可救人于死者”的医学伦理观,选择方药要以价廉、简便和灵验为标准。即要把拯救病人的生命视为第一要义。这是道教重生、贵生,以“生为第一”的生命伦理观在道教医学领域中的生动体现。葛洪把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视为对“道”的追求。他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若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葛洪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本人也是因为很早就立下济世救人之志而不断穷研医术,从而成为一代医学大家。还有唐代道士孙思邈,也是一位医学高超、身怀“救世之志”的名医。他同样有着不为名不为利、扶危救急的高尚情操和伦理修养。孙思邈认为,作为行医者,不仅要具有全面、精湛的医学水平,而且还必须有一颗“大慈恻隐之心”,对于病者,不论富贵贫贱,皆要平等对待,视为至亲。在他一生的济世行医生涯中,始终抱着这种救死解厄的伦理精神为平民百姓除疾疗病。上述二位著名的道教医学家,通过自身的善行功德而得道,成为道教的神仙被后世道教所供奉,受到广大道教信徒顶礼膜拜。他们是人道与仙道并修的实践者,也是成功者,他们所践行的高尚医德和道德修养,特别是他所阐述的行医准则和医德规范,对于加强现代医德和端正现代医风,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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