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花( 70)  鸡蛋( 0)
|
现在,似乎很多观察家都将希腊最终离开欧元区视作是不可逆转的结果,但是在这当口,我们最好还是了解一些基本的事实:
$ m/ B& k0 M3 v" x6 I5 k* A8 m7 G* ~/ i1 p# V7 k. I8 w) ^+ h1 ?
——民调显示,超过70%的希腊人都不希望放弃欧元。
; u& f/ ?% J# J. |
0 Y. k) u R: E5 N1 O8 G ——默克尔和其他欧元区的领导人们虽然对当初允许希腊进入他们的俱乐部感到懊悔,但是对希腊离去可能造成的金融传染病更加恐惧。
. i! n6 Q! c8 C0 _
# s* c J6 l! J# P' |: @+ v" ? ——在选战中争夺希腊政权的三大党派没有一个以放弃欧元相号召。
`/ a, j4 M0 @! t* T; M" i. I
4 W7 W( P+ i) d" z+ r# z$ c ——全球大银行的代言人国际金融研究所正在全力劝说希腊留在货币联盟中。
6 ]8 W: m5 o Q7 H# C. t0 C6 c. Z) B0 @9 F- ~! `3 L: d a+ z4 S
——希腊的财务情况并不是像西班牙那样暴露在市场的巨大压力面前,因为他们的债务再融资目前已经是在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庇佑之下。
5 m5 W* h! H* y2 Y! I7 w W8 Q( A, h/ }. U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不可逆转想要发生,就必须有一系列的人做出一系列他们明知道其结果并非自己想要的决定。事实上,他们如果采取那样的行动,无异于政治自杀,因为行动的结果足够终结他们的政治生命了。
" M- o# L3 ~1 f! D. B+ I( V
- j7 i. R5 m9 f5 G7 I' k 只是,金融危机史告诉我们,世界上确实发生过很多非理性的事情,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常常胁迫政府,做出政治自杀的决定。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投资者才相信,无论是希腊还是德国的政治家都无法跨越那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是希腊人对于财政紧缩政策已经吃够了苦头,深恶痛绝,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德国选民不想再将一分钱交给不愿意勒紧裤带的兄弟。
0 G* G3 f0 |2 F% q$ _: s( c3 z' J5 f
' d) Y+ u# _" E& x, U. p 这方面,最重大的先例是来自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危机在比索一比一盯紧美元的同样不得人心的政策被放弃时达到了顶峰,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和政治混乱。( L& @% j( V: g5 Z1 D$ D
+ v0 Y; ?. K5 E R0 ^7 i3 M' `& M 随后,就像现在一样,阿根廷的一个外部公共债务债权人国际货币基金和其最强大的支持者美国自然就面对着压力,难以为一个在财政纪律方面臭名昭著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紧缩计划,好斗的阿根廷人也广泛进行了抵制,甚至由于退休金和公务员薪资削减13%,竟然还爆发了直接的暴乱,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做法。
* L5 ~ ?: A' N- ] ~/ }& w, V+ Y- q* k1 Y% x7 \7 t+ `
最终,阿根廷政府自己的决定——尤其是极受诟病的冻结当地银行存款不许提取的做法——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在2001年12月上旬拒绝批准13亿美元的资金支出,这个国家最终走上了一起步就无法回头的违约和贬值之路。尽管没有一个阿根廷人希望结束他们的货币“可兑换”计划,但是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短短两周,国家就换了五任总统,政治崩溃,随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3 X( ^8 M/ S) ?& o
, F8 U9 `4 Z, d& w 我请两位当时都曾经深度介入事件的阿根廷政策制定者为希腊提供建议。两人的建议各自不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异曲同工,很是符合他们十年前不惜政治生命来保护可兑换计划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重现。
9 f6 {3 R8 n, a4 K7 h U, E) k j* V1 F& G6 C3 E A& p
“在我看来,离开欧元区的建议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暴行。”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曾经担任经济部长,直至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ua)总统2001年12月21日倒台,他表示,“他们越是这样建议,就越是会加剧希腊危机。”他强调,希腊必须紧紧抓住欧元,因为离开欧元区只能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得这个国家成为“欧洲的贱民”,就像当初的阿根廷曾经因为错误的决定被目为国际无赖一样。4 V9 [& m% f! x
: G4 I# J! `3 ?$ F( [1 S# {) X
卡瓦洛被认为是可兑换计划之父,他最初引进盯紧美元的做法是在1991年的第一次紧缩尝试中,但是他的任期很快就被恶性通货膨胀噩梦终结了。十年后,他被德拉鲁阿请回,任务是挽救这个系统。他将自己的全部名誉都赔了进去。现在,卡瓦洛在耶鲁大学教书,到现在都不相信那些盯紧政策是必须放弃的判断。在他看来,这一政策的结束其实是“领导能力的失败”。$ P( m% J) ~! W# w
7 K. d2 \6 \1 y u' o( a, W9 H
可是,面对着汹涌的社会压力对紧缩的坚决抵抗,政府能如何应对呢?卡瓦洛的回答是:“政府是管理社会的,这时候才是需要管理的时候。你必须做出艰难但却强硬的决定。”他又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和阿根廷的债权人们同样缺乏领导能力,无法预见到自己的决定将造成怎样的结果。卡瓦洛评论道,他们拔开阿根廷的塞子,结果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燃起了反对市场,反对美国的情绪,而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以及华盛顿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失败都种因于此。他警告说,德国必须汲取教训。$ ]# p. Q" k" m+ B
5 ]* ]9 [; M B; Q3 N8 s6 E+ \- g
曾经担任卡瓦洛副手的马克斯(Daniel Marx)则是另外的看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步骤是在希腊国内“建立政治共识”,采取“公平分摊损失”的政策,保护“社会结构”,如果需要贬值也是可以的。
) y9 P/ [+ ?( X( W! c/ c- L3 U/ ]+ Y# t0 h1 Z
显然,这两人的意见对于目前阶段的希腊都不能说有特别大的帮助。可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他们都点明了真正需要的东西:领导人必须有超越短期政治成本的眼光,为社会的最高利益做出决定。无论希腊是否离开欧元区,至少他们的决定如果是符合这样的标准,情况总归会好一些。(子衿)# k8 k$ ~) B" L' h
, N4 G* I c8 D1 K.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