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的连载。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4 14:19

这是一本好书，很多人看过，在这里再次推荐给大家看看。转帖，连载，不定期。
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
序言。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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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現在我把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給讀者。這部著作是我１８５９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相隔很久，是由於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斷了我的工作。

　　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的第一章中。這樣做不僅是為了聯貫和完整，敘述方式也改進了。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前書只是略略提到的許多論點，這裡都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相反地，前書已經詳細闡述的論點，這裡只略略提到。關於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的歷史的部分，現在自然完全刪去了。但是前書的讀者可以在本書第一章的注釋中，找到有關這兩種理論的歷史的新材料。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1]以貨幣形式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麼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於成功。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並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象是斤斤於一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鏡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因此，除了價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說這本書難懂。當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學到一些新東西、因而願意自己思考的讀者。

　　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証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証。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裡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裡，由於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苟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國和西歐大陸其他國家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相比是很貧乏的。然而它還是把帷幕稍稍揭開，使我們剛剛能夠窺見幕內美杜莎的頭。如果我國各邦政府和議會象英國那樣，定期指派委員會去調查經濟狀況，如果這些委員會象英國那樣，有全權去揭發真相，如果為此能夠找到象英國工廠視察員、編寫《公共衛生》報告的英國醫生、調查女工童工受剝削的情況以及居住和營養條件等等的英國調查委員那樣內行、公正、堅決的人們，那末，我國的情況就會使我們大吃一驚。柏修斯需要一頂隱身帽來追捕妖怪。我們卻用隱身帽緊緊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認妖怪的存在。

　　決不要在這上面欺騙自己。正象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產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裡，它將採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不管有沒有較高尚的動機，也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寧願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但在這方面，進步仍然是無可懷疑的。以最近幾星期內發表的藍皮書《關於工業和工聯問題同女王陛下駐外公使館的通訊》為例。英國女王駐外使節在那裡坦率地說，在德國，在法國，一句話，在歐洲大陸的一切文明國家，現有的勞資關系的變革同英國一樣明顯，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也在公眾集會上說：在奴隸制廢除後，資本關系和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會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並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甚至在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機體。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將探討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即最後一卷（第四冊）將探討理論史。

　　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於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５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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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跋
　　我首先應當向第一版的讀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顯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處新加的注，都標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說，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確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順便指出，這種雙重敘述是我的朋友，漢諾威的路．庫格曼醫生建議的。１８６７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他勸我說，大多數讀者需要有一個關於價值形式的更帶講義性的補充說明。──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作了詳細的修改，因為在第一版中，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已有的說明，這一節是寫得不夠細致的。第七章，特別是這一章的第二節，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著一一列舉出來。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但是，現在我校閱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譯本時，發現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徹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辭或更仔細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沒有時間這樣做，因為只是在１８７１年秋，正當我忙於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說，書已經賣完了，而第二版在１８７２年１月就要付印。

　　《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

　　在德國，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馮．居利希在他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中，特別是在１８３０年出版的該書的前兩卷中，已經大體上談到了妨礙我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因而也妨礙我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建立的歷史條件。可見，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於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

　　從１８４８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系。而當這種關系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後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還在李嘉圖活著的時候，就有一個和他對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了。[2]

　　隨後一個時期，從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３０年，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科學活動極為活躍。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出色的比賽。當時的情況，歐洲大陸知道得很少，因為論戰大部分是分散在雜志論文、關於時事問題的著作和抨擊性小冊子上。這一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李嘉圖的理論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大工業只是從１８２５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就証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被推到後面：在政治方面是由於糾合在神聖同盟周圍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之間發生了糾紛；在經濟方面是由於工業資本和貴族土地所有權之間發生了紛爭。這種紛爭在法國是隱藏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對立後面，在英國則在谷物法頒布後公開爆發出來。這個時期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文獻，使人想起魁奈醫生逝世後法國經濟學的狂飆時期，但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樣。１８３０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

　　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採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鬥，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甚至以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拋出的強迫人接受的小冊子，由於對地主貴族展開了論戰，即使沒有科學的意義，畢竟也有歷史的意義。但是從羅伯特．皮爾爵士執政以來，這最後一根刺也被自由貿易的立法從庸俗經濟學那裡拔掉了。

　　１８４８年大陸的革命也在英國產生了反應。那些還要求有科學地位、不願單純充當統治階級的詭辯家和獻媚者的人，力圖使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同這時已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的要求調和起來。於是，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為最著名代表的毫無生氣的混合主義產生了。這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關於這一點，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尼．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經濟學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說明。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質在法英兩國通過歷史鬥爭而明顯地暴露出來以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在德國成熟起來，同時，德國無產階級比德國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更明確的階級意識。因此，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看來在德國有可能產生的時候，它又成為不可能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精明的、貪利的實踐家，他們聚集在庸俗經濟學辯護論的最淺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約．斯．穆勒，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德國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衰落時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時期一樣，始終只是學生、盲從者和模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

　　所以，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德國資產階級的博學的和不學無術的代言人，最初企圖象他們在對付我以前的著作時曾經得逞那樣，用沉默置《資本論》於死地。當這種策略已經不再適合時勢的時候，他們就借口批評我的書，開了一些單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是他們在工人報刊上（例如約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文章）遇到了強有力的對手，至今還沒有對這些對手作出答復。[3]

　　１８７２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資本論》的優秀的俄譯本。初版三千冊現在幾乎已售賣一空。１８７１年，基輔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尼．季別爾先生在他的《李嘉圖的價值和資本的理論》一書中就已經証明，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的發展。使西歐讀者在閱讀他的這本出色的著作時感到驚異的，是純理論觀點的始終一貫。

　　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証明。

　　例如，巴黎的《實証論者評論》一方面責備我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於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孔德主義的嗎？）。關於形而上學的責備，季別爾教授指出：

　　“就理論本身來說，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其優點和缺點是一切最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所共有的。”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摘自１８７２年７月和８月《經濟學家雜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說：

　　“馬克思先生通過這部著作而成為一個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國的評論家當然大叫什麼黑格爾的詭辯。彼得堡的《歐洲通報》在專談《資本論》的方法一文（１８７２年５月號第４２７─４３６頁）中，認為我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証法的。作者寫道：

　　“如果從外表的敘述形式來判斷，那末最初看來，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且是德國的即壞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實際上，在經濟學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輩都無法比擬的現實主義者……　決不能把他稱為唯心主義者。”

　　我回答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辦法，是從他自己的批評中摘出幾段話來，這幾段話也會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讀者感到興趣。

　　這位作者先生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４─７頁，在那裡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中摘引一段話後說：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　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証明一定的社會關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証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証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　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的第一版的扉頁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兩種事實盡量準確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準確地把各種秩序的序列、把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聯貫性和聯系研究清楚……　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　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　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　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証明，各種社會機體象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　由於各種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　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　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考察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証方法嗎？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三十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証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証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模仿者們，卻已高興地象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森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因此，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証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証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証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証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台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証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裡去。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４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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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版序言
致莫裡斯．拉沙特爾公民

　　親愛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冊出版《資本論》的譯本，我很讚同。這本書這樣出版，更容易到達工人階級的手裡，在我看來，這種考慮是最為重要的。

　　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壞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於追求結論，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系，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

　　這是一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一點，並提醒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親愛的公民，請接受我對您的忠誠。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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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版跋
　　約．魯瓦先生保証盡可能準確地、甚至逐字逐句地進行翻譯。他非常認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正因為他那樣認真，我不得不對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讀者更容易理解。由於本書分冊出版，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處處一樣仔細，文體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擔負校正工作後，我就感到作為依據的原本（德文第二版）應當作一些修改，有些論述要簡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補充的歷史材料或統計材料要加進去，一些批判性評注要增加，等等。不管這個法文版本有怎樣的文字上的缺點，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獨立的科學價值，甚至對懂德語的讀者也有參考價值。

　　下面是我從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幾段，是有關政治經濟學在德國的發展和本書運用的方法的。

卡爾．馬克思
１８７５年４月２８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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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馬克思不幸已不能親自進行這個第三版的付印準備工作。這位大思想家──現在，連反對他的人也拜服他的偉大了──已於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個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他給我的教益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現在，不論出版這個第三版的任務，還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第二卷的任務，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這裡，我應該告訴讀者，我是怎樣履行前一項任務的。

　　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寫一下，把某些論點表達得更明確一些，把新的論點增添進去，把直到最近時期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補充進去。由於他的病情和急於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棄了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當時出版的法文版（《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ａｒ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Ｐａｒｉｓ，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１８７３）中已有的增補收了進去。

　　在馬克思的遺物中，我發現了一個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標明何處應參看法文版；同時還發現了一個法文本，其中準確地標出了所要採用的地方。這些修改和增補，除少數外，都屬於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即資本的積累過程那一篇。舊版的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於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過比較徹底的修改。因此，這一篇的文體更加生動活潑，更加一氣呵成，但也更不講究，夾雜英文語氣，有不明確的地方；敘述過程中間或有不足之處，因為個別重要論點只是提了一下。

　　說到文體，馬克思親自徹底校訂了許多章節，並且多次作過口頭指示，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去取舍英文術語和英文語氣。馬克思一定還會修改那些增補的地方，並且用他那精練的德語代替流暢的法語；而我只要把它們移譯過來，盡量和原文協調一致，也就滿足了。

　　因此，在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確定作者自己是否會修改的地方，我一個字也沒有改。我也沒有想到把德國經濟學家慣用的一些行話弄到《資本論》裡面來。例如，這樣一種費解的行話：把通過支付現金而讓別人為自己勞動的人叫做勞動給予者，把為了工資而讓別人取走自己的勞動的人叫做勞動受取者。法文ｔｒａｖａｉｌ〔勞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職業”的意思。但是，如果有個經濟學家把資本家叫做ｄｏｎｎｅｕｒ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勞動給予者〕，把工人叫做ｒｅｃｅｖｅｕｒ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勞動受取者〕，法國人當然會把他看作瘋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處使用的英制貨幣和度量衡單位換算成新德制單位。在第一版出版時，德制度量衡種類之多，猶如一年的天數那樣，馬克有兩種（帝國馬克當時還只存在於澤特貝爾的頭腦中，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發明的），古爾登有兩種，塔勒至少有三種，其中一種以“新三分之二”為單位。在自然科學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場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部幾乎完全要從英國的工業狀況中取得實際例証的著作來說，採用英制計量單位是很自然的。這後一種理由直到今天還有決定意義，尤其因為世界市場上的有關情況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制鐵業和棉紡織業，至今通用的還幾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後，我說幾句關於馬克思的不大為人們了解的引証方法。在單純敘述和描寫事實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國藍皮書）自然是作為簡單的例証。而在引証其他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的地方，情況就不同了。這種引証只是為了確定：一種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思想，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的。這裡考慮的只是，所提到的經濟見解在科學史上是有意義的，能夠多少恰當地從理論上表現當時的經濟狀況。至於這種見解從作者的觀點來看是否還有絕對的或相對的意義，或者完全成為歷史上的東西，那是毫無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証只是從經濟科學的歷史中摘引下來作為正文的注解，從時間和首倡者兩方面說明經濟理論中各個比較重要的成就。這種工作在這樣一種科學上是很必要的，這種科學的歷史著作家們一直只是以懷有偏見、不學無術、追名逐利而著稱。──現在我們也會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說的情況一樣，為什麼馬克思只是在極例外的場合才引証德國經濟學家的言論。

　　第二卷可望在１８８４年出版。

弗裡德思希．恩格斯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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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言
　　關於《資本論》英譯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了。但是鑒於本書闡述的理論幾年前就已經為英美兩國的定期刊物和現代著作經常提到，被攻擊或辯護，被解釋或歪曲，倒是需要說明一下為什麼這個英譯本延遲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於１８８３年逝世後不久，我們就明顯地感到這部著作確實需要一個英文版本，當時賽米爾．穆爾先生（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這部著作）同意擔任馬克思的遺著處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譯本的翻譯工作。我們商定，由我對照原文校訂譯稿，並且在我認為適當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見。但是後來，我們看到，穆爾先生本身的業務使他不能如我們大家所期待的那樣很快完成翻譯工作，於是我們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議，由他擔任一部分翻譯工作。同時，馬克思的小女兒艾威林夫人建議，由她核對引文，把引自英國作者和藍皮書並由馬克思譯成德文的許多文句恢復成原文。除了少數無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這項工作。

　　本書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譯的：１．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２．第六篇（工資，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３．第二十四章第四節（決定積累量的情況）至本書結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後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４．作者的兩篇序言。其余部分全是穆爾先生翻譯的。因此，譯者只對各自的譯文負責，而我對整個工作負全部責任。

　　我們全部譯文所依據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１８８３年利用作者遺留的筆記整理的，筆記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應當改成１８７３年法文版標出的文句。[4]第二版原文中這樣修改的地方，和馬克思曾經為一個英譯本（大約十年前在美國有人打算出版的一個英譯本，但主要由於沒有十分合適的譯者而作罷）所寫的許多書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體相同。這份手稿是由我們的老朋友，新澤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爾格提供給我們的。手稿指出，還有一些地方應該按照法文版進行補充；但是因為這份手稿是早在馬克思對第三版作最後指示的前幾年寫的，所以我不敢隨便利用它，除非在個別情況下，並且主要是在它有助於我們解決某些疑難問題的情況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數有疑難問題的句子，我們也參考了法文本，因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義而在翻譯中不得不舍棄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棄的。

　　可是，有一個困難是我們無法為讀者解除的。這就是：某些術語的應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化學是最好的例証，它的全部術語大約每二十年就徹底變換一次，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有機化合物不是先後擁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稱的。政治經濟學通常滿足於照搬工商業生活上的術語並運用這些術語，完全看不到這樣做會使自己局限於這些術語所表達的觀念的狹小範圍。例如，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完全知道，利潤和地租都不過是工人必須向自己雇主提供的產品中無酬部分（雇主是這部分產品的第一個佔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後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這樣，它也從來沒有超出通常關於利潤和地租的概念，從來沒有把產品中這個無酬部分（馬克思稱它為剩余產品），就其總和即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過，因此，也從來沒有對它的起源和性質，對制約著它的價值的以後分配的那些規律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同樣，一切產業，除了農業和手工業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業（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這個術語中，這樣，經濟史上兩個重大的本質不同的時期即以手工分工為基礎的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和以使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時期的區別，就被抹殺了。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恆的最終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

　　關於作者的引証方法，不妨說幾句。在大多數場合，也和往常一樣，引文是用作証實文中論斷的確鑿証據。但在不少場合，引証經濟學著作家的文句是為了証明：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某一觀點。只要引用的論點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多少恰當地表現某一時期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和交換條件，馬克思就加以引証，至於馬克思是否承認這種論點，或者說，這種論點是否具有普遍意義，那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証是從科學史上摘引下來並作為注解以充實正文的。

　　我們這個譯本只包括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這第一卷是一部相當完整的著作，並且二十年來一直被當作一部獨立的著作。１８８５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於沒有第三卷，顯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１８８７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時，再考慮準備第二、三兩卷的英文版也為時不晚。

　　《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不僅在德國和瑞士是這樣，而且在法國，在荷蘭和比利時，在美國，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這樣；各地的工人階級都越來越把這些結論看成是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國，馬克思的理論正是在目前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個運動在“有教養者”隊伍中的傳播，不亞於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傳播。但這並不是一切。徹底研究英國的經濟狀況成為國民的迫切需要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這個國家的工業體系的運動，──沒有生產的從而沒有市場的經常而迅速的擴大，這種運動就不可能進行，──已趨於停滯。自由貿易已經無計可施了；甚至曼徹斯特對自己這個昔日的經濟福音也發生了懷疑。[5]迅速發展的外國工業，到處直接威脅著英國的生產，不僅在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上，而且在中立市場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峽的此岸都是這樣。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１８２５年至１８６７年每十年反復一次的停滯、繁榮、生產過剩和危機的周期，看來確實已經結束，但這只是使我們陷入無止境的經常蕭條的絕望泥潭。人們憧憬的繁榮時期將不再來臨；每當我們似乎看到繁榮時期行將到來的種種預兆，這些預兆又消失了。而每一個冬天的來臨都重新提出這一重大問題：“怎樣對待失業者”；雖然失業人數年復一年地增加，卻沒有人解答這個問題；失業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來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刻，幾乎指日可待了。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刻，應當傾聽這樣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他從這種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歐洲，英國是唯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並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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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盡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後確定下來。我是怎樣實現這一要求的，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根據再一次對照法文版和根據馬克思親手寫的筆記，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補充到德文原文中去。這些補充是在第８０頁（第３版第８８頁）、第４５８─４６０頁（第３版第５０９─５１０頁）、第５４７─５５１頁（第３版第６００頁）、第５９１─５９３頁（第３版第６４４頁）和第５９６頁（第３版第６４８頁）注７９。此外，我還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個很長的關於礦工的注解（第３版第５０９─５１５頁）移入正文（第４版第４６１─４６７頁）。其他一些小改動都是純技術性的。

　　其次，我還補加了一些說明性的注釋，特別是在那些由於歷史情況的改變看來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這些補加的注釋都括在四角括號裡，並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或《Ｄ．Ｈ．》。

　　最近出版英文版時，曾對許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訂，這是很必要的。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不辭勞苦，對所有引文的原文都進行了核對，使佔引文絕大多數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轉譯，而是它原來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時，我必須參考這個恢復了原文的版本。在參考中發現了某些細小的不確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頁碼弄錯了（這一部分是由於從筆記本上轉抄時抄錯了，一部分是由於前三版堆積下來的排印的錯誤）；有的引號和省略號放錯了位置（從札記本上抄錄這麼多的引文，這種差錯是不可避免的）；還有某些引文在翻譯時用字不很恰當。有一些引文是根據馬克思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在巴黎記的舊筆記本抄錄的，當時馬克思還不懂英語，他讀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是讀的法譯本；那些經過兩次轉譯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圖亞特、尤爾等人著作的話就是如此。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為根據。其他一些細小的不確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對照一下，讀者就會看出，所有這些細微的改正，並沒有使本書的內容有絲毫值得一提的改變。只有一段引文沒有找到出處，這就是理查．瓊斯的一段話（第４版第５６２頁注４７）；多半是馬克思把書名寫錯了。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說服力，甚至由於現在更加確切而更加具有說服力了。

　　不過，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據我所知，馬克思的引文的正確性只有一次被人懷疑過。由於馬克思逝世後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講一講。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德國工廠主聯盟的機關刊物柏林《協和》雜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標題是《卡爾．馬克思是怎樣引証的》。這篇文章的作者義憤填膺、粗暴無禮地指責馬克思歪曲地引証了格萊斯頓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預算演說中的話（這句話引用在１８６４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並且在《資本論》第１卷第４版第６１７頁即第３版第６７０─６７１頁上再次引用）。這句話就是：“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這篇文章的作者說，在《漢薩德》的（準官方的）速記記錄中根本沒有馬克思引的這句話。“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這句話。他在演說中說的和這句話正好相反。〈接著是黑體字〉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實質上增添了這句話！”

　　馬克思在５月接到了這一期《協和》雜志，他在６月１日的《人民國家報》上回答了這個匿名作者。由於當時他已記不起這一句話是引自哪一家報紙的報道，所以只得從兩種英文出版物中舉出意思完全相同的這句話，接著他引用了《泰晤士報》的報道。根據這一報道，格萊斯頓說：

　　“從財富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的狀況就是這樣。我應當承認，我幾乎會懷著憂慮和悲痛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我相信，這種增長僅限於富裕階級的話。這裡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狀況。我剛剛描述的增長，亦即以我認為十分確切的材料為根據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

　　可見，格萊斯頓在這裡是說，如果事實如此，他將感到悲痛，而事實確實是：實力和財富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至於準官方的《漢薩德》，馬克思接著說道：“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從事後經過炮制的他的這篇演說中刪掉了無疑會使他這位英國財政大臣聲譽掃地的一句話；不過，這是英國常見的議會傳統，而決不是小拉斯克爾反對倍倍爾的新發明。”

　　這個匿名作者越來越惱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復（７月４日《協和》雜志）中，拋開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慣例”只能根據速記記錄引用議會演說；但接著他硬說，《泰晤士報》的報道（其中有這句“增添”的話）和《漢薩德》的報道（其中沒有這句話）“在實質上完全一致”，還說什麼《泰晤士報》的報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這個聲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這位先生卻盡量避而不談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這種所謂“正好相反”的意思外，還恰恰有那個“聲名狼藉的地方”。不過，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難於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証明的通篇“無恥地撒謊”的文章，塞滿了極其難聽的罵人話，什麼“惡意”，“不誠實”，“捏造的材料”，“那個捏造的引文”，“無恥地撒謊”，“完全是偽造的引文”，“這種偽造”，“簡直無恥”，等等。同時他又設法暗地裡使爭論的問題轉向新的方面，並預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我們〈即這個“不會捏造的”匿名作者〉認為格萊斯頓的話包含什麼意思”。好象他那無關緊要的見解還有點意義似的！這另一篇文章在７月１１日的《協和》雜志上刊登出來了。

　　馬克思在８月７日的《人民國家報》上又作了一次答辯，這次還引用了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晨星報》和《晨報》的有關的地方。根據這兩家報紙的報道，格萊斯頓說，他會懷著憂慮……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他相信，增長只限於富裕階級的話，而這種增長確實只限於佔有財產的階級；可見，在這兩種報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復著所謂馬克思“增添”的那句話。馬克思接著把《泰晤士報》的字句同《漢薩德》的字句加以對比後再一次斷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種互不相幹的報紙在這一點上完全相同的報道，顯而易見地証實了這句話的真實性，而這句話在根據某種“慣例”審查過的《漢薩德》中卻沒有，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格萊斯頓“事後隱瞞了”。馬克思最後聲明，他沒有時間再同匿名作者爭辯，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覺得夠了，至少馬克思以後再沒有收到《協和》雜志。

