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法案 杜绝黑金 选举经费从哪里来？

get8686

作者：李海涛
( l* G% H! b+ v
' M* V5 b, v( d- Z  n/ i选举是件花钱的事情，到处拉票、雇员、竞选牌，甚至办公的纸和笔都是需要资金的。比如说以下是2004年联邦大选各党获得政治捐款的数目：魁人党4,511,087.12元、保守党17,284,256.91元、自由党16,640,947.00元、新民主党12,041,249.32元。不熟悉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人也许会问：要是有哪个大财团手指缝儿稍微流流，不就轻易可以包下一个政党了吗？
; O: _) ?% V( R" ^# F& z2 s
8 B& Q4 L9 r" @' Y7 D! l1 b$ S读者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问题早在40年前就有人提出。在1970年代，人们对政党筹款和政治捐助的顾虑越来越大，担心这些政治捐款会影响到政党未来的清明，会形成潜在的利益交换。为此，加拿大政府在1974年首次颁布了《竞选费用法》，用以规范竞选筹款等政党的金融操作。

加拿大对黑金政治说“不”
( v* i8 M0 a5 J4 t
3 |  j, X6 F; @4 h, X《竞选费用法》的原则是选举费用一定要对大众透明便于监督，其中规定了许多费用控制，比如花费限额、需要披露费用去向等。试图控制竞选费用的使用，和妥善使用公众资金，迫使政客能够平衡使用政党和竞选者之间的费用。

, j' z! n$ U+ ]: O2002年，时任总理Jean Chretien引入一个新的理论，要求所有部长都要披露自己所有的政治捐献收入，并且必须在收到政治捐款30天内进行披露。
& S0 N/ w* m, c7 I9 b- R1 d
2003年C-24提案出台对《加拿大选举法》和《收入税法》（政治财政部分）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之前，加拿大的选举法律主要侧重在花费的限额，而从来不管钱从哪里来。政治捐献可以来自个人、公司、工会和其它一些组织，而且无论是否加国公民都可以，这一点深受各方抨击。

C-24法案出台之后，要求捐款者只能是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公民，仅有少数的例外，同时也限制了捐款数额。
2 l* h/ S6 {2 y+ ^3 M5 d! e/ D" L
/ H0 Z. b+ Y1 G% o& i3 j2004年1月该法案生效以后，公司和工会每年只能捐款千元以内。有的组织甚至不能捐款，比如有的公司生意不在加拿大，工会会员不是加拿大雇员等。政府资助超过50%的皇家公司也不能搞政治捐献。
0 h) I: Z  L  a/ A% K/ m
加国公民每年可以捐献5,000元以内，间接捐献也是禁止的，而且任何人和组织捐款200元以上，其姓名和住址都要被公布。规定“捐献”也可以是一些实物或者服务。
, v+ W' P$ e2 ]2 J$ N; `8 Y
# I9 [5 t* \; `( O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些限额会影响到竞选的筹款效能，因此法案增加了公众对政党具体实施中的捐款。这些钱将直接用于选举，政党从全国的竞选投票中获取超过2%的补贴，政党每获得一张选票，会得到2.04元。目前的选举有90%的资金来自普通大众。
( R/ u: o+ v* k
没有人愿意揭“盖子”

C-24法案提出之前，加拿大的选举法争议不断，各党派也都不太情愿说出自己的资金来源。2002年7月，作为保守党党魁，哈珀曾经拒绝公布其捐款支持者名单，后来他稍作退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54位捐款在1,075元以上的捐款者，但是却没有公布另外10名大额捐款者和9000名千元以下的捐款者名单。

2003年5月，时任总理克里靖终结了公司大额捐款历史，在自由党的筹款活动中每桌只要500元，尽管如此他还是靠这种方法，每年举行10次筹款晚宴，共筹得了3,000千万元资金。

: ^9 Z9 t. s2 x; Y& G7 T8 h2005年7月，皇家骑警调查保守党国会议员Gurmant Grewal在2004年的一宗筹款案件，警方称他的一位来自温哥华的商人捐款者表示不知资金去向，没有收到捐款收据。保守党总部称他们收到了这笔捐款，中间没有发现任何错误，并指出这位捐款者是在非竞选时期捐款，按照规定是不需要收据的。