　　這個事件看來就此終結而被人遺忘了。誠然後來有一兩次從一些同劍橋大學有來往的人那裡傳來一些神秘的謠言，說什麼馬克思在《資本論》裡犯了寫作上的大錯，但無論怎樣仔細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確實的結果。可是，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即馬克思逝世後八個月，《泰晤士報》上登載了一封劍橋三一學院的來信，署名是塞德萊．泰勒。這個搞最溫和的合作運動的小人物在來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們終於不僅弄清了劍橋的謠言，而且也弄清了《協和》雜志上的那個匿名作者。

　　這個三一學院的小人物寫道：

　　“使人特別驚異的是，布倫坦諾教授（當時在布勒斯勞，現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終於……揭露了在國際〈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萊斯頓演說時所懷的惡意。卡爾．馬克思先生……曾企圖為此進行辯護，但很快就被布倫坦諾巧妙的攻擊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掙紮中還敢於斷言，格萊斯頓先生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泰晤士報》刊登他的演說原文之後，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漢薩德》登載的演說記錄，刪掉了一句無疑會使他這位英國財政大臣聲譽掃地的話。當布倫坦諾通過仔細地對比不同的文本，証明《泰晤士報》和《漢薩德》的報道彼此一致，絕對沒有通過狡猾的斷章取義而給格萊斯頓的話硬加上的那個意思時，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進行論戰！”

　　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倫坦諾先生在《協和》雜志上發動的匿名攻擊，在劍橋生產合作社的幻想小說中是多麼輝煌！你看，這個德國工廠主聯盟的聖喬治這樣擺著架式，這樣挺著劍，進行“巧妙的攻擊”，而惡龍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腳下，“在垂死的掙紮中”斷了氣！

　　但這種阿裡歐斯托式的全部戰鬥描寫，只是為了掩蓋我們這位聖喬治的詭計。他在這裡再也不提什麼“增添”，什麼“偽造”，而只是說“狡猾的斷章取義”了。整個問題完全轉向另一個方面了，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聖喬治和他的劍橋的衛士當然非常清楚。

　　愛琳娜．馬克思在《今日》月刊（１８８４年２月）上對泰勒做了答辯──因為《泰晤士報》拒絕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辯論歸結到原來的這一點上：是不是馬克思“增添”了這句話？塞德萊．泰勒先生回答說，在他看來，在馬克思和布倫坦諾之間的爭論中，

　　“格萊斯頓先生的演說中是否有這句話完全是次要問題，更主要的是，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正確傳達格萊斯頓的意思，還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著，他承認說，《泰晤士報》的報道“的確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確地推斷，也就是照自由主義的格萊斯頓的意思推斷，據說整個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萊斯頓所想說的那個意思（１８８４年３月《今日》月刊）。這裡最可笑的是，雖然照匿名的布倫坦諾所說，按“慣例”應當從《漢薩德》引証，《泰晤士報》的報道“必然很粗糙”，但我們這個劍橋的小人物卻固執地不從《漢薩德》引証，而從《泰晤士報》引証。當然，《漢薩德》上根本沒有這句倒霉的話！

　　愛琳娜．馬克思沒有費很大力氣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駁倒了這個論據。要麼泰勒先生讀過１８７２年的論戰文章，如果是這樣，那他現在就是在“撒謊”，他的撒謊表現在：他不但“增添”了原來沒有的東西，而且“否定”了原來已有的東西。要麼他根本沒有讀過這些論戰文章，那他就根本無權開口。無論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倫坦諾控告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現在他不是控告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馬克思刪掉了一句重要的話。其實這句話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５頁上，只在這句所謂“增添”的話上面幾行。至於格萊斯頓演說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馬克思指出了（《資本論》第６１８頁注１０５，即第３版第６７２頁）“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斷出現的顯著的矛盾”！不過，他不象塞德萊．泰勒那樣企圖把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義的溫情之中。愛．馬克思在答辯的結尾說：“事實上完全相反。馬克思既沒有刪掉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也絕對沒有‘增添’任何東西。他只是把格萊斯頓在演說中確實說過、而又用某種方法從《漢薩德》的報道中抹掉的一句話重新恢復，使它不致被人們遺忘。”

　　從此以後，連塞德萊．泰勒先生也閉口不言了。大學教授們所發動的整個這場攻擊，在兩大國持續二十年之久，而其結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懷疑馬克思寫作上的認真態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倫坦諾先生不會再相信《漢薩德》象教皇般永無謬誤那樣，塞德萊．泰勒先生今後也將不會再相信布倫坦諾先生的文壇戰報了。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５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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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這樣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為甚至斐．拉薩爾著作中反對舒爾采－德里奇的部份，即他聲稱已經提出我對那些問題的闡述的“思想精髓”的部份，也包含著嚴重的誤解。順便說一下，斐．拉薩爾經濟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論原理，如關於資本的歷史性質，關於生產關係何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系等等，幾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創造的術語──從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沒有說明出處，這樣做顯然是出於宣傳上的考慮。我當然不是說他在細節上的論述和實際上的應用，這同我沒有關係。
[2] 見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３９頁。
[3] 德國庸俗經濟學的油嘴滑舌的空談家，指責我的著作的文體和敘述方法。沒有人會比我本人更嚴厲地評論《資本論》的文字上的缺點。然而，為了使這些先生及其讀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這裡引用一篇英國的和一篇俄國的評論。同我的觀點完全敵對的《星期六評論》在其關於德文第一版的短評中說到：敘述方法“使最枯燥無味的經濟問題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０日的《聖彼得堡消息報》也說：“除了少數太專門的部份以外，敘述的特點是通俗易懂，明確，儘管研究對象的科學水平很高卻非常生動。在這方面，作者……和大多數德國學者大不相同，這些學者……用含糊不清、枯燥無味的語言寫書，以致普通人看了腦袋都要裂開。”但是，對現代德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教授的著作的讀者說來，要裂開的是和腦袋完全不同的東西。
[4] 《資本論》，卡爾．馬克思著，莫．約．魯瓦譯，全文由作者校閱，由拉沙特爾在巴黎出版。這個譯本，特別是該書的最後一部份，對德文第２版做了相當多的修改和補充。
[5] 在今天下午舉行的曼徹斯特商會季度會議上，對自由貿易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會上曾提出決議案：“鑒於我們徒然等了４０年時間，尚未見到其它國家效法英國的自由貿易，本商會認為，現在已到了重新考慮自己立場的時候。”決議案僅以一票之差被否決，即２１票贊成，２２票反對。──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１日《旗幟晚報》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4 14:44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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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品
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
相對價值形式
相對價值形式的內容
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規定性
等價形式
簡單價值形式的總體
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
特殊等價形式
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一般價值形式
價值形式的變化了的性質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發展關系
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
貨幣形式
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
１．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1]，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2]這裡的問題也不在於物怎樣來滿足人的需要，是作為生活資料即消費起來直接滿足，還是作為生產資料來間接滿足。

　　每一種有用物，如鐵、紙等等，都可以從質和量兩個角度來考察。每一種這樣的物都是許多屬性的總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發現這些不同的方面，從而發現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3]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會尺度，也是這樣。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於被計量的物的性質不同，部分是由於約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4]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因此，商品體本身，例如鐵、小麥、金鋼石等等，就是使用價值，或財物。商品體的這種性質，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屬性所耗費的勞動的多少沒有關系。在考察使用價值時，總是以它們有一定的量為前提，如幾打表，幾碼布，幾噸鐵等等。商品的使用價值為商品學這門學科提供材料。[5]使用價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在我們所要考察的社會形式中，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6]，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因此，交換價值好象是一種偶然的、純粹相對的東西，也就是說，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似乎是一個形容語的矛盾。[7]現在我們進一步考察這個問題。

　　某種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麥，同ｘ量鞋油或ｙ量綢緞或ｚ量金等等交換，總之，按各種極不相同的比例同別的商品交換。因此，小麥有許多種交換價值，而不是只有一種。既然ｘ量鞋油、ｙ量綢緞、ｚ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麥的交換價值，那麼，ｘ量鞋油、ｙ量綢緞、ｚ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夠互相代替的或同樣大的交換價值。由此可見，第一，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等同的東西。第二，交換價值只能是可以與它相區別的某種內容的表現方式，“表現形式”。

　　我們再拿兩種商品例如小麥和鐵來說。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一定量的小麥等於若干量的鐵，如１夸特小麥＝ａ擔鐵。這個等式說明什麼呢？它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裡面，即在１夸特小麥和ａ擔鐵裡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因而這二者都等於第三種東西，後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樣，二者中的每一個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

　　用一個簡單的幾何學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為了確定和比較各種直線形的面積，就把它們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現──底乘高的一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同樣要化成一種共同東西，各自代表這種共同東西的多量或少量。

　　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商品的物體屬性只是就它們使商品有用，從而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來說，才加以考慮。另一方面，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於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只要比例適當，一種使用價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種使用價值完全相等。或者象老巴爾本說的：

　　“只要交換價值相等，一種商品就同另一種商品一樣。交換價值相等的物是沒有任何差別或區別的。”[8]

　　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裡也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那麼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什麼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麼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

　　現在我們來考察勞動產品剩下來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

　　我們已經看到，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如果真正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就得到剛才已經規定的它們的價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研究的進程會使我們再把交換價值當作價值的必然的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來考察，但現在，我們應該首先不管這種形式來考察價值。

　　可見，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體現或物化在裡面。那麼，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

　　可能會有人這樣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那麼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費的時間越多。但是，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體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在這裡是當作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每一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別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從而在商品的生產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例如，在英國採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9]在這裡，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10]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11]

　　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例如，同一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８蒲式耳小麥，在歉收年只表現為４蒲式耳。同一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而發現金剛石平均要花很多勞動時間。因此，很小一塊金剛石就代表很多勞動。傑科布曾經懷疑金是否按其全部價值支付過。至於金剛石，就更可以這樣說了。厄什韋葛說過，到１８２３年，巴西金剛石礦八十年的總產量的價格還趕不上巴西甘蔗種植園或咖啡種植園一年半平均產量的價格，雖然前者代表的勞動多得多，從而價值也多得多。如果發現富礦，同一勞動量就會表現為更多的金剛石，而金剛石的價值就會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勞動把煤變成金剛石，金剛石的價值就會低於磚的價值。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並不是由於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產起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而且不只是單純為別人。中世紀農民為封建主生產交代役租的糧食，為神父生產納什一稅的糧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糧食，還是納什一稅的糧食，都並不因為是為別人生產的，就成為商品。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通過交換，轉到把它當作使用價值使用的人的手裡。｝[11a]最後，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用，那麼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

２．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起初我們看到，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後來表明，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証明了的。[12]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因此，在這裡要較詳細地加以說明。

　　我們就拿兩種商譬如１件上衣和１０碼麻布來說。假定前者的價值比後者的價值大一倍。假設１０碼麻布＝Ｗ，則１件上衣＝２Ｗ。

　　上衣是滿足一種特殊需要的使用價值。要生產上衣，就需要進行特定種類的生產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對象、手段和結果決定的。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由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我們簡稱為有用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勞動總是聯系到它的有用效果來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同樣，決定它們存在的勞動即縫和織，也是不同質的。如果這些物不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從而不是不同質的有用勞動的產品，它們就根本不能作為商起來互相對立。上衣不會與上衣交換，一種使用價值不會與同種的使用價值交換。

　　各種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總和，表現了同樣多種的、按照屬、種、科、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即表現了社會分工。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並不成為商品。或者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的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通過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起來實現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

　　可見，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採取商品形式的社會裡，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裡，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

　　對上衣來說，無論是裁縫自己穿還是他的顧客穿，都是一樣的。在這兩種場合，它都是起使用價值的作用。同樣，上衣和生產上衣的勞動之間的關系，也並不因為裁縫勞動成為專門職業，成為社會分工的一個獨立的部分就有所改變。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當裁縫以前，人已經縫了幾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種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質財富要素，總是必須通過某種專門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質適合於特殊的人類需要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創造出來。因此，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價值，簡言之，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種不同的有用勞動的總和除外，總還剩有一種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人在生產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就是說，只能改變物質的形態。[13]不僅如此，他在這種改變形態的勞動中還要經常依靠自然力的幫助。因此，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

　　現在，我們放下作為使用物品的商品，來考察商品價值。

　　我們曾假定，上衣的價值比麻布大一倍。但這只是量的差別，我們先不去管它。我們要記住的是，假如１件上衣的價值比１０碼麻布的價值大一倍，那麼，２０碼麻布就與１件上衣具有同樣的價值量。作為價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實體的物，是同種勞動的客觀表現。但縫和織是不同質的勞動。然而在有些社會狀態下，同一個人時而縫時而織，因此，這兩種不同的勞動方式只是同一個人的勞動的變化，還不是不同的人的專門固定職能，正如我們的裁縫今天縫上衣和明天縫褲子只是同一個人的勞動的變化一樣。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裡，隨著勞動需求方向的改變，總有一定部分的人類勞動時而採取縫的形式，時而採取織的形式。勞動形式發生這種變換時不可能沒有摩擦，但這種變換是必定要發生的。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盡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都是人類勞動。這只是耗費人類勞動力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當然，人類勞動力本身必須已有一定的發展，才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耗費。但是，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將軍或銀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極卑微的角色一樣[14]，人類勞動在這裡也是這樣。它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簡單平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裡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証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15]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因此，正如在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差別被抽去一樣，在表現為這些價值的勞動中，勞動的有用形式即縫和織的區別也被抽去了。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產活動同布和紗的結合，而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不過是同種勞動的凝結，同樣，這些價值所包含的勞動之所以算作勞動，並不是因為它們同布和紗發生了生產的關系，而只是因為它們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正是由於縫和織具有不同的質，它們才是形成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於它們的特殊的質被抽去，由於它們具有相同的質，即人類勞動的質，它們才是上衣價值和麻布價值的實體。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僅是價值，而且是一定量的價值。我們曾假定，１件上衣的價值比１０碼麻布的價值大一倍。它們價值量的這種差別是從哪裡來的呢？這是由於麻布包含的勞動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產後者所要耗費勞動力的時間必須比生產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種勞動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是怎樣勞動，什麼勞動的問題，在後一種情況下，是勞動多少，勞動時間多長的問題。既然商品的價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那麼，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種商品應該總是等量的價值。

　　如果生產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不變，上衣的價值量就同上衣的數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ｘ個工作日，兩件上衣就代表２ｘ個工作日，依此類推。假定生產一件上衣的必要勞動增加一倍或減少一半。在前一種場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兩件上衣的價值，在後一種場合，兩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價值，雖然在這兩種場合，上衣的效用和從前一樣，上衣包含的有用勞動的質也和從前一樣。但生產上衣所耗費的勞動量有了變化。

　　更多的使用價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質財富，兩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兩件上衣可以兩個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個人穿，依此類推。然而隨著物質財富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這種對立的運動來源於勞動的二重性。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麼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會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16]

３．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商品是以鐵、麻布、小麥等等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的。這是它們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們所以是商品，只因為它們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因此，它們表現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於它們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

　　商品的價值對象性不同於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對它怎麼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麼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現在我們必須回到價值的這種表現形式。

　　誰都知道──即使他別的什麼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們使用價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鮮明對照的、共同的價值形式，即貨幣形式。但是在這裡，我們要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沒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這種貨幣形式的起源，就是說，探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這樣，貨幣的謎就會隨著消失。顯然，最簡單的價值關系就是一個商品同另一個不同種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種商品都一樣）的價值關系。因此，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為一個商品提供了最簡單的價值表現。

Ａ．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或ｘ量商品Ａ值ｙ量商品Ｂ。（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碼麻布值１件上衣。）

（１）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
　　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這個形式確實困難。

　　兩個不同種的商品Ａ和Ｂ，如我們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這裡顯然起著兩種不同的作用。麻布通過上衣表現自己的價值，上衣則成為這種價值表現的材料。前一個商品起主動作用，後一個商品起被動作用。前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為相對價值，或者說，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後一個商品平等價物的作用，或者說，處於等價形式。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同時又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兩端即兩極；這兩種形式總是分配在通過價值表現互相發生關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來表現麻布的價值。２０碼麻布＝２０碼麻布，這不是價值表現。相反，這個等式只是說，２０碼麻布無非是２０碼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要求有另一個與麻布相對立的商品處於等價形式。另一方面，這另一個充當等價物的商品不能同時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它不表現自己的價值。它只是為別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提供材料。

　　誠然，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碼麻布值１件上衣，這種表現也包含著相反的關系：１件上衣＝２０碼麻布，或１件上衣值２０碼麻布。但是，要相對地表現上衣的價值，我就必須把等式倒過來，而一旦我這樣做，成為等價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見，同一個商品在同一個價值表現中，不能同時具有兩種形式。不僅如此，這兩種形式是作為兩極互相排斥的。

　　一個商品究竟是處於相對價值形式，還是處於與之對立的等價形式，完全取決於它當時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地位，就是說，取決於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表現價值的商品。

（２）相對價值形式
（ａ）相對價值形式的內容
　　要發現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表現怎樣隱藏在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中，首先必須完全撇開這個價值關系的量的方面來考察這個關系。人們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在價值關系中只看到兩種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們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為同一單位後，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為同一單位的表現，才是同名稱的，因而是可通約的。[17]

　　不論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件上衣，或＝ｘ件上衣，也就是說，不論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個這樣的比例總是包含這樣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是同一單位的表現，是同一性質的物。麻布＝上衣是這一等式的基礎。

　　但是，這兩個被看作質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價值得到表現。是怎樣表現的呢？是通過同上衣的關系，把上衣當作它的“等價物”，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在這個關系中，上衣是價值的存在形式，是價值物，因為只有作為價值物，它才是與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價值顯示出來了，或得到了獨立的表現，因為麻布只有作為價值才能把上衣當作等值的東西，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體。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學實體──碳（Ｃ）、氫（Ｈ）、氧（Ｏ）構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構成，即Ｃ４Ｈ８Ｏ２。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與丁酸相等，那麼，在這個關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Ｃ４Ｈ８Ｏ２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說，丁酸也是由Ｃ４Ｈ８Ｏ２構成的。可見，通過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與自身的物體形態不同的化學實體被表現出來了。

　　如果我們說，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那麼，我們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但是並沒有使它們具有與它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在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的價值關系中，情形就不是這樣。在這裡，一個商品的價值性質通過該商品與另一個商品的關系而顯露出來。

　　例如當上衣作為價值物被看作與麻布相等時，前者包含的勞動就被看作與後者包含的勞動相等。固然，縫上衣的勞動是一種與織麻布的勞動不同的具體勞動。但是，把縫看作與織相等，實際上就是把縫化為兩種勞動中確實等同的東西，化為它們的人類勞動的共同性質。通過這種間接的辦法還說明，織就它織出價值而論，也和縫毫無區別，所以是抽象人類勞動。只有不同種商品的等價表現才使形成價值的勞動的這種特殊性質顯示出來，因為這種等價表現實際上是把不同種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種勞動化為它們的共同東西，化為一般人類勞動。[17a]

　　然而，只把構成麻布價值的勞動的特殊性質表現出來，是不夠的。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要使麻布的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必須使它表現為一種“對象性”，這種對象性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同時又是麻布與其他商品所共有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麻布的價值關系中，上衣是當作與麻布同質的東西，是當作同一性質的物，因為它是價值。在這裡，它是當作表現價值的物，或者說，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價值的物。當然，上衣，作為商品體的上衣，只是使用價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塊麻布一樣，不表現價值。這只是証明，上衣在同麻布的價值關系中，比在這種關系之外，多一層意義，正象許多人穿上鑲金邊的上衣，比不穿這種上衣，多一層意義一樣。

　　在上衣的生產上，人類勞動力的確是以縫的形式被耗費的。因此，上衣中積累了人類勞動。從這方面看，上衣是“價值承擔者”，雖然它的這種屬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來的。在麻布的價值關系中，上衣只是顯示出這一方面，也就是當作物體化的價值，當作價值體。即使上衣扣上了紐扣，麻布在它身上還是認出與自己同宗族的美麗的價值靈魂。但是，如果對麻布來說，價值不同時採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價值。例如，如果在Ａ看來，陛下不具有Ｂ的儀表，因而不隨著國王的每次更換而改變容貌、頭發等等，Ａ就不會把Ｂ當作陛下。

　　可見，在上衣成為麻布的等價物的價值關系中，上衣形式起著價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價值是表現在商品上衣的物體上，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上。作為使用價值，麻布是在感覺上與上衣不同的物；作為價值，它卻是“與上衣等同的東西”，因而看起來就象上衣。麻布就這樣取得了與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它的價值性質通過它和上衣相等表現出來，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過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現出來一樣。

　　我們看到，一當麻布與別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時，商品價值的分析向我們說明的一切，現在就由麻布自己說出來了。不過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曉的語言即商品語言來表達它的思想。為了說明勞動在人類勞動的抽象屬性上形成它自己的價值，它就說，上衣只要與它相等，從而是價值，就和麻布一樣是由同一勞動構成的。為了說明它的高尚的價值對象性不同於它的僵硬的物體，它就說，價值看起來象上衣，因此它自己作為價值物，就同上衣相象，正如兩個雞蛋相象一樣。順便指出，除希伯來語以外，商品語言中也還有其他許多確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達商品Ｂ同商品６６Ａ相等是商品Ａ自己的價值表現，德文《Ｗｅｒｔｓｅｉｎ》〔價值，價值存在〕就不如羅曼語的動詞ｖａｌｅｒｅ，ｖａｌｅｒ，ｖａｌｏｉｒ〔值〕表達得確切。巴黎確實值一次彌撒！

　　可見，通過價值關系，商品Ｂ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Ａ的價值形式，或者說，商品Ｂ的物體成了反映商品Ａ的價值的鏡子。[18]商品Ａ同作為價值體，作為人類勞動的化身的商品Ｂ發生關系，就使Ｂ的使用價值成為表現Ａ自己價值的材料。在商品Ｂ的使用價值上這樣表現出來的商品Ａ的價值，具有相對價值形式。

（ｂ）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規定性
　　凡是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１５舍費耳小麥、１００磅咖啡等等。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著一定量的人類勞動。因而，價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現價值，而且要表現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因此，在商品Ａ和商品Ｂ如麻布和上衣的價值關系中，上衣這種商品不僅作為一般價值體被看作在質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為一定量的價值體或等價物如１件上衣被看作同一定量的麻布如２０碼麻布相等。

　　“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碼麻布值１件上衣”這一等式的前提是：１件上衣和２０碼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樣多的價值實體。就是說，這兩個商品量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但是生產２０碼麻布或１件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是隨著織或縫的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的。現在我們要較詳細地研究一下這種變化動的差別，這樣對價值量的相對表現的影響。

　　Ⅰ．麻布的價值起了變化[19]，上衣的價值不變。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由於種植亞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麼麻布的價值也就增大一倍。這時不是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而是２０碼麻布＝２件上衣，因為現在１件上衣包含的勞動時間只有２０碼麻布的一半。相反地，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由於織機改良而減少一半，那麼，麻布的價值也就減低一半。這樣，現在是２０碼麻布＝１/２件上衣。可見，在商品Ｂ的價值不變時，商品Ａ的相對價值即它表現在商品Ｂ上的價值的增減，與商品Ａ的價值成正比。

　　Ⅱ．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於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而是２０碼麻布＝１/２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價值減少一半，那麼，２０碼麻布＝２件上衣。因此，在商品Ａ的價值不變時，它的相對的、表現在商品Ｂ上的價值的增減，與商品Ｂ的價值變化成反比。

　　我們把Ⅰ、Ⅱ類的各種情形對照一下就會發現，相對價值的同樣的量的變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變為：１．２０碼麻布＝２件上衣，或者是由於麻布的價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於上衣的價值減低一半；２．２０碼麻布＝１/２件上衣，或者是由於麻布的價值減低一半，或者是由於上衣的價值增加一倍。

　　Ⅲ．生產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勞動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時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這兩種商品的價值發生什麼變動，依舊是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只有把它們同價值不變的第三種商品比較，才會發現它們的價值的變化。如果所有商品的價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時增減，它們的相對價值就保持不變。它們的實際的價值變化可以由以下這個事實看出：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現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過去多些或少些。

　　Ⅳ．生產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它們的價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時發生變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發生變化，等等。這種種可能的組合對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的影響，根據Ⅰ、Ⅱ、Ⅲ類的情況就可以推知。

　　可見，價值量的實際變化不能明確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即相對價值量上。即使商品的價值不變，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發生變化。即使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不變，最後，商品的價值量和這個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同時發生的變化，完全不需要一致。[20]

（３）等價形式
　　我們說過，當商品Ａ（麻布）通過不同種商品Ｂ（上衣）的使用價值表現自己的價值時，它就使商品Ｂ取得一種特殊的價值形式，即等價形式。商品麻布顯示出它自身的價值，是通過上衣沒有取得與自己的物體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而與它相等。這樣，麻布表現出它自身具有價值，實際上是通過上衣能與它直接交換。因此，一個商品的等價形式就是它能與另一個商品直接交換的形式。

　　如果一種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等價物，上衣因而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屬性，即處於能夠與麻布直接交換的形式，那麼，這根本沒有表明上衣與麻布交換的比例。既然麻布的價值量已定，這個比例就取決於上衣的價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現為等價物，麻布表現為相對價值，還是相反，麻布表現為等價物，上衣表現為相對價值，上衣的價值量總是取決於生產它的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和它的價值形式無關。但是一當上衣這種商品在價值表現中取得等價物的地位，它的價值量就不是作為價值量來表現了。在價值等式中，上衣的價值量不如說只是當作某物的一定的量。

　　例如，４０碼麻布“值”什麼呢？２件上衣。因為上衣這種商品在這裡起著等價物的作用，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與麻布相對立時是充當價值體，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現麻布的一定的價值量。因此，兩件上衣能夠表現４０碼麻布的價值量，但是兩件上衣決不能表現它們自己的價值量，即上衣的價值量。在價值等式中，等價物始終只具有某物即某種使用價值的單純的量的形式，對這一事實的膚淺了解，使貝利同他的許多先驅者和後繼者都誤認為價值表現只是一種量的關系。其實，商品的等價形式不包含價值的量的規定。

　　在考察等價形式時看見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為價值形式。但是請注意，對商品Ｂ（上衣、小麥或鐵等等）來說，這種轉換只有在任何別的商品Ａ（麻布等等）與它發生價值關系時，只有在這種關系中才能實現。因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當作等價物來同自己發生關系，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來表現它自己的價值，所以它必須把另一商品當作等價物來同它發生關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為它自己的價值形式。

　　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用衡量商品體本身即使用價值的尺度作例子。塔糖是物體，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們看不見也摸不著塔糖的重量。現在我們拿一些不同的鐵塊來，這些鐵塊的重量是預先確定了的。鐵的物體形式，就其自身來說，同塔糖的物體形式一樣，不是重的表現形式。要表現塔糖是重的，我們就要使它和鐵發生重量關系。在這種關系中，鐵充當一種只表示重而不表示別的東西的物體。因此，鐵的量充當糖的重量尺度，對糖這個物體來說，它只是重的體現，重的表現形式。鐵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測定重量的物體同它發生重量關系的時候，才起這種作用。如果兩種物都沒有重，它們就不能發生這種關系，因此一種物就不能成為另一種物的重的表現。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們就會在實際上看到，當作有重的物，它們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樣的重量。鐵這個物體作為重量尺度，對於塔糖來說，只代表重，同樣，在我們的價值表現中，上衣這個物體對於麻布來說，也只代表價值。

　　但是，類比只能到此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現中，鐵代表兩個物體共有的自然屬性，即它們的重，而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上衣代表這兩種物的超自然屬性，即它們的價值，某種純粹社會的東西。

　　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把自己的價值表現為一種與自己的物體和物體屬性完全不同的東西，例如表現為與上衣相同的東西，因此，這個表現本身就說明其中隱藏著某種社會關系。等價形式卻相反。等價形式恰恰在於：商品體例如上衣這個物本身就表現價值，因而天然就具有價值形式。當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當作等價物的價值關系中，才是這樣。[21]但是，既然一物的屬性不是由該物同他物的關系產生，而只是在這種關系中表現出來，因此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價形式，天然具有能與其他商品直接交換的屬性，就象它天然具有重的屬性或保暖的屬性一樣。從這裡就產生了等價形式的謎的性質，這種性質只是在等價形式以貨幣這種完成的形態出現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面前的時候，才為他的資產階級的短淺的眼光所注意。這時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銀，並以一再滿足的心情反復列舉各種曾經充當過商平等價物的普通商品，企圖以此來說明金銀的神秘性質。他沒有料到，最簡單的價值表現，如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就已經提出了等價形式的謎讓人們去解決。

　　充當等價物的商品的物體總是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化身，同時又總是某種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產品。因此，這種具體勞動就成為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例如，如果上衣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實現，那麼，在上衣內實際地實現的縫勞動就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實現形式。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縫勞動的有用性不在於造了衣服，從而造了人，而在於造了一種物體，使人們能看出它是價值，因而是與物化在麻布價值內的勞動毫無區別的那種勞動的凝結。要造這樣一面反映價值的鏡子，縫勞動本身就必須只是反映它作為人類勞動的這種抽象屬性。

　　縫的形式同織的形式一樣，都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因此，二者都具有人類勞動的一般屬性，因而在一定的情況下，比如在價值的生產上，就可以只從這個角度來考察。這並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上事情卻反過來了。例如，為了表明織不是在它作為織這個具體形式上，而是在它作為人類勞動這個一般屬性上形成麻布的價值，我們就要把縫這種制造麻布的等價物的具體勞動，作為抽象人類勞動的可以捉摸的實現形式與織相對立。

　　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

　　既然這種具體勞動，即縫，只是當作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它也就具有與別種勞動即麻布中包含的勞動等同的形式，因而，盡管它同其他一切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私人勞動，但終究是直接社會形式上的勞動。正因為這樣，它才表現在一種能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產品上。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一位偉大的研究家，等價形式的後兩個特點就會更容易了解。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許多思維形式、社會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他就是亞里士多德。

　　首先，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貨幣形式不過是簡單價值形式──一種商品的價值通過任何別一種商起來表現──的進一步發展的形態，因為他說：

　　“５張床＝１間屋”

　　“無異於”：

　　“５張床＝若干貨幣”。

　　其次，他看到：包含著這個價值表現的價值關系本身，要求屋必須在質上與床等同，這兩種感覺上不同的物，如果沒有這種本質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為可通約的量而互相發生關系。他說：“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來了，沒有對價值形式作進一步分析。“實際上，這樣不同種的物是不能通約的”，就是說，它們不可能在質上等同。這種等同只能是某種和物的真實性質相異的東西，因而只能是“應付實際需要的手段”。

　　可見，亞里士多德自己告訴了我們，是什麼東西阻礙他作進一步的分析，這就是缺乏價值概念。這種等同的東西，也就是屋在床的價值表現中對床來說所代表的共同的實體是什麼呢？亞里士多德說，這種東西“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為什麼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東西，對床來說屋就代表一種等同的東西。這就是人類勞動。

　　但是，亞里士多德不能從價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裡才有可能，在那裡，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成為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裡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麼。

（４）簡單價值形式的總體
　　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形式包含在它與一個不同種商品的價值關系或交換關系中。商品Ａ的價值，通過商品Ｂ能與商品Ａ直接交換而在質上得到表現，通過一定量的商品Ｂ能與既定量的商品Ａ交換而在量上得到表現。換句話說，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它表現為“交換價值”而得到獨立的表現。在本章的開頭，我們曾經依照通常的說法，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嚴格說來，這是不對的。商品是使用價值或使用物品和“價值”。一個商品，只要它的價值取得一個特別的、不同於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形式，它就表現為這樣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絕沒有這種形式，而只有同第二個不同種的商品發生價值關系或交換關系時，它才具有這種形式。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一點，上述說法就沒有害處，而只有簡便的好處。

　　我們的分析表明，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現由商品價值的本性產生，而不是相反，價值和價值量由它們的作為交換價值的表現方式產生。但是，這正是重商主義者和他們的現代復興者費里埃、加尼耳之流[22]的錯覺，也是他們的反對者現代自由貿易販子巴師夏之流的錯覺。重商主義者看重價值表現的質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貨幣上取得完成形態的商平等價形式，相反地，必須以任何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現代自由貿易販子，則看重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們看來，商品的價值和價值量只存在於由交換關系引起的表現中，也就是只存在於每日行情表中。蘇格蘭人麥克勞德，由於他的職責是用盡可能博學的外衣來粉飾倫巴特街的雜亂的觀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義者和開明的自由貿易販子之間的一個成功的綜合。

　　更仔細地考察一下商品Ａ同商品Ｂ的價值關系中所包含的商品Ａ的價值表現，就會知道，在這一關系中商品Ａ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使用價值的形態，而商品Ｂ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價值形式或價值形態。這樣，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出來了，在這個關系中，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使用價值，而另一個表現價值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交換價值。所以，一個商品的簡單的價值形式，就是該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的簡單表現形式。

　　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勞動產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歷史上一定的發展時代，也就是使生產一個使用物所耗費的勞動表現為該物的“對象的”屬性即它的價值的時代，才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由此可見，商品的簡單價值形式同時又是勞動產品的簡單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發展是同價值形式的發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簡單價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種胚胎形式，它只有通過一系列的形態變化，才成熟為價格形式。

　　商品Ａ的價值表現在某種商品Ｂ上，只是使商品Ａ的價值同它自己的使用價值區別開來，因此也只是使商品Ａ同某一種與它自身不同的商品發生交換關系，而不是表現商品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質的等同和量的比例。與一個商品的簡單相對價值形式相適應的，是另一個商品的個別等價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對價值表現中，上衣只是對麻布這一種商起來說，具有等價形式或能直接交換的形式。

　　然而個別的價值形式會自行過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過個別的價值形式，商品Ａ的價值固然只是表現在一個別種商品上，但是這後一個商品不論是哪一種，是上衣、鐵或小麥等等，都完全一樣。隨著同一商品和這種或那種不同的商品發生價值關系，也就產生它的種種不同的簡單價值表現。[22a]它可能有的價值表現的數目，只受與它不同的商品種類的數目的限制。這樣，商品的個別的價值表現就轉化為一個可以不斷延長的、不同的簡單價值表現的系列。

Ｂ．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ｚ量商品Ａ＝ｕ量商品Ｂ，或＝ｖ量商品Ｃ，或＝ｗ量商品Ｄ，或＝ｘ量商品Ｅ，或＝其他（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葉，或＝１夸特小麥，或＝２盎斯金，或＝１／２噸鐵，或＝其它）

（１）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
　　現在，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世界的其他無數的元素上。每一種其他的商品體都成為反映麻布價值的鏡子。[23]這樣，這個價值本身才真正表現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因為形成這個價值的勞動現在十分清楚地表現為這樣一種勞動，其他任何一種人類勞動都與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種勞動具有怎樣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物化在上衣、小麥、鐵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現在麻布通過自己的價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種商品發生社會關系，而是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作為商品，它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公民。同時，商品價值表現的無限的系列表明，商品價值是同它借以表現的使用價值的特殊形式沒有關系的。

　　在第一種形式即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中，這兩種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換，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種形式中，一個根本不同於偶然現象並且決定著這種偶然現象的背景馬上就顯露出來了。麻布的價值無論是表現在上衣、咖啡或鐵等等無數千差萬別的、屬於各個不同所有者的商品上，總是一樣大的。兩個單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偶然關系消失了。顯然，不是交換調節商品的價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商品的交換比例。

（２）特殊等價形式
　　每一種商品，上衣、茶葉、小麥、鐵等等，都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充當等價物，因而充當價值體。每一種這樣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現在都成為一個特殊的等價形式，與其他許多特殊等價形式並列。同樣，種種不同的商品體中所包含的多種多樣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現在只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同樣多種的特殊的實現形式或表現形式。

（３）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第一，商品的相對價值表現是未完成的，因為它的表現系列永無止境。每當新出現一種商品，從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表現的材料時，由一個個的價值等式連結成的鎖鏈就會延長。第二，這條鎖鏈形成一幅由互不關聯的而且種類不同的價值表現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鑲嵌畫。最後，象必然會發生的情形一樣，如果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都表現在這個擴大的形式中，那麼，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都是一個不同於任何別的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無窮無盡的價值表現系列。──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缺點反映在與它相適應的等價形式中。既然每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在這裡都是一個特殊的等價形式，與無數別的特殊等價形式並列，所以只存在著有局限性的等價形式，其中每一個都排斥另一個。同樣，每個特殊的商平等價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都只是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現形式。誠然，人類勞動在這些特殊表現形式的總和中，獲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總和的表現形式。但是它還沒有獲得統一的表現形式。

　　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只是由簡單的相對價值表現的總和，或第一種形式的等式的總和構成，例如：

　　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
　　２０碼麻布＝１０磅茶葉，等等。

　　但是每一個這樣的等式倒轉過來也包含著一個同一的等式：

　　１件上衣＝２０碼麻布，
　　１０磅茶葉＝２０碼麻布，等等。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許多商品交換，從而把麻布的價值表現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麼，其他許多商品所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們的商品同麻布交換，從而把他們的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同一個第三種商品麻布上。──因此，把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葉，或＝其他等等這個系列倒轉過來，也就是說，把事實上已經包含在這個系列中的相反關系表示出來，我們就得到：

Ｃ．一般價值形式
　　１件上衣＝
　　１０磅茶葉＝
　　４０磅咖啡＝
　　１夸特小麥＝　　　２０碼麻布
　　２盎斯金＝
　　１/２噸鐵＝
　　ｘ量商品Ａ＝
　　其他商品＝

（１）價值形式的變化了的性質
　　現在，商品價值的表現：１．是簡單的，因為都是表現在唯一的商品上；２．是統一的，因為都是表現在同一的商品上。它們的價值形式是簡單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種形式和第二種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種商品的價值表現為一種與它自身的使用價值或商品體不同的東西。

　　第一種形式提供的價值等式是：１件上衣＝２０碼麻布，１０磅茶葉＝１/２噸鐵，等等。上衣的價值表現為與麻布等同，茶葉的價值表現為與鐵等同，等等，但是與麻布等同和與鐵等同──上衣和茶葉各自的這種價值表現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鐵不相同一樣。很明顯，這種形式實際上只是在最初交換階段，也就是在勞動產品通過偶然的、間或的交換而轉化為商品的階段才出現。

　　第二種形式比第一種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區別開來，因為例如上衣的價值現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與它的自然形式相對立，上衣的價值現在與麻布等同，與鐵等同，與茶葉等同，與其他一切東西等同，只是不與上衣等同。另一方面，在這裡商品的任何共同的價值表現都直接被排除了，因為在每一種商品的價值表現中，其他一切商品現在都只是以等價物的形式出現。擴大的價值形式，事實上是在某種勞動產品例如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經是經常地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換的時候，才出現的。

　　新獲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在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同一種商品上，例如表現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價值都通過它們與麻布等同而表現出來。每個商品的價值作為與麻布等同的東西，現在不僅與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而且與一切使用價值相區別，正因為這樣才表現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東西。因此，只有這種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為價值互相發生關系，或者使它們互相表現為交換價值。

　　前兩種形式表現一種商品的價值，或者是通過一個不同種的商品，或者是通過許多種與它不同的商品構成的系列。在這兩種情況下，使自己取得一個價值形式可以說是個別商品的私事，它完成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幫助的。對它來說，其他商品只是起著被動的等價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價值形式的出現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動的結果。一種商品所以獲得一般的價值表現，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同時也用同一個等價物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每一種新出現的商品都要這樣做。這就表明，由於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只是這些物的“社會存在”，所以這種對象性也就只能通過它們全面的社會關系來表現，因而它們的價值形式必須是社會公認的形式。

　　現在，一切商品，在與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僅表現為在質上等同，表現為價值，而且同時也表現為在量上可以比較的價值量。由於它們都通過同一個材料，通過麻布來反映自己的價值量，這些價值量也就互相反映。例如，１０磅茶葉＝２０碼麻布，４０磅咖啡＝２０碼麻布。因此，１０磅茶葉＝４０磅咖啡。或者說，一磅咖啡所包含的價值實體即勞動，只等於一磅茶葉所包含的１/４。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使被排擠出商品世界的等價物商品即麻布，獲得了一般等價物的性質。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這個世界的共同的價值形態，因此，麻布能夠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它的物體形式是當作一切人類勞動的可以看得見的化身，一般的社會的蛹化。同時，織，這種生產麻布的私人勞動，也就處於一般社會形式，處於與其他一切勞動等同的形式。構成一般價值形式的無數等式，使實現在麻布中的勞動，依次等於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種勞動，從而使織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一般表現形式。這樣，物化在商品價值中的勞動，不僅消極地表現為被抽去了實在勞動的一切具體形式和有用屬性的勞動。它本身的積極的性質也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這就是把一切實在勞動化為它們共有的人類勞動的性質，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

　　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一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一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

（２）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發展關系
　　等價形式的發展程度是同相對價值形式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但是必須指出，等價形式的發展只是相對價值形式發展的表現和結果。

　　一種商品的簡單的或個別的相對價值形式使另一種商品成為個別的等價物。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即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現，賦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種種不同的特殊等價物的形式。最後，一種特殊的商品獲得一般等價形式，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為它們統一的、一般的價值形式的材料。

　　價值形式發展到什麼程度，它的兩極即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之間的對立，也就發展到什麼程度。

　　第一種形式──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就已經包含著這種對立，但沒有使這種對立固定下來。我們從等式的左邊讀起，麻布是相對價值形式，上衣是等價形式，從等式的右邊讀起，上衣是相對價值形式，麻布是等價形式。在這裡，要把握住兩極的對立還相當困難。

　　在第二種形式中，每一次總是只有一種商品可以完全展開它的相對價值，或者說，它自身具有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與它相對立，處於等價形式。在這裡，不能再變換價值等式（例如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葉，或＝１夸特小麥等等）的兩邊的位置，除非改變價值等式的全部性質，使它從總和的價值形式變成一般的價值形式。

　　最後，後面一種形式，即第三種形式，給商品世界提供了一般的社會的相對價值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除了一個唯一的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等價形式。因此，一種商譬如麻布處於能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的形式，或者說，處於直接的社會的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處於這種形式。[24]