2006年6月自由党竞选人Joe Volpe也卷入捐款门，据称他的2名捐款人其中一个是11岁另一个14岁，分别捐款5,400元，已经超过最高限额。2006年6月1日，这位前移民部长，退还给这些18岁以下捐款者27,000元，但是他坚称其中没有违法成份。

新法对个人政治捐献的新规定
7 A9 i5 _, {, |) a8 ^; b
根据联邦选举官方网站的资料，自2007年1月1日起，只有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才能向注册的政党、注册的选区机构、竞选人、党领竞选者捐款。公司、贸易联合会等商贸联合会将不能再进行政治捐献。如果雇员希望参加竞选，雇主在竞选期仍然要支付其薪水，这则不能认为是政治捐献。具体捐款限额如下：

. w3 G6 O4 c* l" U/ c●为他人捐款：
3 c) |7 T- a  r) Y  n6 b
每年向每个注册政党捐款不能超过1,100元；每年向各个注册政党的竞选团队、竞选人捐款总额不超过1,100元；在特定的选举中对某一个候选人捐款不超过1,100元；在某个政党领袖竞选中向竞选人捐款不超过1,100元。
# p: f7 X- Y. n; V# @2 @
●为自己的选战捐款：
" G$ ^7 L7 Z/ S8 W3 i3 j
提名竞选者、竞选者、党领竞选者可以向自己的选战活动进行额外捐款，这些捐款不算通货膨胀，不在个人捐款限额规定之列。对自己基金或者竞选捐款限额是1000元。
9 U! c0 a+ }5 I1 f0 `; ?* v; Q' l
  l! d0 v. v8 X0 A●现金捐献：任何个人不得用现金支付20元以上的政治捐献。
9 }  Z* D. v8 I* {
8 k0 z: u1 y5 m. Z1 g) E●收据：20元以上的政治捐献必须要开出收据。
' |- I# d5 [. E" V
5 J5 L3 U; I5 b1 P, h! j此外，对于竞选人收受礼物也有新的规定。规定指出，竞选人一旦开始参与竞选或者有竞选意向之后，不得接受任何会影响其政治表现或指责的礼物或者其它馈赠。但是可以接受亲属的馈赠，或者一般馈赠以及外交馈赠。

礼品报告制度要求，投票日以后四个月内，竞选人要向选举总长汇报在此期间受到的价值超过500元的礼物。

●自雇人员做义工也算政治捐献
7 {* m% k) b; h9 N
助选义工提供不收费的义务劳动不算做政治捐献，但是有两种例外。如果服务提供者是自雇人士，本人正常收费的业务在此不收费，不算做免费劳务义工。按照选举把规定义工服务要在该人的工作之余，提供的免费劳务服务才算，并且此人不能由其它雇主支付其劳务费用。
# m, J+ x4 T2 Y7 U5 R: ~* f' T
8 \! a# Z' U+ [. [4 `# n* w因为自雇人士和他人支付工资的义工，是一种非货币形式的政治捐献，因为实际上他们是有工资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服务。这种服务也是需要报告的一种。
( Y* H5 y  q, R5 M. _, X' h5 B$ a
3 z2 e$ n. N9 p$ w/ F1 n
看看他们花了多少钱？

《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从加拿大国会网站获得信息，并且选择了几位华裔小区比较熟悉的国会议员，包括公民和移民部长康尼、新民主党议员邹至蕙、自由党议员詹嘉礼和麦家廉，比较他们不同的费用支出。
# _8 w! z' u8 \, L9 N5 Z4 K
+ p9 H% l+ }/ X; E: R+ X根据记录，他们四人从2009年4月1日到2010年3月31日之间的费用分别是：482,427.24元、530,304.73元、416,318.04元和477,163.01元。

& G' B4 U5 W) B3 B4 N9 ~7 g$ W7 `9 W在旅行支出方面，麦家廉在四人中独占鳌头共享了104,535.75元，最少的是詹嘉礼为30,885元；招待、活动费最多的则是詹嘉礼共7,464.14元，最少的是邹至蕙只用了1,978.16元；但邹至蕙在广告方面毫不示弱，用了 12,323.9元，詹嘉礼广告费竟然是零；除此之外邹至蕙在宣传品印刷方面再次领先，用了97,902.16元，远远超越最少的麦家廉31,477.31元；邹至蕙在信签名片的印刷方面也是远远超越其它3人，用了10,496.39元，而最少的麦家廉只用了384元，全国四处奔波的康尼用了1,765.46元；通讯费方面，詹嘉礼用了60,276.73元，麦家廉是16,186.11元，与康尼的16,716.12元相当；至于办公用品方面，邹至蕙再次排在前列，用去22,864.10元，康尼最少为6,749.78元。在总费用排列上，他们4人的名次是邹至蕙、康尼、麦家廉和詹嘉礼。
$ W8 R3 t$ \* y2 B) w
: j( a& r% D# H# m8 Y& A6 b
1 U/ t6 X6 |, H国会议员接受赞助出访