　　相反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則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統一的、從而是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種處於一般等價形式的商品，要同時具有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那麼，它必須自己給自己充當等價物。於是我們得到的就是２０碼麻布＝２０碼麻布，這是一個既不表現價值也不表現價值量的同義反復。要表現一般等價物的相對價值，我們就必須把第三種形式倒過來。一般等價物沒有與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對價值形式，它的價值相對地表現在其他一切商品體的無限的系列上。因此，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即第二種形式，現在表現為等價物商品特有的相對價值形式。

（３）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
　　一般等價形式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可以屬於任何一種商品。另一方面，一種商品處於一般等價形式（第三種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當作等價物排擠出來。這種排擠最終限制在一種特殊的商品上，從這個時候起，商品世界的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才獲得客觀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會效力。

　　等價形式同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會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特殊商品成了貨幣商品，或者執行貨幣的職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會職能，從而成了它的社會獨佔權。在第二種形式中充當麻布的特殊等價物，而在第三種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對價值共同用麻布來表現的各種商品中間，有一種商品在歷史過程中奪得了這個特權地位，這就是金。因此，我們在第三種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Ｄ．貨幣形式
　　２０碼麻布＝
　　１件上衣＝
　　１０磅茶葉＝
　　４０磅咖啡＝　　　２盎斯金
　　１夸特小麥＝
　　１/２噸鐵＝
　　ｘ量商品Ａ＝

　　在第一種形式過渡到第二種形式，第二種形式過渡到第三種形式的時候，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而第四種形式與第三種形式的唯一區別，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價形式。金在第四種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種形式中一樣，都是一般等價物。唯一的進步是在於：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換的形式，即一般等價形式，現在由於社會的習慣最終地同商品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結合在一起了。

　　金能夠作為貨幣與其他商品相對立，只是因為它早就作為商品與它們相對立。與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它過去就平等價物的作用：或者是在個別的交換行為中起個別等價物的作用，或者是與其他商平等價物並列起特殊等價物的作用。漸漸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範圍內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一當它在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中獨佔了這個地位，它就成為貨幣商品。只是從它已經成為貨幣商品的時候起，第四種形式才同第三種形式區別開來，或者說，一般價值形式才轉化為貨幣形式。

　　一種商品（如麻布）在已經執行貨幣商品職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簡單的相對的價值表現，就是價格形式。因此，麻布的“價格形式”是：

　　２０碼麻布＝２盎斯金，

　　如果２盎斯金的鑄幣名稱是２鎊，那就是：

　　２０碼麻布＝２鎊。

　　理解貨幣形式的困難，無非是理解一般等價形式，從而理解一般價值形式即第三種形式的困難。第三種形式倒轉過來，就化為第二種形式，即擴大的價值形式，而第二種形式的構成要素是第一種形式：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者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因此，簡單的商品形式是貨幣形式的胚胎。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4 14:47

４．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種很簡單很平凡的東西。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商品就它是使用價值來說，不論從它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這個角度來考察，或者從它作為人類勞動的產品才具有這些屬性這個角度來考察，都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很明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按照對自己有用的方式來改變自然物質的形態。例如，用木頭做桌子，木頭的形狀就改變了。可是桌子還是木頭，還是一個普通的可以感覺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為商品出現，就變成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了。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上用頭倒立著，從它的木腦袋裡生出比它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25]

　　可見，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同樣，這種神秘性質也不是來源於價值規定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有用勞動或生產活動怎樣不同，它們都是人體的機能，而每一種這樣的機能不管內容和形式如何，實質上都是人的腦、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費。這是一個生理學上的真理。第二，說到作為決定價值量的基礎的東西，即這種耗費的持續時間或勞動量，那麼，勞動的量可以十分明顯地同勞動的質區別開來。在一切社會狀態下，人們對生產生活資料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必然是關心的，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關心的程度不同。[26]最後，一旦人們以某種方式彼此為對方勞動，他們的勞動也就取得社會的形式。

　　可是，勞動產品一採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謎一般的性質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物的形式；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的形式；最後，勞動的那些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關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的形式。

　　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於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正如一物在視神經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現為視神經本身的主觀興奮，而是表現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但是在視覺活動中，光確實從一物射到另一物，即從外界對象射入眼睛。這是物理的物之間的物理關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採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裡，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並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裡，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起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

　　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象以上分析已經表明的，是來源於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

　　使用物品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這種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社會總勞動。由於生產者只有通過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才發生社會接觸，因此，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才表現出來。換句話說，私人勞動在事實上証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是由於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系。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

　　勞動產品只是在它們的交換中，才取得一種社會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對象性是與它們的感覺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對象性相分離的。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實際上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生產時就被注意到了。從那時起，生產者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証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另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成它們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私人生產者的頭腦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這種二重的社會性質，只是反映在從實際交易，產品交換中表現出來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有用性，反映在勞動產品必須有用，而且是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種勞動的相等這種社會性質，反映在這些在物質上不同的物即勞動產品具有共同的價值性質的形式中。

　　可見，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作價值發生關系，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27]價值沒有在額上寫明它是什麼。不僅如此，價值還把每個勞動產品變成社會的象形文字。後來，人們竭力要猜出這種象形文字的涵義，要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產品的秘密，因為使用物品當作價值，正象語言一樣，是人們的社會產物。後來科學發現，勞動產品作為價值，只是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物的表現，這一發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劃了一個時代，但它決沒有消除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物的外觀。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它們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並且採取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的形式──商品生產這種特殊生產形式所獨具的這種特點，在受商品生產關系束縛的人們看來，無論在上述發現以前或以後，都是永遠不變的，正象空氣形態在科學把空氣分解為各種元素之後，仍然作為一種物理的物態繼續存在一樣。

　　產品交換者實際關心的問題，首先是他用自己的產品能換取多少別人的產品，就是說，產品按什麼樣的比例交換。當這些比例由於習慣而逐漸達到一定的穩固性時，它們就好象是由勞動產品的本性產生的。例如，１噸鐵和２盎斯金的價值相等，就象１磅金和１磅鐵雖然有不同的物理屬性和化學屬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樣。實際上，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只是通過勞動產品作為價值量發生作用才確定下來。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要有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科學的認識，理解到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賴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這是因為在私人勞動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關系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28]因此，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是一個隱藏在商品相對價值的表面運動後面的秘密。這個秘密的發現，消除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純粹是偶然決定的這種假象，但是決沒有消除這種決定所採取的物的形式。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人們已經把這些形式看成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如果我說，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當作抽象的人類勞動的一般化身而同它發生關系，這種說法的荒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當上衣、皮靴等等的生產者使這些商品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麻布（或者金銀，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發生關系時，他們的私人勞動同社會總勞動的關系正是通過這種荒謬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

　　這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對於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經濟學喜歡魯濱遜的故事[29]，那麼就先來看看孤島上的魯濱遜吧。不管他生來怎樣簡樸，他終究要滿足各種需要，因而要從事各種有用勞動，如做工具，制家具，養羊駝，捕魚，打獵等等。關於祈禱一類事情我們在這裡就不談了，因為我們的魯濱遜從中得到快樂，他把這類活動當作休息。盡管他的生產職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這只是同一個魯濱遜的不同的活動形式，因而只是人類勞動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確地分配自己執行各種職能的時間。在他的全部活動中，這種或那種職能所佔比重的大小，取決於他為取得預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難的大小。經驗告訴他這些，而我們這位從破船上搶救出表、賬簿、墨水和筆的魯濱遜，馬上就作為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開始記起賬來。他的賬本記載著他所有的各種使用物品，生產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種活動，最後還記載著他制造這種種一定量的產品平均耗費的勞動時間。魯濱遜和構成他自己創造的財富的物之間的全部關系在這裡是如此簡單明了，甚至連麥﹒維爾特先生用不著費什麼腦筋也能了解。但是，價值的一切本質上的規定都包含在這裡了。

　　現在，讓我們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但是正因為人身依附關系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著採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裡，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共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用時間來計量的，但是每一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勞動力。繳納給牧師的什一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勞動即直接社會化的勞動，我們沒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都有過的這種勞動的原始的形式。[30]這裡有個更近的例子，就是農民家庭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糧食、牲畜、紗、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種農村家長制生產。對於這個家庭來說，這種種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勞動的不同產品，但它們不是互相作為商品發生關系。生產這些產品的種種不同的勞動，如耕、牧、紡、織、縫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會職能，因為這是這樣一個家庭的職能，這個家庭就象商品生產一樣，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內的分工和家庭各個成員的勞動時間，是由性別年齡上的差異以及隨季節而改變的勞動的自然條件來調節的。但是，用時間來計量的個人勞動力的耗費，在這裡本來就表現為勞動本身的社會規定，因為個人勞動力本來就只是作為家庭共同勞動力的器官而發揮作用的。

　　最後，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裡，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範圍內重演。魯濱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在那裡，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

　　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裡，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他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對於這種社會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在古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等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變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於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於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這種實際的狹隘性，觀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間宗教中。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誠然，政治經濟學曾經分析了價值和價值量（雖然不充分[31]），揭示了這些形式所掩蓋的內容。但它甚至從來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一內容要採取這種形式呢？為什麼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32]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於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象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對待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生產機體形式，就象教父對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33]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質或勞動的社會規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觀，怎樣使一部分經濟學家受到迷惑，也可以從關於自然在交換價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進行的枯燥無味的爭論中得到証明。既然交換價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勞動的一定社會方式，它就象匯率一樣並不包含自然物質。

　　由於商品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現了，雖然不象今天這樣是統治的、從而是典型的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質顯得還比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較具體的形式中，連這種簡單性的外觀也消失了。貨幣主義的幻覺是從哪裡來的呢？是由於貨幣主義沒有看出：金銀作為貨幣代表的一種社會生產關系，不過採取了一種具有奇特的社會屬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視貨幣主義的現代經濟學，一當它考察資本，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顯嗎？認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會產生的重農主義幻覺，又破滅了多久呢？

　　為了不致涉及以後的問題，這裡僅僅再舉一個關於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說話，它們會說：我們的使用價值也許使人們感到興趣。作為物，我們沒有使用價值。作為物，我們具有的是我們的價值。我們自己作為商品物進行的交易就証明了這一點。我們彼此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發生關系。現在，讓我們聽聽經濟學家是怎樣說出商品內心的話的：

　　“價值〈交換價值〉是物的屬性，財富〈使用價值〉是人的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必然包含交換，財富則不然。”[34]“財富〈使用價值〉是人的屬性，價值是商品的屬性。人或共同體是富的；珍珠或金剛石是有價值的……珍珠或金剛石作為珍珠或金剛石是有價值的。”[35]

　　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化學家在珍珠或金剛石中發現交換價值。可是那些自命有深刻的批判力、發現了這種化學物質的經濟學家，卻發現物的使用價值同它們的物質屬性無關，而它們的價值倒是它們作為物所具有的。在這裡為他們作証的是這樣一種奇怪的情況：物的使用價值對於人來說沒有交換就能實現，就是說，在物和人的直接關系中就能實現；相反，物的價值則只能在交換中實現，就是說，只能在一種社會的過程中實現。在這裡，我們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導巡丁西可爾說

　　“一個人長得漂亮是環境造成的，會寫字念書才是天生的本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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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３頁。
[2] “欲望包含著需要，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體的食欲那樣自然……　大部份〈物〉具有價值，是因為它們滿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１６９６年倫敦版第２、３頁）
[3] “物都有內在的長處〈這是巴爾本用來表示使用價值的專門用語〉'，這種長處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如磁石吸鐵的長處就是如此。”（尼古拉．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１６９６年倫敦版第６頁）磁石吸鐵的屬性只是在通過它發現了磁極性以後才成為有用的。
[4] “任何物的自然ｗｏｒｔｈ〔價值〕都在於它能滿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給人類生活帶來方便。”（１６９１年），載於《約翰．洛克著作集》１７７７年倫敦版第２卷第２８頁）在十七世紀，我們還常常看到英國著作家用ｗｏｒｔｈ表示使用價值，用ｖａｌｕｅ表示交換價值；這完全符合英語的精神，英語喜歡用日耳曼語源的詞表示直接的東西，用羅馬語源的東西表示被反射的東西。
[5]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流行著一種法律上的假定，認為每個人做為商品的買者都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商品知識。
[6] “價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這種產品和一定量的別種產品之間的交換關係。”（列特隆《論社會利益》，〔載於〕德爾編《重農學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８８９頁）
[7] “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有內在的交換價值。”（尼．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１６９６年倫敦版第６頁）或者像巴特勒所說：
　　“物的價值
　　正好和它會換來的東西相等。”

[8] “只要交換價值相等，一種商品就同另一種商品一樣。交換價值相等的物是沒有任何差別或區別的……　價值１００磅的鉛或鐵與價值１００磅的銀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換價值。”（尼．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１６９６年倫敦版第５３頁和第７頁）
[9] 第二版注：“當它們〈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換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勞動量。”（《對貨幣利息，特別是公債利息的一些看法》倫敦版第３６、３７頁）上一世紀的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沒有注明出版日期。但從它的內容可以看出，該書是在喬治二世時代，大約１７３９年或１７４０年出版的。
[10] “全部同類產品其實只是一個量，這個量的價格是整個地決定的，而不以特殊情況而轉移。”（列特隆《論社會利益》第８９３頁）
[11]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６頁。
[11a] 第４版注：我插進了括號裡的這段話，因為省去這段話常常會引起誤解，好像不是由生產者本人消費的產品，馬克思都認為是商品。──弗．恩．
[12]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２、１３頁。
[13] “宇宙間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由人手創造的，還是由物理學的一般規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創造，而只是物質的形態變化。結合和分離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產的觀念時一再發現的唯一要素；價值〈指使用價值，儘管維里在這裡同重農學派論戰時自己也不清楚說的到底是哪一種價值〉和財富的再生產，如土地、空氣和水在田地上變成穀物，或者昆蟲的分泌物經過人的手變成絲綢，或者一些金屬片被裝配成鐘表，也是這樣。”（彼得羅．維里《政治經濟學研究》１７７１年出版，載於庫斯托地編《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份，第１５卷第２１、２２頁）
[14] 參看黑格爾《法哲學》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２５０頁第１９０節。
[15] 讀者應當注意，這裡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價值。在我們敘述的這個階段，工資這個範疇根本還不存在。
[16] 第２版注：為了證明“只有勞動才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用來估計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後的和唯一現實的尺度”，亞．斯密寫道：“等量的勞動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對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樣的價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動正常的情況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練程度的情況下，他總是要犧牲同樣多的安寧、自由和幸福。”（《國富論》第１卷第５章〔第１０４－１０５頁〕）。另一方面，亞．斯密在這裡（不是在每一處）把價值決定於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同商品價值決定於勞動的價值混為一談，因而他力圖證明，等量的勞動總是具有同樣的價值。另一方面，他感覺到，勞動就它表現為商品的價值而論，只是勞動力的耗費，但他把這種耗費又僅僅理解為犧牲安寧、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動。誠然，他看到的是現代雇傭工人。──注９提到的亞．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輩的說法要恰當的多。他說：“某人製造這種必需品用了一個星期……而拿另一種物與他進行交換的人要確切地估計出麼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計算出什麼東西會花費自己同樣多的ｌａｂｏｕｒ〔勞動〕和時間這實際上就是說：一個人在一定時間內在一物上用去的勞動，同另一個人在同樣的時間內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勞動相交換。”（《對貨幣利息，特別是公債利息的一些看法》第３９頁）──
｛第四版注：英語有一個優點，它有兩個不同的來表達勞動的這兩個不同的力量。創造使用價值的並具有一定質的勞動叫做ｗｏｒｋ，以與ｌａｂｏｕｒ相對；創造價值並且只在量上被計算的勞動叫做ｌａｂｏｕｒ，以與ｗｏｒｋ相對。見英譯本第１４頁腳注。──弗．恩．｝

[17] 少數經濟學家，例如賽．貝利。曾分析價值形式，但沒有得到任何結果，這首先是因為他們把價值形式同價值混為一談，其次，是因為在講求實用的資產者的粗鄙的影響下，他們一開始就只注意量的規定性。“對量的支配……構成價值。”（《貨幣及其價值的變動》１８３７年倫敦第１１版）作者賽．貝利。
[17a] 第２版注：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著名的富蘭克林，繼威廉．配第之後看出了價值的本質，他說：“既然貿易無非是一種勞動同另一種勞動的交換，所以一切物的價值用勞動來估計是最正確的”（斯巴克斯編《富蘭克林全集》１８３５年波士頓版第２卷第２６７頁）。富蘭克林沒有意識到，既然他“用勞動”來估計一切物的價值，也就抽掉了各種互相交換的勞動的差別，這樣就把這些勞動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他雖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卻把它說了出來。他先說“一種勞動”，然後說“另一種勞動”，最後說的是沒有任何限定的“勞動”，也就是作為一切物的價值實體的勞動。
[18] 在某種意義上，人很像商品。因為人來到世間，既沒有帶著鏡子，也不像費希特派的哲學家那樣，說什麼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當作人，只是由於他把名叫保羅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對彼得說來，這整個保羅以他保羅的肉體成為人這個物種的表現形式。
[19] “價值”一詞在這裡是用來指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經這樣用過。
[20] 第２版注：庸俗經濟學以慣有的機警利用了價值量和它的相對表現之間的這種不一致現象。例如：“如果承認，Ａ由於同它交換的Ｂ的提高而降低，雖然這時在Ａ上所耗費的勞動並不比以前少，這樣，你們的一般價值原理就破產了……　如果承認，由於與Ｂ相對而言，Ａ的價值提高，所以與Ａ相對而言，Ｂ的價值就降低，那麼，李嘉圖提出的關於商品價值總是取決於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這個大原理就站不住腳了；因為既然Ａ的費用的變化不僅改變了本身的價值（與同它交換的Ｂ相對而言），而且也改變了Ｂ的價值（與Ａ的價值相對而言），雖然生產Ｂ所需要的勞動量並未發生任何變化，那麼，不僅確認商品生產所耗費的勞動量調節商品價值的學說要破產，而且斷言商品的生產費用調節商品價值的學說也要破產。”（約．布羅德赫斯特《政治經濟學》１８４２年倫敦版第１１、１４頁）
　　布羅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說：看看１０／２０、１０／５０、１０／１００等等分數吧。即使１０這整個數字不變，但它的相對量，它與分母２０、５０、１００相對而言的量卻不斷下降。可見，整數（例如１０）的大小由它所包含的單位數來“調節”這個大原理破產了。

[21] 這種反思的規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這個人所以是國王，只因為其他人做為臣民同他發生關係。反過來，他們所以認為自己是臣民，是因為他是國王。
[22] 第２版注：弗．路．奧．費里埃（海關副督察）《論政府和貿易的相互關係》１８０５年巴黎版。沙爾．加尼爾《論政治經濟學的各種體系》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
[22a] 第２版注：例如在荷馬的著作中，一物的價值是通過一系列各種不同的物來表現的。
[23] 因此，如果麻布的價值用上衣來表現，我們就說麻布的上衣價值。如果麻布的價值用穀物來表現，我們就說麻布的穀物價值，依此類推。每一個這種表現都意味著，在上衣、穀物等等的使用價值上表現出來的是麻布的價值。“因為每種商品的價值都表示該商品在交換中的關係，所以根據它用來比較的商品，我們可以稱它的價值為……穀物價值、呢絨價值；因此，有千百萬種價值，有多少種商品，就有多少種價值，它們都同樣是現實的，又同樣是名義的。”（《對價值的本質、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論李嘉圖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論意見的形成和發表》一書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倫敦版第３９頁）這部在英國曾經轟動一時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賽．貝利以，只要這樣指出同一商品價值具有種種不同的相對表現，就消除了規定價值概念的任何可能。雖然他十分淺薄，但卻觸及了李嘉圖學說的弱點，李嘉圖學派例如在《韋思明斯特評論》上攻擊貝利時流露的憤激情緒，就證明了這一點。
[24] 實際上從一般的能直接交換的形式決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種對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換的形式分不開的，就像一塊磁鐵的陽極同陰極分不開一樣。因此，設想能夠同時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換的印記，就像設想能把一切天主教徒都變成教皇一樣。對於把商品生產看做人類自由和個人獨立的頂峰的小資產者來說，去掉與這種形式相聯系的缺點，特別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換的性質，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就是對這種庸俗空想的描繪；我在別的地方曾經指出，這種社會主義連首創的功績也沒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闡述過了。在今天，這並不妨礙這種智慧以“科學”的名義在一定範圍內蔓延開來。沒有一個學派比蒲魯東學派更會濫用“科學”這個字眼了，因為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時出現”

[25] 我們想起了，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開始跳起舞來，以激勵別人。
[26] 第２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爾根土地的面積是按一天的勞動來計算的。因此，摩爾根又叫做Ｔａｇｗｅｒｋ〔一日的工作〕（或Ｔａｇｗａｎｎｅ）（ｊｕｒｎａｌｅ或ｊ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ｅｒｒａ　ｊｕｒｎａｌｉｓ，ｊｏｒｎａｌｉｓ或ｄｉ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ｎｗｅｒｋ〔一人的工作〕，Ｍａｎｎｓｋｒａｆｔ〔一人的力量〕，Ｍａｎｎｓｍａａｄ，Ｍａｎｎｓｈａｕｅｔ〔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見格奧爾格．路德維希．馮．毛勒《馬爾克制度、農戶制度、鄉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權的歷史概論》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第１２９頁及以下各頁。
[27] 第２版注：因此，當加利阿尼說價值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關係時，他還應當補充一句：這是被物的外殼掩蓋著的關係。（加利阿尼《貨幣論》載於庫斯托第編《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份，１８０３年米蘭版第３卷第２２１頁）
[28]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只有通過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為自己開闢道路的規律呢？這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盲目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載於阿爾諾德．盧格和卡爾．馬克思編的《德法年鑒》１８４４年巴黎版）
[29] 第２版注：甚至連李嘉圖也離不開他的魯賓遜故事。“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交換魚和野味。在這裡他犯了時代錯誤，他竟讓原始的漁夫和獵人在計算他們的勞動工具時去查看１８１７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３８、３９頁）
[30] 第２版注：“近來流傳著一種可笑的偏見，認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羅斯的形式。這種原始形式我們在羅馬人、日耳曼人、克爾特人那裡都可以見到，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在印度人那裡遇到這種形式的一整套圖樣，雖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殘跡了。仔細研究一下亞細亞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會得到證明，從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樣產生出它解體的各種形式。例如，羅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種原型，就可以從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種形式中推出來。”（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１０頁）
[31] 李嘉圖對價值量的分析並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 這一點人們將在本書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於價值本身，古典政治經濟學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明確地和十分有意識地把體現為價值的勞動同體現為產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區分開。當然，古典政治經濟學事實上是這樣區分的，因為它有時從量的方面．有時從質的方面來觀察勞動．但是，它從來沒有意識到，勞動的純粹量的差別是以它們的質的統一或等同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們化為抽象人類勞動為前提的。例如，李嘉圖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說法。德斯杜特說：“很清楚，我們的體力和智力是我們唯一的原始的財富，總是由這些能力的運用創造出來的……　此外，這一切東西確實紙帶表創造它們的勞動，如果它們有價值，或者甚至有兩種不同的價值，那也只能來源於創造它們勞動的價值。”（李嘉圖《論政治經濟學原理》１８２１年倫敦第３版第３３４頁）我們只指出，李嘉圖在德斯杜特的話中塞進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確實說過，凡是構成財富的東西都“代表創造它們的勞動”。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說，這一切東西的“兩種不同的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自“勞動的價值”。這樣，他就陷入庸俗經濟學的平庸淺薄之中。庸俗經濟學先假設一種商品（在這裡是指勞動）的價值，然後再用這種價值去決定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李嘉圖卻把德斯杜特的話讀作：勞動（而不是勞動的價值）既表現為使用價值，也表現為交換價值。不過他自己也不善於區別具有二重表現的勞動的二重性質，以致在關於《價值和財富，它們的不同性質》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讓．巴．薩伊這個人的庸俗見解苦苦糾纏。因此，最後他不禁愣住了：在勞動是價值的源泉這一點上，德斯杜特雖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價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卻同薩伊是一致的。
[32]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唯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也具有歷史的特徵。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恆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們發現，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勞動時間來計算價值量的經濟學家中堅，對於貨幣即一般等價物的完成形態的看法是極為混亂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銀行業時，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因為在這裡關於貨幣的通常的定義已經不夠用了。於是，與此相對立的，出現了復興的重商主義體系（加尼耳等人），這一體系在價值中只看到社會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只看到這種社會形式的沒有實體的外觀。──在這裡，我斷然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系。而庸俗經濟學卻只是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它為了對可以說是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曲解，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覆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經濟學則只限於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他們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加以系統化，賦以學究氣味，並且宣布為永恆的真理。
[33] “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採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卡爾．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１８４７年版第１１３頁）巴師夏先生認為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專靠掠奪維生，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們幾百年來都靠掠奪維生，那就得經常有可供掠奪的東西，或者說，被掠奪的對象應當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可見，希臘人和羅馬人看來也要有某種生產過程，從而有某種經濟，這種經濟構成他們的世界的物質基礎，就像資產階級經濟構成現今世界的物質基礎一樣。也許巴師夏先生的意思是說，建立在奴隸勞動上的生產方式是以某種掠奪制度為基礎吧？如果是這樣，他就處於危險的境地了。既然像亞里士多德那樣的思想巨人在評價奴隸勞動時都難免發生錯誤，那麼，像巴師夏這樣的經濟學侏儒在評價雇傭勞動時怎麼會正確無誤呢？──借這個機會，我要簡短地回答一下美國一家德文報紙在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出版時（１８５９年）對我的指責。在那本書中我曾經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簡言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可是據上述報紙說，這一切提法固然適用於物質利益佔統治地位的現今世界，但卻不適用於天主教佔統治地位的中世紀，也不適用於政治佔統治地位的雅典和羅馬。首先，居然有人以為這些關於中世紀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還會有人不知道，這真是令人驚奇。很明白，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甚麼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對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稍微有點暸解，就會知道，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而從另一方面說，唐．吉訶德誤認為遊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會經濟形式並存，結果遭到了懲罰。
[34] 《評政治經濟學上的若干用語的爭論，特別是有關價值、供求的爭論》１８２１年倫敦版第１６頁。
[35] 賽．貝利《對價值的本質、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１６５頁以及以下各頁。
[36] 《評政治經濟學上的若干用語的爭論》一書的作者賽．貝利責備李嘉圖，說他把交換價值從一種相對的東西變成一種絕對的東西。恰恰相反，李嘉圖是把金剛石、珍珠這種物在作為交換價值時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對性，還原為這種外表所掩蓋的真實關係，還原為它們作為人類勞動的單純表現的相對性。如果說李嘉圖對貝利的答覆既粗淺而又缺乏說服力，那只是因為他們在李嘉圖本人那裡找不到關於價值和價值形式即交換價值之間的內部聯系的任何說明。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4 22:08

第二章　交換過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樂意，人可以使用強力，換句話說，把它拿走。[37]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生關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佔有別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38]

　　在這裡，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進程中我們會看到，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

　　商品所有者與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於：對商品來說，每個別的商品體只是它本身的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隨時準備不僅用自己的靈魂而且用自己的肉體去同任何別的商品交換，哪怕這個商品生得比馬立托奈斯還醜。商品所缺乏的這種感知其他商品體的具體屬性的能力，由商品所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種和五種以上的感官補足了。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他的商品對別人有使用價值。他的商品對他來說，直接有的只是這樣的使用價值：它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而是交換手段。[39]所以，他願意讓渡他的商品來換取那些使用價值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並作為價值來實現。可見，商品在能夠作為使用價值實現以前，必須先作為價值來實現。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夠作為價值實現以前，必須証明自己是使用價值，因為耗費在商品上的人類勞動，只有耗費在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數。但是，這種勞動對別人是否有用，它的產品是否能夠滿足別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換中才能得到証明。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都只想讓渡自己的商品，來換取別種具有能夠滿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價值的商品。就這一點說，交換對於他只是個人的過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為價值來實現，也就是通過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種具有同等價值的商品來實現，而不問他自己的商品對於這另一種商品的所有者是不是有使用價值。就這一點說，交換對於他是一般社會的過程。但是，同一過程不可能同時對於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個人的過程，同時又只是一般社會的過程。

　　我們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對每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每個別人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價物，從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既然一切商品所有者都這樣做，所以沒有一種商品是一般等價物，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們作為價值彼此等同、作為價值量互相比較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因此，它們並不是作為商品，而只是作為產品或使用價值彼此對立著。我們的商品所有者在他們的困難處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樣想的：起初是行動。因此他們還沒有想就已經做起來了。商品本性的規律通過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現出來。他們只有使他們的商品同任何別一種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相對立，才能使他們的商品作為價值，從而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分析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但是，只有社會的活動才能使一種特定的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會的行動使一種特定的商品分離出來，通過這種商品來全面表現它們的價值。於是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為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由於這種社會過程，充當一般等價物就成為被分離出來的商品的特殊社會職能。這種商品就成為貨幣。

　　“他們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權柄授予那隻獸。凡沒有這種印記即沒有這個獸名或獸名的數字者，都不能買或賣。”（《啟示錄》）

　　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在交換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勞動產品事實上彼此等同，從而事實上轉化為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於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可見，隨著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轉化為貨幣。[40]

　　直接的產品交換一方面具有簡單價值表現形式，另一方面還不具有這種形式。這種形式就是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直接的產品交換形式是ｘ量使用物品Ａ＝ｙ量使用物品Ｂ。[41]在這裡，Ａ物和Ｂ物在交換之前不是商品，它們通過交換才成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為交換價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為非使用價值而存在，作為超過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價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於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須默默地彼此當作被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然而這種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關系在原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並不存在，不管這種共同體的形式是家長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還是印加國，等等。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於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它們交換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們能夠交換，是由於它們的所有者彼此願意把它們讓渡出去的意志行為。同時，對別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漸漸固定下來。交換的不斷重復使交換成為有規則的社會過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勞動產品必定是有意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從那時起，一方面，物滿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於交換的效用的分離固定下來了。它們的使用價值同它們的交換價值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它們相交換的量的比例是由它們的生產本身決定的。習慣把它們作為價值量固定下來。

　　在直接的產品交換中，每個商品對於它的所有者直接就是交換手段，對於它的非所有者直接就是等價物，不過它要對於後者是使用價值。因此，交換物還沒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價值或交換者的個人需要相獨立的價值形式。隨著進入交換過程的商品數量和種類的增多，就越來越需要這種形式。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如果不同商品所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們的交易中不和同一個第三種商品相交換並作為價值和它相比較，商品所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種種物品相交換、相比較的交易就決不會發生。這第三種商品由於成為其他各種商品的等價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會的等價形式，雖然是在狹小的範圍內。這種一般等價形式同引起這個形式的瞬息間的社會接觸一起產生和消失。這種形式交替地、暫時地由這種或那種商品承擔。但是，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這種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種類的商品上，或者說結晶為貨幣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種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總的說來，有兩種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貨幣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來交換物品上，這些物品事實上是本地產品的交換價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現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讓渡的財產的主要部分如牲畜這種使用物品上。遊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人們過去常常把作為奴隸的人本身當作原始的貨幣材料，但是從來沒有把土地當作這種材料。這種想法只有在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裡才會產生。它出現在十七世紀最後三十多年，而只是在一個世紀以後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有人才試圖在全國範圍內來實現它。

　　隨著商品交換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從而商品價值日益發展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化身，貨幣形式也就日益轉到那些天然適於執行一般等價物這種社會職能的商品身上，即轉到貴金屬身上。

　　“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42]。這句話已為金銀的自然屬性適於擔任貨幣的職能而得到証明。[43]但至此我們只知道貨幣的一種職能：它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或者是商品價值量借以取得社會表現的材料。一種物質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質的，才能成為價值的適當的表現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類勞動的化身。另一方面，因為價值量的差別純粹是量的差別，所以貨幣商品必須只能有純粹量的差別，就是說，必須能夠隨意分割，又能夠隨意把它的各部分合並起來。金和銀就天然具有這種屬性。

　　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二重化了。它作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如金可以鑲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種由它的特殊的社會職能產生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價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價物，所以它們是作為特殊商品來同作為一般商品的貨幣[44]發生關系。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固定在一種商品上面的反映。所以，只有在那些從貨幣的完成的形態出發而從後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來，“貨幣是商品”[45]才是一種發現。對於交換過程使之轉化為貨幣的那個商品，交換過程給予它的，不是它的價值，而是它的特殊的價值形式。有人由於把這兩種規定混淆起來，曾誤認為金銀的價值是想象的。[46]由於貨幣在某些職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單純的符號來代替，又產生了另一種誤解，以為貨幣是一種單純符號。但另一方面，在這種誤解裡面包含了一種預感：物的貨幣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東西，它只是隱藏在物後面的人的關系的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商品都是一個符號，因為它作為價值只是耗費在它上面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47]但是，當人們把物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取得的社會性質，或者說，把勞動的社會規定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取得的物質性質說成是單純的符號時，他們就把這些性質說成是人隨意思考的產物。這是十八世紀流行的啟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們還不能解釋人的關系的謎一般的形態的產生過程時，至少暫時把這種形態的奇異外觀除掉。

　　前面已經指出，一個商品的等價形式並不包含該商品的價值量的量的規定。即使我們知道金是貨幣，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我們並不因此就知道例如１０磅金的價值是多少。貨幣同任何商品一樣，只能相對地通過別的商品來表現自己的價值量。它本身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並且是通過每個含有同樣多勞動時間的別種商品的量表現出來的。[48]金的相對價值量是在金的產地通過直接的物物交換確定的。當它作為貨幣進入流通時，它的價值已經是既定的了。還在十七世紀最後幾十年，人們已經知道貨幣是商品，這在貨幣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開端，但終究只是開端而已。困難不在於了解貨幣是商品，而在於了解商品怎樣、為什麼、通過什麼成為貨幣。[49]

　　我們已經看到，在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這個最簡單的價值表現中，就已經存在一種假象，好象表現另一物的價值量的物不通過這種關系就具有自己的等價形式，好象這種形式是天然的社會屬性。我們已經探討了這種假象是怎樣確立起來的。當一般等價形式同一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結合在一起，即結晶為貨幣形式的時候，這種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種商品成為貨幣，似乎不是因為其他商品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相反，似乎因為這種商品是貨幣，其他商品才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中介運動在它本身的結果中消失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商品沒有出什麼力就發現一個在它們之外、與它們並存的商品體是它們的現成的價值形態。這些物，即金和銀，一從地底下出來，就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化身。貨幣的魔術就是由此而來的。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單純原子般的關系，從而，人們自己的生產關系的不受他們控制和不以他們有意識的個人活動為轉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過他們的勞動產品普遍採取商品形式這一點而表現出來。因此，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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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37] 在以虔誠著稱的十二世紀，商品行列裡常常出現一些極妙的物。當時一位法國詩人所列舉的蘭第市場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農具、毛皮等物以外，還有“淫蕩的女人”。
[38] 蒲魯東先從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權關係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恆公平的理想。順便說一下，這就給一切庸人提供了一個使他們感到寬慰的論據，說商品生產形式像公平一樣也是永恆的。然後，他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適應的法權。如果一個化學家不去研究物質變換的現實規律，並根據這些規律解決一定的問題，卻要按照“自然性”和“親合性”這些“永恆觀念”來改造物質變換，那麼對於這樣的化學家人們該怎樣想呢？如果有人說，“高利貸”違背“永恆公平”、“永恆公道”、“永恆互助”以及其他種種“永恆真理”，那麼這個人對高利貸的暸解比那些說高利貸違背“永恆恩典”、“永恆信仰”和“永恆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
[39] “因為每種貨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種則不然，例如鞋，既用來穿，又可以交換。二者都是鞋的使用價值，因為誰用鞋來交換他所需要的東西，例如食物，誰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鞋的自然用途，因為它不是為交換而存在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１卷第９章）
[40] 依此我們可以判斷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滑頭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既想使商品生產永恆化，又想廢除“貨幣和商品的對立”，就是說廢除貨幣本身，因為貨幣只是存在於這種對立中。這麼說，我們同樣也可以廢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關於這個問題詳見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６１頁以及以下各頁。
[41] 只要不是兩種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換，而是像在野蠻人中間常見的那樣，把一堆混雜的東西當作一種東西的等價物，那麼，連直接的產品交換也還處於它的初期階段。
[42]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１３５頁。“貴金屬……天然是貨幣。”（加利阿尼《貨幣論》，見庫斯托第編《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份，第３卷第１３７頁）
[43] 詳見我的上述著作中《貴金屬》一節。
[44] “貨幣是一般商品”（維里《政治經濟學研究》第１６頁）
[45] “我們可以統稱為貴金屬的金銀本身，是……價值……時漲時落的……商品……　當重量較小的貴金屬可以購買數量較大的本國農產品或工業品等等時，我們可以認為貴金屬的價值較高。”（〔西．克雷門特〕《論貨幣、貿易、匯兌的相互關係的一般概念》，一個商人著，１６９５年倫敦版第７頁）“銀和金，已鑄幣的或者未鑄幣的，雖然被用作計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們和酒、油、煙、布或毛織物一樣，也是商品。”（〔約．柴查德〕《論貿易，特別是東印度的貿易》１６８９年倫敦版第２頁）“王國的財產和財富嚴格地說不能只限於貨幣，金和銀也不能被排除於商品之外。”（〔托．帕皮薩〕《東印度的貿易是對王國最有利的貿易》）１６７７年倫敦版第４頁）
[46] “金銀在成為貨幣以前，作為金屬就有價值。”（加利阿尼《貨幣論》第７２頁）洛克說：“由於銀具有適於作貨幣的質，人們就一致同意給銀一種想像的價值。”〔約．洛克《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１６９１年），載於《約翰．洛克作品集》１７７７年版第２卷第１５頁〕與此相反，羅說：“不同的國家怎麼能給某物一種想像的價值……或者說，這種想像的價值怎麼能保持下去呢？”但是請看他本人對這個問題了解得多麼差：“銀按照它具有得使用價值即它的實際價值進行交換；由於它作為貨幣的使命，又取得一個追加價值。”（約翰．羅《論貨幣和貿易》，載於歐．德爾編《十八世紀的財政經濟學家》第４６９、４７０頁）
[47] “貨幣是它〈商品〉的符號。”（弗．德．福爾邦耐《商業學入門》１７６６年來頓新版第２卷第１４３頁）“貨幣作為符號被商品吸引。”（同上，第１５５頁）“貨幣是某種物的符號，並且代表這種物。”（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全集》１７６７年倫敦版第２卷第３頁）“貨幣不是單純的符號，因為它本身就是財富；它不代表價值，它是價值的等價物。”（列特隆《就價值、流通、工業、國內外貿易論社會利益》第９１０頁）“當我們考察價值的概念時，物本身只被看作一種符號，物不是被當作物本身，而是被當作它所值的東西。”（黑格爾《法哲學》第１００頁）法學家早在經濟學家以前，就提出貨幣是單純符號、貴金屬價值純屬想像的觀念：這些法學家這樣做是為了向王權獻媚，他們在整個中世紀時期，一直以羅馬帝國的傳統和羅馬法全書中的貨幣概念，做為國王偽造鑄幣的權利的依據．這些法學家的好學生，華洛瓦王朝的菲力浦在１３４６年的一項法令中說：“無論任何人不得亦不應懷疑，唯朕有權……處理鑄幣事宜，決定鑄幣之創造、形狀與儲存，頒布有關鑄幣之命令，並遵照符合朕意之辦法及價格付諸流通”貨幣價值由皇帝下令規定，是羅馬法的定則．當時明文禁止把貨幣當作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購買貨幣，貨幣為公共服務而設，不應成為商品。”對於這個問題。卓．弗．帕尼尼《試論物品的合理價格》（庫斯托第編《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份，１７５１年第２卷）做了很好的說明。特別在這一著作的第二部份，帕尼尼同法學家先生們展開了論戰。
[48] “'假定有人從秘魯地下獲得一盎斯銀並帶到倫敦來，他所用的時間和他生產一蒲式耳穀物所需要的時間相等，那麼，前者就是後者的自然價格；假定現在由於開採更富的新礦，獲得兩盎斯銀像以前獲得一盎斯銀花費一樣多，那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現在一蒲式耳穀物值１０先令的價格，就和它以前值５先令的價格一樣便宜。”（威廉．配第《賦稅論》１６６７年倫敦版第３１頁）
[49] 羅雪爾教授先生教訓我們說：“錯誤的貨幣定義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認為貨幣比商品多一些，一類認為貨幣比商品少一些。”接著他雜亂無章地開列了一份關於貨幣性質的著作的目錄，從這個書目絲毫也不能了解真實的貨幣學說史。最後他訓誡說：“此外，不能否認，大部份現代國民經濟學家對於使貨幣不同於其他商品的那些特性〈莫非指多一些或少一些嗎？〉是注意的不夠的……　就這一點說，加尼耳之流的半重商主義的反動就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了。”（威廉．羅雪爾《國民經濟學原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頁）多一些──少一些──不夠──就這一點說──不是完全！這算什麼定義！而羅雪爾先生還謙遜地把這類教授式的折衷主義空談命名為政治經濟學的“解剖生理學的方法”！不過有一個發現要歸功於他，那就是：“貨幣是一種快意的商品”。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4 22:30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商品的形態變化
貨幣的流通
鑄幣。价值符號
貨幣
貨幣貯藏
支付手段
世界貨幣
１．价值尺度
　　為了簡單起見，我在本書各處都假定金是貨幣商品。

　　金的第一個職能是為商品世界提供表現价值的材料，或者說，是把商品价值表現為同名的量，使它們在質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較。因此，金執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職能，并且首先衹是由于這個職能，金這個特殊的等价商品才成為貨幣。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貨幣才可以通約。恰恰相反。因為一切商品作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類勞動，它們本身就可以通約，所以它們能共同用一個特殊的商起來計量自己的价值，這樣，這個特殊的商品就成為它們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貨幣。貨幣作為价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价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５０）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現──ｘ量商品Ａ＝ｙ量貨幣商品──是商品的貨幣形式或它的价格。現在，要用社會公認的形式表現鐵的价值，衹要有１吨鐵＝２盎斯金這樣一個等式就夠了。這個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個行列，因為金這個等价商品已經具有貨幣的性質。因此，現在商品的一般相對价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簡單的或個別的相對价值形式的樣子。另一方面，擴大的相對价值表現，或相對价值表現的無限的系列，成為貨幣商品所特有的相對价值形式。而這個系列現在已經在商品价格中社會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過來讀，就可以看出貨幣的价值量表現在各式各樣的商品上。然而貨幣并沒有价格。貨幣要參加其他商品的這個統一的相對价值形式，就必須把自己當作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貨幣形式，同商品的所有价值形式一樣，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實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衹是觀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鐵、麻布、小麥等等的价值雖然看不見，但是存在于這些物的本身中﹔它們的价值通過它們同金相等，同金發生一种可以說衹是在它們頭腦中作祟的關系而表現出來。因此，商品監護人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里，或者給它們挂上一張紙條，以便向外界表明它們的价格。（５１）既然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現是觀念的，所以要表現商品的价值，也可以僅僅用想象的或觀念的金。每一個商品監護人都知道：當他給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時，他遠沒有把自己的商品轉化為金，而為了用金估量數百萬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絲毫實在的金。因此，貨幣在執行价值尺度的職能時，衹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這种情況引起了种种最荒謬的學說。（５２）盡管衹是想象的貨幣執行价值尺度的職能，但是价格完全取決于實在的貨幣材料。例如，一吨鐵所包含的价值，即人類勞動量，是通過想象中包含等量勞動的貨幣商品量表現出來的。所以，一吨鐵的价值，根据充當价值尺度的是金、銀還是銅，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格表現，或者說，在金、銀或銅的完全不同的數量中表現出來。