0 j5 y8 x- h# b$ K1 n按照加拿大道德操守专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国会议员在2005年到2009年之间受海外政府之邀，接受价值约200万的旅行赞助。以2009年为例，总共有54名国会议员（近六分之一）接受过这种招待。

以色列和台湾是最常见的目的地，在这5年的时间里，国会议员们共有101人次去台湾，79人次去以色列，11人次去中国。

比如去以色列的免费旅行不是来自于以色列政府或者个人，都是由在加拿大的以色列小区机构资助成行，资金都是来自加拿大的捐款者。
" |( v: [! R; L# P) S
8 L+ d( H! T5 [) S0 N6 V台湾之行的出资者是中华国际经济合作协会（Chi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这是台湾促进国际双边贸易的一个协会。

2010年的数据显示，国会议员有68人分别96次受邀免费出国。其中20人次前往台湾，通常都是夫妻同行，费用在133,500元以上。这其中有15人是保守党议员，自由党3名，新民主党和魁人党各1名。这些免费旅行的费用包括机票、酒店、礼品等，台湾已经是连续几年名列国会议员免费旅行目的地榜首。
! r8 Z! K5 ~8 Y
以往名列第二的以色列，2010年有10人次国会议员造访 ，其中7次是保守党国会议员，加拿大的以色列团体支付了将近90,500元的费用。 土耳其和巴黎也分别邀请8人次国会议员造访。
+ z2 \0 ~: P/ q3 ], M5 l# N$ n
5 N3 t7 b# E- d/ }, e- q詹嘉礼去年三访中国
: H, n' A2 P, A2 ]' x
2010年国会议员总共有9人次访问中国，自由党占7人次，保守党只占1人次。其中保守党国会议员Gord Brown是由香港经贸处提供的14,000元费用前往香港。

虽然詹嘉礼在这四人的费用中名列最后，旅行支出也最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詹嘉礼出访最少，在接受资助出访外国的排行中，他在国会议员中可谓佼佼者。在自由党议员的7次访问中，詹嘉礼就占了3次，而且3次都是不同的赞助者，总共费用是10,500元。第一次是2010年3月19日到30日访问北京，由中加留学论坛提供4000元旅行费用；第二次是6月7日到17日访问北京和上海，由多华会提供2800元的旅行费用；第三次试8月1日到8日访问赣州，是由赣州市政府提供3700元的费用。

! Y% D* j' w8 J5 f与之比较，2009年詹嘉礼也曾3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3月27日到4月10日，由多华会出资3,500元；第二次从9月4日到14日，由多华会出资3,000元；第三次从10月8日到17日，由邦德学院出资6,000元资助。

詹嘉礼之前曾就出访中国有个回复：“关于我前往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与非政府组织（NGO）旅行到中国时，我都支付了我自己的机票”。而国会信息公开部分数据显示，2年间资助方所提供的6次费用，都注明是用于支付詹嘉礼在中国境内的机票和住宿费用。

  x# x4 f. h/ C2 b5 R/ V坊间反应各不同
4 }7 D) Y' B; ]1 Y1 ^2 V4 {% p
之前有媒体报道，议员到世界各地免费旅行受到加拿大情报局的关注，情报局长法登已经发出警告：外国政府正在增加这种做法，来影响加拿大各级政客的活动。民主观察组织的主席Duff Conacher表示，这是一种广泛的贿赂，是对民主的一种威胁，是不道德的行为。他建议加拿大应该修改相关政策，约束和制止这种行为，防止其它国家借此来改变我们的方向。

但是没有任何政党反对这种免费旅行，也不会互揭短处，因此大众对这种广泛存在的免费礼物知之甚少。自由党联邦外交事务批评家李博认为，确实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此事，但是另一方面国会议员们真的没有其它机会可以到国外看看。他说，联邦没有这项费用来资助议员们出国考察学习，如果你要等批准的话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出去，所以要靠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