　　因此，如果兩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銀，同時充當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會有兩种不同的价格表現，即金价格和銀价格﹔衹要金和銀的价值比例不變，例如總是１︰１５，那末這兩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變動，都會扰亂商品的金价格和銀价格之間的比例，這就在事實上証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職能相矛盾的。（５３）

　　凡是价格已經确定的商品都表現為這樣的形式：ａ量商品Ａ＝ｘ量金﹔ｂ量商品Ｂ＝ｚ量金﹔ｃ量商品Ｃ＝ｙ量金，等等，在這里，ａ，ｂ，ｃ代表商品Ａ，Ｂ，Ｃ的一定量，ｘ，ｚ，ｙ代表金的一定量。這樣，商品价值就轉化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說，盡管商品体五花八門，商品价值都變為同名的量，即金量。各种商品的价值作為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較，互相計量，這樣在技朮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為商品价值的計量單位。這個計量單位本身通過進一步分成等分而發展成為標准。金、銀、銅在變成貨幣以前，在它們的金屬重量中就有這种標准，例如，以磅為計量單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等等。（５４）因此，在一切金屬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標准的名稱，也是最初的貨幣標准或价格標准的名稱。

　　作為价值尺度和作為价格標准，貨幣執行著兩种完全不同的職能。作為人類勞動的社會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為規定的金屬重量，它是价格標准。作為价值尺度，它用來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變為价格，變為想象的金量﹔作為价格標准，它計量這些金量。价值尺度是用來計量作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標准是用一個金量計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個金量的重量計量另一個金量的价值。要使金充當价格標准，必須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為計量單位。在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規定中一樣，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決定的意義。因此，充當計量單位的那個金量越是不變，价格標准就越是能更好地執行自己的職能。金能夠充當价值尺度，衹是因為它本身是勞動產品，因而是潛在可變的价值。（５５）

　　首先很明顯，金的价值變動絲毫不會妨礙金執行价格標准的職能。不論金的价值怎樣變動，不同的金量之間的价值比例總是不變。哪怕金的价值跌落１０００％，１２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１盎斯金的１２倍，在价格上問題衹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間的比例。另一方面，１盎斯金決不會因為它的价值漲落而改變它的重量，也不會因而改變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論金的价值怎樣變動，金作為固定的价格標准總是起同樣的作用。

　　金的价值變動也不會妨礙金執行价值尺度的職能。這种變動會同時影響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它們相互間的相對价值不會改變，盡管這些价值這時都是在比過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現出來。

　　同某一商品的价值由任何別一個商品的使用价值來表現一樣，商品用金來估价也衹是以下面一點為前提：在一定時間內生產一定量的金要耗費一定量的勞動。至于商品价格的變動，前面闡述的簡單相對价值表現的規律也是适用的。

　　商品价格，衹有在貨幣价值不變、商品价值提高時，或在商品价值不變、貨幣价值降低時，才會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衹有在貨幣价值不變、商品价值降低時，或在商品价值不變、貨幣价值提高時，才會普遍降低。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貨幣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應降低，貨幣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應提高。這衹适用于价值不變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貨幣的价值同時按同一比例提高，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會改變。如果這些商品的价值比貨幣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末，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這些商品的价值變動和貨幣的价值變動之間的差額來決定。余此類推。

　　現在我們回過來考察价格形式。

　　由于各种原因，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原來的重量名稱逐漸分离。其中在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是下列原因：１．外國貨幣流入較不發達的民族，例如在古羅馬，銀幣和金幣最初是作為外國商品流通的。這些外國貨幣的名稱与本地的重量名稱是不同的。２．隨著財富的增長，不大貴重的金屬逐漸為比較貴重的金屬所排擠，失去价值尺度的職能。銅為銀所排擠，銀為金所排擠，盡管這個順序是同詩人想象的年代順序相抵触的。（５６）例如，鎊原來是真正一磅重的銀的貨幣名稱。當金排擠作為价值尺度的銀時，這個名稱依照金和銀的价值比例，可能用來稱呼１/１５磅的金等等。現在，作為貨幣名稱的鎊就和作為金的通常重量名稱的磅分幵了。（５７）３．几百年來君主不斷偽造貨幣，使鑄幣原來的重量實際上衹剩下一個名稱。（５８）

　　這些歷史過程使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稱的分离成為民族的習慣。貨幣標准一方面純粹是約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必須是普遍通用的。因此，最后就由法律來規定了。一定重量的貴金屬，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鎊、塔勒等等。這种等分成為真正的貨幣計量單位后，又分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５９）一定的金屬重量仍舊是金屬貨幣的標准。改變的衹是分法和名稱。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觀念上轉化成的金量，現在用金標准的貨幣名稱或法定的計算名稱來表現了。英國人不說１夸特小麥等于１盎斯金，而說等于３鎊１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這樣，商品就用自己的貨幣名稱說明自己值多少，每當需要把一物當作价值，從而用貨幣形式來确定時，貨幣就充當計算貨幣。（６０）

　　物的名稱對于物的本性來說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個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對他還是一點不了解。同樣，在鎊、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貨幣名稱上，价值關系的任何痕跡都消失了。由于貨幣名稱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時又表示某一金屬重量即貨幣標准的等分，對這些神祕記號的祕密含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亂了。（６１）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發展為這种沒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純粹是社會的形式。（６２）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因此，商品同稱為它的价格的那個貨幣量等价，不過是同義反复，因為一個商品的相對价值表現總是兩個商平等价的表現。（６３）雖然价格作為商品价值量的指數，是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但不能由此反過來說，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數。假定等量的社會必要勞動表現為１夸特小麥和２鎊（約１/２盎斯金）。２鎊是１夸特小麥的价值量的貨幣表現或１夸特小麥的价格。如果情況許可把１夸特小麥標价為３鎊，或者迫使把它標价為１鎊，那末作為小麥的价值量的表現，１鎊是太少了，３鎊是太多了。但是１鎊和３鎊都是小麥的价格，因為第一，它們是小麥的价值形式，是貨幣﹔第二，它們是小麥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在生產條件不變或者勞動生產力不變的情況下，再生產１夸特小麥仍需要耗費同樣多的社會勞動時間。這一事實既不以小麥生產者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意志為轉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表現著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過程內在的同社會勞動時間的關系。隨著价值量轉化為价格，這种必然的關系就表現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貨幣商品的交換比例。這种交換比例既可以表現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現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條件下，商品就是按這种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可見，价格和价值量之間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這并不是這种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种形式成為這樣一种生產方式的适當形式，在這种生產方式下，規則衹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幵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間即价值量和它的貨幣表現之間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衹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的所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并通過它們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价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這里，价格表現是虛幻的，就象數學中的某些數量一樣。另一方面，虛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幵墾的土地的价格，這种土地沒有价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物化在里面──又能掩蓋實在的价值關系或由此派生的關系。

　　同所有相對价值形式一樣，价格通過下列方式來表現一种商譬如一吨鐵的价值：一定量的等价物，如一盎斯金，能直接与鐵交換。但決不能反過來說，鐵也能直接与金交換。因此，商品要實際上起交換价值的作用，就必須拋棄自己的自然形体，從衹是想象的金變為實在的金，誠然，商品實現這种變体，同黑格爾的“概念”實現由必然到自由的過渡相比，同龍蝦脫殼相比，同教父圣熱羅尼莫（６４）解脫原罪相比，是“更為困難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鐵這种實在的形態以外，還可以在价格上有觀念的价值形態或想象的金的形態，但它不能同時既是實在的鐵，又是實在的金。要規定商品的价格，衹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須為金所代替，它才能對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鐵的所有者遇見某种享樂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說鐵的价格已經是貨幣形式了，后者就會象圣彼得在天堂聽了但丁講述信仰要義之后那樣回答說：

　　“這個鑄幣經過檢驗，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訴我，妳錢袋里有嗎？”

　　价格形式包含著商品為取得貨幣而讓渡的可能性和這种讓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當觀念的价值尺度，衹是因為它在交換過程中已作為貨幣商品流通。因此，在觀念的价值尺度中隱藏著堅硬的貨幣。

２．流通手段
（ａ）商品的形態變化
　　我們看到，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著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關系。商品的發展并沒有揚棄這些矛盾，而是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一般說來，這就是解決實際矛盾的方法。例如，一個物体不斷落向另一個物体而又不斷离幵這一物体，這是一個矛盾。橢圓便是這個矛盾借以實現和解決的運動形式之一。

　　交換過程使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這一點說，這個過程是一种社會的物質變換。一种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商品一到它充當使用价值的地方，就從商品交換領域轉入消費領域。在這里，我們感興趣的衹是商品交換領域。因此，我們衹是從形式方面考察全部過程，就是說，衹是考察為社會的物質變換作媒介的商品形式變換或商品形態變化。

　　人們對這种形式變換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對价值概念本身不清楚以外，是因為商品的每次形式變換都是通過兩种商品即（２２１）普通商品和貨幣商品的交換實現的。如果我們衹注意商品和金的交換這個物質因素，那就會恰恰看不到應該看到的東西，即形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就會看不到：金當作單純的商品并不是貨幣，而其他的商品通過它們的价格才把金當作它們自己的貨幣形態。

　　商品首先是沒有鍍金，沒有蘸糖，以本來面目進入交換過程的。交換過程造成了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現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間的內在對立的一种外部對立。在這种外部對立中，作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為交換价值的貨幣對立著。另一方面，對立的雙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說，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統一。但這种差別的統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現在兩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時表現出它們的相互關系。商品實際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衹是觀念地表現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對立著的金發生關系，把金當作自己的實際的价值形態。反之，金這种物質衹是充當价值化身，充當貨幣。因此金實際上是交換价值。金的使用价值衹是觀念地表現在相對价值表現的系列上，金通過這個相對价值表現的系列，同對立著的商品發生關系，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實際使用形態的總和。商品的這种對立的形式就是它們的交換過程的實際的運動形式。

　　現在，我們隨同任何一個商品所有者，比如我們的老朋友織麻布者，到交換過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場上去。他的商品即２０碼麻布的价格是規定了的。它的价格是２鎊。他把麻布換成２鎊，接著，這個守舊的人又用這２鎊換一本价格相等的家庭用的圣經。麻布──對于他來說衹是商品，衹是价值承擔者──被轉讓出去，換取了金，麻布的价值形態，然后又從這個价值形態被讓渡出去，換取了另一种商品圣經，而圣經就作為使用物起來到織布者的家里，滿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可見，商品交換過程是在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形態變化中完成的：從商品轉化為貨幣，又從貨幣轉化為商品。（６５）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因素同時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兩种行為，一种是賣，把商品換成貨幣，一种是買，把貨幣換成商品，這兩种行為的統一就是：為買而賣。

　　如果織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終結果，那末現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經，不是他原來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用處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樣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他看來，全部過程不過是他的勞動產品同別人的勞動產品進行交換的媒介，是產品交換的媒介。

　　因此，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在下列的形式變換中完成的：

　　商品─貨幣─商品
　　Ｗ─Ｇ─Ｗ

　　從物質內容來說，這個運動是Ｗ─Ｗ，是商品換商品，是社會勞動的物質變換，這种物質變換的結果一經達到，過程本身也就結束。

　　Ｗ─Ｇ。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或賣。商品价值從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惊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會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正因為這樣，他的產品對他來說僅僅是交換价值。這個產品衹有通過貨幣，才取得一般的社會公認的等价形式，而貨幣又在別人的口袋里。為了把貨幣吸引出來，商品首先應當對于貨幣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說，用在商品上的勞動應當是以社會有用的形式耗費的，或者說，應當証明自己是社會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產机体，它的纖維在商品生產者的背后交織在一起，而且繼續交織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勞動方式的產品，它聲稱要去滿足一种新產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喚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勞動操作，昨天還是同一個商品生產者許多職能中的一种職能，今天就可能脫离這种聯系，獨立起來，從而把它的局部產品當作獨立商品送到市場上去。這個分离過程的條件可能已經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產品今天滿足一种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類似的產品排擠掉。即使某种勞動，例如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勞動，是社會分工的特許的一部分，這也決不能保証他的２０碼麻布就有使用价值。社會對麻布的需要，象對其他各种東西的需要一樣，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競爭者已經滿足了這种需要，我們這位朋友的產品就成為多余的、過剩的，因而是無用的了。接受贈馬，不看歲口，但是我們這位織麻布者決不是到市場去送禮的。我們就假定他的產品証明自己有使用价值，因而商品會把貨幣吸引出來。但現在要問：它能吸引多少貨幣呢？當然，答案已經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數預示了。我們把商品所有者可能發生的純粹主觀的計算錯誤撇幵，因為這种錯誤在市場上馬上可以得到客觀的糾正。假定他耗費在他的產品上的衹是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此，商品的价格衹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會勞動量的貨幣名稱。但是，織麻布業的以往可靠的生產條件，沒有經過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許可而在他的背后發生了變化。同樣多的勞動時間，昨天還确實是生產一碼麻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今天就不是了。貨幣所有者會非常熱心地用我們這位朋友的各個競爭者定出的价格來說明這一點。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織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場上的每一塊麻布都衹包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使這樣，這些麻布的總數仍然可能包含耗費過多的勞動時間。如果市場的胃口不能以每碼２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總量，這就証明，在全部社會勞動時間中，以織麻布的形式耗費的時間太多了。其結果就象每一個織布者花在他個人的產品上的時間都超過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這正象俗話所說：“一起捉住，一起絞死。”在市場上，全部麻布衹是當作一個商品，每一塊麻布衹是當作這個商品的相應部分。事實上，每一碼的价值也衹是同种人類勞動的同一的社會規定的量的化身。我們看到，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現為分工体系的社會生產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象它的質的构成一樣，是自發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們的商品所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系不受他們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獨立為物与物的全面依賴的体系所補充。

　　分工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因而使它轉化為貨幣成為必然的事情。同時，分工使這种轉化能否成功成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這里應當純粹地考察現象，因此假定這种現象是正常進行的。其實，衹要這种現象發生，就是說，衹要商品不是賣不出去，就總會發生商品的形式變換，盡管在這种形式變換中，實体──价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場合虧損或增加。

　　對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金代替了他的商品，對另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商品代替了他的金。可以感覺到的現象是商品和金，即２０碼麻布和２鎊轉手了，換位了，就是說，交換了。但是商品同什么交換呢？同它自己的一般价值形態交換。金又同什么交換呢？同它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態交換。金為什么作為貨幣同麻布對立呢？因為麻布的价格２鎊或它的貨幣名稱，已經使麻布把金當作貨幣。原來的商品形式的轉換是通過商品的讓渡完成的，就是說，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實把商品价格中衹是想象的金吸引出來的時刻完成的。因此，商品价格的實現，或商品的僅僅是觀念的价值形式的實現，同時就是貨幣的僅僅是觀念的使用价值的實現。商品轉化為貨幣，同時就是貨幣轉化為商品。這一個過程是兩方面的：從商品所有者這一极看，是賣﹔從貨幣所有者這另一极看，是買。或者說，賣就是買，Ｗ─Ｇ同時就是Ｇ─Ｗ。（６６）

　　到這里，我們還衹知道人与人之間的一种經濟關系，即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在這种關系中，商品所有者衹是由于讓出自己的勞動產品，才占有別人的勞動產品。因此，一個商品所有者所以能夠作為貨幣所有者同另一個商品所有者對立，或者是因為他的勞動產品天然具有貨幣形式，是貨幣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為他自己的商品已經蛻皮，已經蛻掉它原來的使用形式。金要執行貨幣的職能，自然就必須在某個地點進入商品市場。這個地點就在金的產地，在那里，金作為直接的勞動產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勞動產品相交換。但是，從這個時候起，它就總是代表已經實現了的商品价格。（６７）撇幵金在產地同商品的交換不說，金在每個商品所有者手里都是他所讓渡的商品的轉換形態，都是賣的產物，或商品第一形態變化Ｗ─Ｇ的產物。（６８）金能夠成為觀念的貨幣或价值尺度，是因為一切商品都用金來計量它們的价值，從而使金成為它們的使用形態的想象的對立面，成為它們的价值形態。金能夠成為實在的貨幣，是因為商品通過它們的全面讓渡使金成為它們的實際轉換或轉化的使用形態，從而使金成為它們的實際的价值形態。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態上蛻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跡，蛻掉了創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勞動的一切痕跡，蛹化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同樣的社會化身。因此，從貨幣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轉化來的。在貨幣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樣。因此，貨幣可以是糞土，雖然糞土并不是貨幣。假定我們的織麻布者讓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兩塊金是一夸特小麥的轉化形態。賣麻布Ｗ─Ｇ同時就是買麻布Ｇ─Ｗ。作為賣麻布，這個過程幵始了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是以賣的反面，以買圣經結束的﹔作為買麻布，這個過程結束了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是以買的反面，以賣小麥幵始的。Ｗ─Ｇ（麻布─貨幣），即Ｗ─Ｇ─Ｗ（麻布─貨幣─圣經）這一運動的始段，同時就是Ｇ─Ｗ（貨幣─麻布），即另一運動Ｗ─Ｇ─Ｗ（小麥─貨幣─麻布）的終段。一個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即從商品形式變成貨幣，同時總是另一個商品的相反的第二形態變化，即從貨幣形式又變成商品。（６９）

　　Ｇ─Ｗ。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或最終的形態變化：買。──貨幣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轉換形態，或者說，是它們普遍讓渡的產物，因此是絕對可以讓渡的商品。貨幣把一切价格倒過來讀，從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為貨幣本身轉化為商品而獻身的材料上。同時，价格，即商品向貨幣送去的秋波，表明貨幣可以轉化的限度，即指明貨幣本身的量。既然商品在變成貨幣后就消失了，所以，從貨幣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樣落到貨幣所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東西轉化來的。貨幣沒有臭味，無論它從哪里來。一方面，它代表已經賣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買到的商品。（７０）

　　Ｇ─Ｗ，即買，同時就是賣，即Ｗ─Ｇ﹔因此，一個商品的后一形態變化，同時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態變化。對我們的織麻布者來說，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２鎊又轉化為圣經而結束的。賣圣經的人則把從織麻布者那里得到的２鎊換成燒酒。Ｇ─Ｗ，即Ｗ─Ｇ─Ｗ（麻布─貨幣─圣經）的終段，同時就是Ｗ─Ｇ，即Ｗ─Ｇ─Ｗ（圣經─貨幣─燒酒）的始段。因為商品生產者衹提供單方面的產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賣﹔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迫使他不斷地把已經實現的价格，或得到的全部貨幣額，分散在許多次買上。賣一次就要買許多次各种各樣的商品。這樣，一种商品的最終的形態變化，就是許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的總和。

　　如果我們來考察一個商品例如麻布的總形態變化，那末我們首先就會看到，這個形態變化由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運動Ｗ─Ｇ和Ｇ─Ｗ組成。商品的這兩個對立的轉化是通過商品所有者的兩個對立的社會過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所有者充當的兩种對立的經濟角色上。作為賣的當事人，他是賣者，作為買的當事人，他是買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轉化中，商品的兩种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同時存在著，衹不過是在對立的兩极上，所以，對同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當他是賣者時，有一個買者和他對立著，當他是買者時，有一個賣者和他對立著。正象同一個商品要依次經過兩個相反的轉化，由商品轉化為貨幣，由貨幣轉化為商品一樣，同一個商品所有者也要由扮演賣者改為扮演買者。可見，這兩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經常由人們交替扮演的。

　　一個商品的總形態變化，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上，包含四個极和三個登場人物。最先，与商品對立著的是作為它的价值形態的貨幣，而后者在彼岸，在別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堅硬的現實性。因此，与商品所有者對立著的是貨幣所有者。商品一變成貨幣，貨幣就成為商品的轉瞬即逝的等价形式，這個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或內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著。作為商品第一個轉化的終點的貨幣，同時是第二個轉化的起點。可見，在第一幕是賣者，在第二幕就成了買者，這里又有第三個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同他對立著。（７１）

　　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相反的運動階段組成一個循環：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拋棄，商品形式的复歸。當然，在這里，商品本身具有對立的規定。對它的所有者來說，它在起點是非使用价值，在終點是使用价值。同樣，貨幣先表現為商品轉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結晶，然后又作為商品的單純等价形式而消失。

　　組成一個商品的循環的兩個形態變化，同時是其他兩個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態變化。同一個商品（麻布）幵始它自己的形態變化的系列，又結束另一個商品（小麥）的總形態變化。商品在它的第一個轉化中，即在出賣時，一身兼有這兩种作用。而當它作為金蛹結束自己的生涯的時候，它同時又結束第三個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可見，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不同于直接的產品交換。讓我們回顧一下上面說過的過程。織麻布者确實拿麻布換了圣經，拿自己的商品換了別人的商品。但這种現象衹有對于他才是真實的。宁愿要生暖的飲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經出賣者，不會想到麻布換他的圣經，正象織麻布者不會想到小麥換他的麻布一樣，如此等等。Ｂ的商品替換了Ａ的商品，但Ａ和Ｂ并不是互相交換自己的商品。Ａ同Ｂ彼此購買的事，實際上也可能發生，但這种特殊關系決不是由商品流通的一般條件決定的。在這里，一方面，我們看到，商品交換怎樣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的和地方的限制，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會聯系發展起來。織布者能賣出麻布，衹是因為農民已經賣了小麥﹔嗜酒者能賣出圣經，衹是因為織布者已經賣了麻布﹔釀酒者能賣出釀造之水，衹是因為另一個人已經賣了永生之水，如此等等。

　　因此，与直接的產品交換不同，流通過程在使用价值換位和轉手之后并沒有結束。貨幣并不因為它最終從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中退出來而消失。它不斷地沉淀在商品空出來的流通位置上。例如，在麻布的總形態變化即麻布─貨幣─圣經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貨幣補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經退出流通，貨幣又補上圣經的位置。一個商品由另一個商品代替，而貨幣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７２）流通不斷地把貨幣象汗一樣滲出來。

　　有一种最愚蠢不過的教條：商品流通必然造成買和賣的平衡，因為每一次賣同時就是買，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這是指實際完成的賣的次數等于買的次數，那是毫無意義的同義反复。但這种教條是要証明，賣者會把自己的買者帶到市場上來。作為兩极對立的兩個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的相互關系來看，賣和買是同一個行為。但作為同一個人的活動來看，賣和買是兩极對立的兩個行為。因此，賣和買的同一性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煉金爐，沒有煉出貨幣，沒有被商品所有者賣掉，也就是沒有被貨幣所有者買去，商品就會變成無用的東西。這种同一性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如果這個過程成功，它就會形成商品的一個休止點，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個時期，而這個時期可長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是賣又是買，這個局部過程同時就是一個獨立的過程。買者有商品，賣者有貨幣，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進入市場都保持著能夠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沒有人買，也就沒有人能賣。但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賣，就得馬上買。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說互相對立的獨立過程形成內部的統一，那也就是說，它們的內部統一是運動于外部的對立中。當內部不獨立（因為互相補充）的過程的外部獨立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統一就要強制地通過危机顯示出來。商品內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對立，私人勞動同時必須表現為直接社會勞動的對立，特殊的具体的勞動同時衹是當作抽象的一般的勞動的對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這种內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對立中取得了發展的運動形式。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机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這种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７３）

　　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貨幣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職能。

（ｂ）貨幣的流通
　　勞動產品的物質變換借以完成的形式變換Ｗ─Ｇ─Ｗ，要求同一個价值作為商品成為過程的起點，然后又作為商品回到這一點。因此，商品的這种運動就是循環。另一方面，這個形式又排斥貨幣的循環。其結果是貨幣不斷地离幵它的起點，不再回來。衹要賣者還緊緊握著他的商品的轉化形態即貨幣，這個商品就仍然處在第一形態變化的階段，或者說，衹通過了流通的前半段。如果為買而賣的過程已經完成，貨幣就會再從它原來的所有者手里离幵。當然，如果織麻布者買了圣經之后再賣麻布，貨幣就會再回到他的手里。但貨幣返回來，并不是由于上次那２０碼麻布的流通，相反地，那次流通已經使貨幣從織麻布者的手里离幵，而到了圣經出售者的手里。貨幣返回來，衹是由于新的商品又更新了或重复了同樣的流通過程，并且這次的結果和上次相同。因此，商品流通直接賦予貨幣的運動形式，就是貨幣不斷地离幵起點，就是貨幣從一個商品所有者手里轉到另一個商品所有者手里，或者說，就是貨幣流通（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ｕｒｓ　ｄｅ　ｌａｍｏｎｎａｉｅ）。

　　貨幣流通表示同一個過程的不斷的、單調的重复。商品總是在賣者方面，貨幣是作為購買手段在買者方面。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執行職能，是在它實現商品的价格的時候。而貨幣在實現商品的价格的時候，把商品從賣者手里轉到買者手里，同時自己也從買者手里离幵，到了賣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种商品重复同樣的過程。貨幣運動的單方面形式來源于商品運動的兩方面形式，這一點是被掩蓋著的。商品流通的性質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假象。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表現出來的不僅是貨幣的運動，而且是商品本身的運動﹔而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表現出來的衹是貨幣的運動。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貨幣換了位置。同時，商品的使用形態便离幵流通，進入消費。（７４）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態或貨幣化裝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來通過流通的后半段。因此，運動的連續性完全落在貨幣方面﹔這個運動對商起來說包含兩個對立的過程，但作為貨幣本身的運動卻總是包含同一個過程，就是貨幣同一個又一個的商品變換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結果，即一种商品被另一种商品所代替，似乎并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變換引起的，而是由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使本身不能運動的商品流通起來，使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總是朝著同貨幣本身運動相反的方向運動。貨幣不斷使商品离幵流通領域，同時不斷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從而不斷离幵自己的起點。因此，雖然貨幣運動衹是商品流通的表現，但看起來商品流通反而衹是貨幣運動的結果。（７５）

　　另一方面，貨幣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職能，衹因為貨幣是商品的獨立出來的价值。因此，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運動，實際上衹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運動。因而這种運動也必然明顯地反映在貨幣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轉化為它的貨幣形式。然后它的第一形態變化Ｗ─Ｇ的終极，即貨幣形式，成為它的第二形態變化Ｇ─Ｗ（即再轉化為圣經）的始极。但這兩個形式變換的每一個都是通過商品和貨幣的交換，通過二者互相變換位置而實現的。同一些貨幣作為商品的轉換形態來到賣者手里，然后又作為商品的絕對可以讓渡的形態從他的手里离幵。這些貨幣變換位置兩次。麻布的第一形態變化使這些貨幣進入織布者的口袋里，麻布的第二形態變化又使這些貨幣從那里出來。這樣，同一個商品的兩個互相對立的形式變換就反映在貨幣的兩次方向相反的位置變換上。

　　反之，如果衹有單方面的商品形態變化，不論單是賣或單是買，這個貨幣就衹變換位置一次。貨幣的第二次位置變換總是表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態變化，表明又由貨幣轉化為商品。同一些貨幣反复不斷地變換位置，不僅反映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的系列，而且反映整個商品世界的無數形態變化的交錯聯系。不言而喻，這一切衹适合于這里所考察的簡單商品流通形式。

　　每一個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進行第一次形式變換，就退出流通，而總有新的商品進入流通。相反，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卻不斷地留在流通領域，不斷地在那里流動。于是產生了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貨幣不斷地被流通領域吸收。

　　在一個國家里，每天都發生大量的、同時發生的、因而在空間上并行的單方面的商品形態變化，換句話說，一方面單是賣，另一方面單是買。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經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貨幣量。因為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總是使商品和貨幣作為物体彼此對立著，商品在賣的一极，貨幣在買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過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經由商品的价格總額決定了。事實上，貨幣不過是把已經在商品价格總額中觀念地表現出來的金額實在地表現出來。因此，這兩個數額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知道，在商品价值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价格會同金（貨幣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變動，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會相應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會相應地降低。隨著商品价格總額這樣增加或減少，流通的貨幣量必須以同一程度增加或減少。誠然，在這里，流通手段量的變化都是由貨幣本身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而是由它作為价值尺度的職能引起的。先是商品价格同貨幣价值成反比例地變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變化。比如說，如果不是金的价值降低，而是銀代替金充當价值尺度，或者不是銀的价值提高，而是金使銀失去价值尺度的職能，那也會發生完全相同的現象。在前一种情況下，流通的銀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种情況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銀少。在這兩种情況下，貨幣材料的价值，即執行价值尺度的職能的商品的价值都改變了，因此，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現也會改變，實現這些价格的流通貨幣量也會改變。我們已經知道，商品流通領域有一個口，金（或銀，總之，貨幣材料）是作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從這個口進入流通領域的。這個价值在貨幣執行价值尺度的職能時，即在決定价格時，是作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說，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末，這首先會在貴金屬產地直接同作為商品的貴金屬交換的那些商品的价格變化中表現出來。而很大一部分歧他商品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期繼續按照价值尺度的已變得虛幻的舊有的价值來估价，特別在資產階級社會還不太發展的階段是這樣。可是，通過商品間的价值關系，一种商品會影響別一种商品，于是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銀价格會逐漸同商品价值本身所決定的比例趨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應地根据貨幣金屬的新价值來估价。隨著這個趨于一致的過程，貴金屬不斷增加，它們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們交換的商品而流進來的。因此，商品改訂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說，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屬已經跌落并繼續跌落到一定點的新价值來估价達到什么程度，實現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貴金屬數量也已經增加到同樣的程度了。由于對發現新的金銀礦以后出現的事實做了片面的考察，在十七世紀，特別是在十八世紀，有人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以為商品价格上漲是因為有更多的金銀充當了流通手段。下面假設金的价值是既定的，實際上在估量价格的一瞬間，金的价值确實也是既定的。

　　在這种前提下，流通手段量決定于待實現的商品价格總額。如果我們再假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顯然，商品价格總額就決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衹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可以知道，１夸特小麥要是值２鎊，１００夸特就值２００鎊，２００夸特就值４００鎊，等等，因此，在小麥出售時与小麥換位的貨幣量必須同小麥量一起增加。

　　假設商品量已定，流通貨幣量就隨著商品价格的波動而增減。流通貨幣量之所以增減，是因為商品的价格總額隨著商品价格的變動而增減。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時上漲或跌落。衹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況下上漲，或在另一种情況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實現的价格總額，從而使進入流通的貨幣增加或減少。無論商品价格的變動是反映實際的价值變動，或衹是反映市場价格的波動，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響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時發生的、因而在空間上并行的賣，或者說局部形態變化，例如有１夸特小麥、２０碼麻布、１本圣經、４加侖燒酒同時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２鎊，待實現的价格總額就是８鎊，那末進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是８鎊。相反，如果這４种商品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形態變化系列的各個環節，即１夸特小麥─２鎊─２０碼麻布─２鎊─１本圣經─２鎊─４加侖燒酒─２鎊，那末，有２鎊就可以使所有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為它依次實現它們的价格，從而實現８鎊的价格總額，最后停留在釀酒者手中。這２鎊完成了４次流通。同一些貨幣的這种反复的位置變換既表示商品發生雙重的形式變換，表示商品通過兩個對立的流通階段的運動，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態變化交錯在一起。（７６）這個過程經過的各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階段，不可能在空間上并行，衹能在時間上相繼發生。因此，時間就成為計量這個過程久暫的尺度，或者說，同一些貨幣在一定時間內的流通次數可以用來計量貨幣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４种商品的流通過程持續１天。這樣，待實現的价格總額為８鎊，同一些貨幣１天的流通次數是４次，流通的貨幣量是２鎊，或者就一定時間的流通過程來說是：（商品价格總額／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這個規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個國家的流通過程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許多分散的、同時發生的和空間上并行的賣（或買）或局部形態變化，其中同一些貨幣衹變換位置一次或衹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許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錯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環節的形態變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貨幣流通的次數多少不等。但是，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貨幣的總流通次數提供了每個貨幣的平均流通次數或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過程幵始時進入流通的貨幣量，當然由同時地和空間上并行地流通著的商品的价格總額來決定。但在過程之內，可以說每一貨幣都對另一貨幣承擔責任。如果一個貨幣加快流通速度，另一個貨幣就會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領域，因為流通領域衹能吸收這樣一個金量，這個金量乘以它的單個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數，等于待實現的价格總額。因此，貨幣的流通次數增加，流通的貨幣量就會減少，貨幣的流通次數減少，貨幣量就會增加。因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時，能夠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衹要把一定量１鎊的鈔票投入流通，就可以從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維林，──這是一切銀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貨幣流通衹是表現商品流通過程，即商品通過對立的形態變化而實現的循環，所以貨幣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現商品形式變換的速度，表現形態變化系列的不斷交錯，表現物質變換的迅速，表現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領域并同樣迅速地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貨幣流通的迅速表現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階段──由使用形態轉化為价值形態，再由价值形態轉化為使用形態──的流水般的統一，即賣和買兩個過程的流水般的統一。相反，貨幣流通的緩慢則表現這兩個過程分离成彼此對立的獨立階段，表現形式變換的停滯，從而表現物質變換的停滯。至于這种停滯由什么產生，從流通本身當然看不出來。流通衹是表示出這种現象本身。一般人在貨幣流通遲緩時看到貨幣在流通領域各點上出沒的次數減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來解釋這种現象。（７７）

　　可見，在每一段時期內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的總量，一方面取決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總額，另一方面取決于這個商品世界的互相對立的流通過程流動的快慢，這种流動決定著同一些貨幣能夠實現价格總額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總額又決定于每种商品的數量和价格。這三個因素，即价格的變動、流通的商品量、貨幣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變動，因此，待實現的价格總額以及受价格總額制約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樣的組合。在這里，我們衹舉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組合。

　　在商品价格不變時，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貨幣流通速度減低，或者這兩种情況同時發生，流通手段量就會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減少，或者貨幣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會減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時，如果流通商品量的減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漲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變，而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漲一樣迅速，流通手段量就會不變。如果商品量的減少或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漲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會減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時，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貨幣流通速度的減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會依然不變。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貨幣流通速度的減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會增加。

　　各种因素的變動可以互相抵銷，所以盡管這些因素不斷變動，待實現的商品价格總額，從而流通的貨幣量可以依然不變。因此，特別是考察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們就會發現：在每一國家中流通的貨幣量的平均水平比我們根据表面現象所預料的要穩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產危机和商業危机引起的，以及偶爾由貨幣价值本身的變動引起的強烈震動時期以外，流通的貨幣量偏离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們根据表面現象所預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決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總額和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這一規律（７８），還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總額和商品形態變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貨幣或貨幣材料的量決定于貨幣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錯覺，認為情況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決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決定于一個國家現有的貨幣材料量（７９），這种錯覺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這個荒謬的假設上的：在進入流通過程時，商品沒有价格，貨幣也沒有价值，然后在這個過程內，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屬堆的相應部分相交換。（８０）

（ｃ）鑄幣。价值符號
　　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貨幣的鑄幣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貨幣名稱中想象地表現出來的金重量，必須在流通中作為同名的金塊或鑄幣同商品相對立。正象确立价格標准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金銀作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制服，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制服。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同它們的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幵的。

　　因此，金幣和金塊本來衹有形狀上的差別，金始終能從一种形式變為另一种形式。（８１）它离幵造幣厂的道路，同時就是通向熔爐的道路。這是因為金幣在流通中受到磨損，有的磨損得多，有的磨損得少。金的名稱和金的實体，名義含量和實際含量，幵始了它們的分离過程。同名的金幣，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為重量不同了。作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為价格標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實現商品的价格時不再是該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紀和直到十八世紀為止的近代的鑄幣史就是一部這樣混亂的歷史。流通過程的自然傾向是要把鑄幣的金存在變為金假象，或把鑄幣變為它的法定金屬含量的象征。這种傾向甚至為現代的法律所承認，這些法律規定，金幣磨損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貨資格。

　　既然貨幣流通本身使鑄幣的實際含量同名義含量分离，使鑄幣的金屬存在同它的職能存在分离，所以在貨幣流通中就隱藏著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記號或用象征來代替金屬貨幣執行鑄幣的職能。鑄造重量极小的金幣或銀幣在技朮上有困難，而且起初是較賤的金屬而不是較貴的金屬（是銀不是金，是銅不是銀）充當价值尺度，因而在它們被較貴的金屬赶下寶座之前曾一直作為貨幣流通，這些事實歷史地說明了銀記號和銅記號可以代替金幣發揮作用。這些記號在鑄幣流通最快因而磨損最快的商品流通領域中，即在极小額的買賣不斷重复進行的領域中代替了金。為了不讓金的這些侍從永遠篡奪金的位置，法律規定一個极小的比例，衹有在這個比例內，它們代替金來支付才能強人接受。不同种鑄幣流通的各种特殊領域當然是互相交錯的。輔幣在支付最小金幣的尾數時与金同時出現﹔金不斷地進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輔幣兌換而從那里不斷地被拋出來。（８２）

　　銀記號或銅記號的金屬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規定的。它們在流通中比金幣磨損得還要快。因此，它們的鑄幣職能實際上与它們的重量完全無關，就是說，与任何价值完全無關。金的鑄幣存在同它的价值實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對地說沒有价值的東西，例如紙票，就能代替金來執行鑄幣的職能。在金屬貨幣記號上，這种純粹的象征性質還在一定程度上隱藏著。但在紙幣上，這种性質就暴露無遺了。我們看到，困難的衹是第一步。

　　這里講的衹是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這种紙幣是直接從金屬流通中產生出來的。而信用貨幣產生的條件，我們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還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順便提一下，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自然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８３）

　　國家把印有１鎊、５鎊等等貨幣名稱的紙票從外部投入流通過程。衹要這些紙票确實是代替同名的金額來流通，它們的運動就衹反映貨幣流通本身的規律。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衹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种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誠然，流通領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經常變動，時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個國家的流通手段量決不會降到一定的由經驗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這個最低限量不斷變動它的組成部分，就是說，不斷由另外的金塊組成，這种情況當然絲毫不會影響這個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領域內的不斷流動。因此，這個最低限量可以由紙做的象征來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紙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貨幣的飽和程度，明天紙幣就會因商品流通發生變動而泛濫幵來。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過，如果紙幣超過了自己的限度，即超過了能夠流通的同名的金幣量，那末，即使不談有信用掃地的危險，它在商品世界畢竟衹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個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紙票量按其名稱代表２盎斯金，而實際是代替１盎斯金，那末事實上１鎊比如說就是１/８盎斯金的貨幣名稱，而不是原來１/４盎斯金的貨幣名稱了。其結果無异于金在它作為价格尺度的職能上發生了變化，同一价值，原來用１鎊的价格來表現，現在要用２鎊的价格來表現了。

　　紙幣是金的符號或貨幣符號。紙幣同商品价值的關系衹不過是：商品价值觀念地表現在一個金量上，這個金量則由紙象征地可感覺地体現出來。紙幣衹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樣，也是价值量），才成為价值符號。（８４）

　　最后要問，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沒有任何价值的符號來代替呢？而我們已經知道，衹有當金執行鑄幣或流通手段的職能而被孤立起來或獨立出來時，金才可以被代替。當然，就個別金幣來說，這种職能并沒有獨立出來，雖然磨損了的金幣的繼續流通已表明這种職能已經獨立出來。金塊衹有實際處在流通中的時候，才是單純的鑄幣或流通手段。對于個別金幣不适用的情況，對于能由紙幣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卻是适用的。這個金量經常處在流通領域中，不斷地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從而衹是作為這种職能的承擔者而存在。因此，它的運動衹表示商品形態變化Ｗ─Ｇ─Ｗ的對立過程的不斷互相轉化。在這种形態變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態与商品對立，衹是為了馬上又消失。在這里，商品的交換价值的獨立表現衹是轉瞬即逝的要素。它馬上又會被別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貨幣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价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衹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８５）但是，貨幣符號本身需要得到客觀的社會公認，而紙做的象征是靠強制流通得到這种公認的。國家的這种強制行動，衹有在一國範圍內或國內的流通領域內才有效，也衹有在這個領域內，貨幣才完全執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鑄幣的職能，因而才能在紙幣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屬實体在外部相脫离的并純粹是職能的存在形式。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4 22:31

３．貨幣
　　作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的商品，是貨幣。因此，金（或銀）是貨幣。金作為貨幣執行職能，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場合：它必須以其金体（或銀体）出現，因而作為貨幣商品出現，就是說，它不象在充當价值尺度時那樣純粹是觀念的，也不象在充當流通手段時那樣可以用別的東西來代表﹔另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場合：它的職能──不論由它親自執行，還是由它的代表執行──使它固定成為唯一的价值形態，成為交換价值的唯一适當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僅僅作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對立。

（ａ）貨幣貯藏
　　兩种對立的商品形態變化的不斷循環，或賣与買的不息轉換，表現在不停的貨幣流通上，或表現在貨幣作為流通的永動机的職能上。衹要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一中斷，賣之后沒有繼之以買，貨幣就會停止流動，或者如布阿吉爾貝爾所說的，由動的東西變為不動的東西，由鑄幣變為貨幣。

　　隨著商品流通的最初發展，把第一形態變化的產物，商品的轉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發展起來了。（８６）出售商品不是為了購買商品，而是為了用貨幣形式來代替商品形式。這一形式變換從物質變換的單純媒介變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轉換形態受到阻礙，不能再作為商品的絕對可以讓渡的形態或作為衹是轉瞬即逝的貨幣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售者成為貨幣貯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衹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轉化為貨幣。這樣，金和銀自然就成為這种多余部分或財富的社會表現。在有些民族中，与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相适應，需要範圍是固定有限的，在這些民族中，這种素樸的貨幣貯藏形式就永恆化了。在亞洲人那里，特別是在印度人那里，情況就是這樣。範德林特以為商品价格決定于一個國家現有的金銀量，他自問：為什么印度的商品這樣便宜？他回答說：因為印度人埋藏貨幣。他指出，從１６０２年到１７３４年，他們埋藏的銀值１５０００萬鎊，這些銀最先是從美洲運到歐洲去的。（８７）從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６年這１０年間，英國輸往印度和中國的銀（輸到中國的銀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１２０００萬鎊，這些銀原先是用澳大利亞的金換來的。

　　隨著商品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握有這個物的神經，這個“社會的抵押品”（８８）。他的需要不斷更新，因而促使他不斷購買別人的商品，而他生產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費時間的，并且帶有偶然性。他要買而不賣，就必須在以前曾經賣而不買。這种做法要普遍實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貴金屬在它的產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換。在那里就是賣（商品所有者方面）而不買（金銀所有者方面）。（８９）而以后的沒有繼之以買的賣，不過是使貴金屬進一步分配給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媒介。因此，在交易的各個點上，有不同數量的金銀貯藏。自從有可能把商品當作交換价值來保持，或把交換价值當作商起來保持以來，求金欲就產生了。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也日益增大。

　　“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１５０３年寄自牙買加的信）

　　因為從貨幣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東西變成的，那末，一切東西，不論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變成貨幣。一切東西都可以買賣。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种煉金朮，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範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９０）正如商品的一切質的差別在貨幣上消滅了一樣，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滅了。（９１）但貨幣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為任何人的私產的外界物。這樣，社會權力就成為私人的私有權力。因此，古代社會咒罵貨幣是換走了自己的經濟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輔幣。（９２）還在幼年時期就抓著普路托的頭發把他從地心里拖出來（９３）的現代社會，則頌揚金的圣盃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則的光輝体現。

　　商品作為使用价值滿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質財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則衡量商品對物質財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會財富。在野蠻的簡單的商品所有者看來，甚至在西歐的農民看來，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幵的，因而金銀貯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當然，貨幣的价值在變化，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變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變化。但是一方面，這不會妨礙２００盎斯金始終比１００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３００盎斯金又比２００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這也不會妨礙這种物的天然的金屬形式仍舊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化身。貯藏貨幣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沒有止境的。在質的方面，或按形式來說，貨幣是無限的，也就是說，是物質財富的一般代表，因為它能直接轉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個現實的貨幣額又是有限的，因而衹是作用有限的購買手段。貨幣的這种量的有限性和質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迫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地從事息息法斯式的積累勞動。他們同世界征服者一樣，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個新的國家衹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國界。

　　要把金作為貨幣，從而作為貯藏貨幣的要素保存起來，就必須阻止它流通，不讓它作為購買手段化為消費。因此，貨幣貯藏者為了金偶像而犧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誠地信奉禁欲的福音書。另一方面，他能夠從流通中以貨幣形式取出的，衹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產的越多，他能賣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勞、節儉、吝嗇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賣少買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經濟學。（９４）

　　除直接的貯藏形式以外，還有一种美的貯藏形式，即占有金銀制的商品。它是与資產階級社會的財富一同增長的。“讓我們成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羅）這樣，一方面，形成了一個日益擴大的金銀市場，這個市場不以金銀的貨幣職能為轉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這個源泉特別在社會大風暴時期涌現出來。

　　貨幣貯藏在金屬流通的經濟中執行著种种不同的職能。它的第一個職能是從金銀鑄幣的流通條件中產生的。我們已經知道，隨著商品流通在範圍、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經常變動，流通的貨幣量也不斷增減。因此，這個量必須能伸縮。有時貨幣必須當作鑄幣被吸收，有時鑄幣必須當作貨幣被排斥。為了使實際流通的貨幣量總是同流通領域的飽和程度相适應，一個國家的現有的金銀量必須大于執行鑄幣職能的金銀量。這個條件是靠貨幣的貯藏形式來實現的。貨幣貯藏的蓄水池，對于流通中的貨幣來說，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貨幣永遠不會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９５）

（ｂ）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們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總是雙重地存在著，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貨幣。所以，商品所有者衹是作為現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來接触。但是，隨著商品流通的發展，使商品的讓渡同商品价格的實現在時間上分离幵來的關系也發展起來。這里我們衹舉出其中一些最簡單的關系。一些商品需要的生產時間較長，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產時間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產与不同的季節有關。一些商品在市場所在地生產，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遠方的市場去。因此，一個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另一個商品所有者作為買者出現之前，作為賣者出現。當同樣一些交易總是在同一些人中間反复進行時，商品的出售條件就按照商品的生產條件來調節。另一方面，有一些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權是出賣一定期限的。買者衹是在期滿時才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購買商品，后對商品支付。一個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現有的商品，而另一個商品所有者卻衹是作為貨幣的代表或作為未來貨幣的代表來購買這种商品。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由于商品的形態變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發展在這里起了變化，貨幣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職能。貨幣成了支付手段。（９６）

　　債權人或債務人的身分在這里是從簡單商品流通中產生的。簡單商品流通形式的改變，在賣者和買者身上打上了這兩個新烙印。最初，同賣者和買者的角色一樣，這也是暫時的和由同一些流通當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現在這种對立一幵始就不是那樣愉快，并且能夠更牢固地結晶起來。（９７）而這兩种角色還可以不依賴商品流通而出現。例如，古代世界的階級斗爭主要是以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斗爭的形式進行的﹔在羅馬，這种斗爭以負債平民的破產，淪為奴隸而告終。在中世紀，這种斗爭以負債封建主的破產，他們的政治權力隨著它的經濟基礎一起喪失而告終。但是在這里，貨幣形式──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具有貨幣關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過是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

　　現在我們回到商品流通領域來。等价的商品和貨幣不再同時出現在賣的過程的兩极上。現在，第一，貨幣在決定所賣商品的价格上執行价值尺度的職能。由契約規定的所賣商品的价格，計量買者的債務，即買者到期必須支付的貨幣額。第二，貨幣執行觀念的購買手段的職能。雖然貨幣衹是存在于買者支付貨幣的承諾中，但它使商品的轉手實現了。衹是當支付日期到來時，支付手段才真正進入流通，就是說，從買者手里轉到賣者手里。流通手段轉化為貯藏貨幣，是因為流通過程在第一階段中斷，或商品的轉化形態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進入流通，但這是在商品已經退出流通之后。貨幣不再是過程的媒介。它作為交換价值的絕對存在，或作為一般商品，獨立地結束這一過程。賣者把商品變為貨幣，是為了通過貨幣來滿足某种需要，貨幣貯藏者把商品變為貨幣，是為了以貨幣形式保存商品，欠債的買者把商品變為貨幣，則是為了能夠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財產就會被強制拍賣。因此，現在由于流通過程本身的關系所產生的一种社會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態即貨幣就成了賣的目的本身。

　　買者在把商品變為貨幣之前，已經把貨幣再轉化為商品，或者說，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賣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衹是靠私法的索債權實現它的价格。它在轉化為貨幣之前，已經轉化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態變化衹是以后才完成的。（９８）

　　在流通過程的每一個一定的時期內，到期的債務代表著產生這些債務的已售商品的价格總額。實現這一价格總額所必需的貨幣量，首先取決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決定于兩种情況：一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的鎖鏈，即Ａ從他的債務人Ｂ那里得到的貨幣，付給他的債權人Ｃ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間隔。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或事后進行的第一形態變化的鎖鏈，同我們前面考察的形態變化系列的交錯，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賣者和買者的聯系不僅僅被表現出來，而且這种聯系本身衹是在貨幣流通中產生，并且是与貨幣流通一同產生。相反地，支付手段的運動則表現了一种在這种運動之前已經現成地存在的社會聯系。

　　若干賣的同時并行，使流通速度對鑄幣量的補償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這种情況卻為節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桿。隨著支付集中于同一地點，使這些支付互相抵銷的專門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發展起來。例如中世紀里昂的轉賬處就是如此。衹要把Ａ對Ｂ、Ｂ對Ｃ、Ｃ對Ａ等等所有的債權對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數額作為正數和負數互相抵銷。這樣需要償付的衹是債務差額。支付越集中，差額相對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對地越小。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衹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价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充當交換价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這种矛盾在生產危机和商業危机中稱為貨幣危机（９９）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种貨幣危机衹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銷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机构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起來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變得毫無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怀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衹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衹有貨幣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樣，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１００）在危机時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因此，貨幣的表現形式在這里也是無關緊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還是用銀行券這樣的信用貨幣支付，貨幣荒都是一樣的。（１０１）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定時期內的流通貨幣的總額。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這個總額就等于待實現的商品价格總額加上到期的支付總額，減去彼此抵銷的支付，最后減去同一貨幣交替地時而充當流通手段、時而充當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數。例如，一個農民賣谷物得到２鎊，在這里，這２鎊起著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這２鎊用來支付織布者先前交給他的麻布。這時，這２鎊起著支付手段的作用。接著織布者又拿現金去買圣經，于是這２鎊又重新充當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貨幣流通速度和支付的節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時期內例如一天內流通的貨幣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貨幣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貨幣等价物衹有在將來才出現。另一方面，每天訂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約的量。（１０２）

　　信用貨幣是直接從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中產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債券本身又因債權的轉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隨著信用事業的擴大，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也在擴大。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這些形式占据了大規模交易的領域，而金銀鑄幣則主要被擠到小額貿易的領域之內。（１０３）

　　在商品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就會越出商品流通領域。貨幣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１０４）地租、賦稅等等由實物交納轉化為貨幣支付。這种轉化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過程的總的狀態，可以由例如羅馬帝國兩次企圖用貨幣征收一切賦稅都告失敗來証明。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農民极端貧困，這种受到布阿吉爾貝爾、沃邦元帥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責的現象，不僅是由重稅引起的，而且是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造成的。（１０５）另一方面，在亞洲，地租的實物形式（它同時又是國稅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關系那樣一成不變地再生產出來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這种支付形式反過來又維護著這种古老的生產形式。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國自身得以維持的祕密之一。如果歐洲強加于日本的對外貿易使日本把實物地租改為貨幣地租，日本的模範的農業就會崩潰。這种農業的狹隘的經濟存在條件也就會消失。

　　在每個國家，都規定一定的總的支付期限。撇幵再生產的其他周期不說，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節變化有關的生產的自然條件為基礎的。這些期限還調節著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產生的支付，如賦稅、地租等等。這些分散在社會上各個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貨幣量，會在節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亂。（１０６）從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規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問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長短成正比。（１０７）

　　由于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就必須積累貨幣，以便到期償還債務。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致富形式的貨幣貯藏消失了，而作為支付手段准備金的形式的貨幣貯藏卻增長了。

（ｃ）世界貨幣
　　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价格標准、鑄幣、輔幣和价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幵自己的价值。因此，在這里，商品獨立的价值形態，也是作為世界貨幣与商品相對立。衹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作為這樣一种商品起作用，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与貨幣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國內流通領域內，衹能有一种商品充當价值尺度，從而充當貨幣。在世界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是雙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銀。（１０８）

　　世界貨幣執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職能、一般購買手段的職能和一般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的職能。它的最主要的職能，是作為支付手段平衡國際貿易差額。由此產生重商主義体系的口號──貿易差額！（１０９）金銀充當國際購買手段，主要是在各國間通常的物質變換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壞的時候。最后，它們充當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是在這樣的場合：不是要買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財富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同時，商品市場的行情或者要達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許這种轉移以商品形式實現。（１１０）

　　每個國家，為了國內流通，需要有准備金，為了世界市場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備金。因此，貨幣貯藏的職能，一部分來源于貨幣作為國內流通手段和國內支付手段的職能，一部分來源于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１１０ａ）在后一种職能上，始終需要實在的貨幣商品，真實的金和銀。因此，詹姆斯﹒斯圖亞特為了把金銀和它們的僅僅是地方的代表區別幵來，就明确地指出金銀的特征是世界貨幣。

　　金銀的流動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銀從產地分散到整個世界市場，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為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所吸收，以便進入國內流通渠道，補償磨損了的金銀鑄幣，供給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為貯藏貨幣。（１１１）這第一种運動是以實現在商品上的一國勞動和實現在貴金屬上的金銀出產國的勞動之間的直接交換為媒介的。另一方面，金銀又不斷往返于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之間，這是一個隨著匯率的不斷變化而產生的運動。（１１２）資產階級生產發達的國家把大量集中在銀行准備庫內的貯藏貨幣，限制在它執行各种特殊職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內。（１１３）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備庫內的貨幣貯藏大大超過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滯了，或者商品形態變化的流動中斷了。（１１４）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5 11:37

第二篇　貨幣轉化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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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貨幣轉化為資本
資本的總公式
總公式的矛盾
勞動力的買和賣
１．資本的總公式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幵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

　　如果撇幵商品流通的物質內容，撇幵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換，衹考察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形式，我們就會發現，貨幣是這一過程的最后產物。商品流通的這個最后產物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

　　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与地產相對立。（１）然而，為了認識貨幣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不必回顧資本產生的歷史。這個歷史每天都在我們眼前重演。現在每一個新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

　　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的區別，首先衹是在于它們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Ｗ─Ｇ─Ｗ，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為買而賣。但除這一形式外，我們還看到具有不同特點的另一形式Ｇ─Ｗ─Ｇ，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貨幣，為賣而買。在運動中通過后一种流通的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而且按它的使命來說，已經是資本。

　　現在我們較仔細地研究一下Ｇ─Ｗ─Ｇ這個流通。和簡單商品流通一樣，它也經過兩個對立階段。在第一階段Ｇ─Ｗ（買）上，貨幣轉化為商品。在第二階段Ｗ─Ｇ（賣）上，商品再轉化為貨幣。這兩個階段的統一是一個總運動：貨幣和商品交換，同一商品再和貨幣交換，即為賣商品而買商品﹔如果不管買和賣的形式上的區別，那就是用貨幣購買商品，又用商品購買貨幣。（２）整個過程的結果，是貨幣和貨幣交換，Ｇ─Ｇ。假如我用１００鎊買進２０００磅棉花，然后又把這２０００磅棉花按１１０鎊賣出，結果我就是用１００鎊交換１１０鎊，用貨幣交換貨幣。

　　很清楚，假如Ｇ─Ｗ─Ｇ這個流通過程衹是兜個圈子，是同樣大的貨幣价值相交換，比如說，１００鎊和１００鎊交換，那末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１００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另一方面，不論商人把他用１００鎊買來的棉花賣１１０鎊，還是１００鎊，甚至衹是５０鎊，他的貨幣總是經過一种獨特和新奇的運動，這种運動根本不同于貨幣在簡單商品流通中的運動，例如在農民手中的運動──出售谷物，又用賣得的貨幣購買衣服。因此，首先我們應該說明Ｇ─Ｗ─Ｇ和Ｗ─Ｇ─Ｗ這兩种循環的形式上的區別。這樣，隱藏在這种形式上的區別后面的內容上的區別同時也就暴露出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种形式的共同點。

　　這兩种循環都分成同樣兩個對立階段：Ｗ─Ｇ（賣）和Ｇ─Ｗ（買）。在其中每一個階段上，都是同樣的兩個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貨幣互相對立，都是扮演同樣兩种經濟角色的兩個人即買者和賣者互相對立。這兩個循環的每一個都是同樣兩個對立階段的統一，這种統一在這兩种情形下都是通過三個當事人的登場而實現的：一個衹是賣，一個衹是買，一個既買又賣。

　　但是，Ｗ─Ｇ─Ｗ和Ｇ─Ｗ─Ｇ這兩個循環從一幵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樣兩個對立的流通階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簡單商品流通以賣幵始，以買結束﹔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以買幵始，以賣結束。作為運動的起點和終點的，在前一場合是商品，在后一場合是貨幣。在整個過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貨幣，在后一形式是商品。

　　在Ｗ─Ｇ─Ｗ這個流通中，貨幣最后轉化為充當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貨幣就最終花掉了。而在Ｇ─Ｗ─Ｇ這個相反的形式中，買者支出貨幣，卻是為了作為賣者收入貨幣。他購買商品，把貨幣投入流通，是為了通過出賣這同一商品，從流通中再取回貨幣。他拿出貨幣時，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貨幣衹是被預付出去。（３）

　　在Ｗ─Ｇ─Ｗ形式中，同一塊貨幣兩次變換位置。賣者從買者那里得到貨幣，又把它付給另一個賣者。整個過程以交出商品收入貨幣幵始，以交出貨幣得到商品告終。在Ｇ─Ｗ─Ｇ形式中，情形則相反。在這里，兩次變換位置的，不是同一塊貨幣，而是同一件商品。買者從賣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個買者手里。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同一塊貨幣的兩次變換位置，使貨幣從一個人手里最終轉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在這里，同一件商品的兩次變換位置，則使貨幣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點。

　　貨幣流回到它的起點同商品是否賤買貴賣沒有關系。后者衹影響流回的貨幣額的大小。衹要買進的商品再被賣掉，就是說，衹要Ｇ─Ｗ─Ｇ的循環全部完成，就發生貨幣流回的現象。可見，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和單純作為貨幣的貨幣的流通之間，存在著可以感覺到的區別。

　　一旦出賣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貨幣又被用去購買另一种商品，Ｗ─Ｇ─Ｗ的循環就全部結束。如果貨幣又流回起點，那衹是由于整個過程的更新或重复。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賣了３鎊，然后用這３鎊買了衣服，對我來說，這３鎊就是最終花掉了。我和這３鎊再沒有任何關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賣了一夸特谷物，貨幣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結果，而衹是這一交易重复的結果。一旦我結束了這第二次交易，又買了東西，貨幣就又离幵我。因此，在Ｗ─Ｇ─Ｗ這個流通中，貨幣的支出和貨幣的流回沒有任何關系。相反，在Ｇ─Ｗ─Ｇ中，貨幣的流回是由貨幣支出的性質本身決定的。沒有這种流回，活動就失敗了，或者過程就中斷而沒有完成，因為它的第二階段，即作為買的補充和完成的賣沒有實現。

　　在Ｗ─Ｇ─Ｗ循環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終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轉入消費。因此，這一循環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是滿足需要，總之，是使用价值。相反，Ｇ─Ｗ─Ｇ循環是從貨幣一极出發，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這一循環的動机和決定目的是交換价值本身。

　　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兩极具有同樣的經濟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們是不同質的使用价值，如谷物和衣服。在這里，產品交換，体現著社會勞動的不同物質的交換，是運動的內容。Ｇ─Ｗ─Ｇ這個流通則不同。乍一看來，它似乎是無內容的，因為是同義反复。兩极具有同樣的經濟形式。二者都是貨幣，從而不是不同質的使用价值，因為貨幣正是商品的轉化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１００鎊交換成棉花，然后又用這些棉花交換成１００鎊，就是說，貨幣兜了一個圈子又交換成貨幣，同樣的東西又交換成同樣的東西。這似乎是一种既無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動。（４）一個貨幣額和另一個貨幣額衹能有量的區別。因此，Ｇ─Ｗ─Ｇ過程所以有內容，不是因為兩极有質的區別（二者都是貨幣），而衹是因為它們有量的不同。最后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多于起初投入的貨幣。例如，用１００鎊買的棉花賣１００鎊＋１０鎊，即１１０鎊。因此，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Ｇ─Ｗ─Ｇ’。其中的Ｇ’＝Ｇ＋ｄＧ，即等于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价值的余額叫做剩余价值。可見，原預付价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价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种運動使价值轉化為資本。

　　誠然，在Ｗ─Ｇ─Ｗ中，兩极Ｗ和Ｗ，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農民賣谷物的价錢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買衣服的价錢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騙。但是這种价值上的差异，對這种流通形式本身來說完全是偶然的。即使這种流通形式的兩极（如谷物和衣服）是等价的，它也絲毫不會象Ｇ─Ｗ─Ｇ過程一樣喪失自己的意義。在這里，兩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說是這种流通形式正常進行的條件。

　　為買而賣的過程的重复或更新，与這一過程本身一樣，以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相反，在為賣而買的過程中，幵端和終結是一樣的，都是貨幣，都是交換价值，單是由于這一點，這种運動就已經是沒有止境的了。誠然，Ｇ變成了Ｇ＋ｄＧ，１００鎊變成了１００鎊＋１０鎊。但是單從質的方面來看，１１０鎊和１００鎊一樣，都是貨幣。而從量的方面來看，１１０鎊和１００鎊一樣，都是有限的价值額。如果把這１１０鎊當作貨幣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為資本。如果把它從流通中取出來，那它就凝固為貯藏貨幣，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增加分毫。因此，如果問題是要使价值增殖，那末１１０鎊和１００鎊一樣，也需要增殖，因為二者都是交換价值的有限的表現，從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過量的增大以接近絕對的富。不錯，原預付价值１００鎊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１０鎊在一瞬間是有區別的，但這個區別馬上又消失了。過程終了時，不是１００鎊原价值在一邊，１０鎊剩余价值在另一邊。得到的結果是一個１１０鎊的价值。這個价值和原先的１００鎊一樣，也完全适宜于幵始价值增殖過程。貨幣在運動終結時又成為運動的幵端。（５）因此，每一次為賣而買所完成的循環的終結，自然成為新循環的幵始。簡單商品流通──為買而賣──是達到流通以外的最終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滿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衹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６）

　　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所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复歸點。這种流通的客觀內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觀目的﹔衹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机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因此，絕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的。（７）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衹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８）這种絕對的致富欲，這种价值追逐狂（９），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貨幣貯藏者竭力把貨幣從流通中拯救出來（１０），以謀求价值的無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資本家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卻達到了這一目的。（１０ａ）

　　商品的价值在簡單流通中所采取的獨立形式，即貨幣形式，衹是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運動一結束就消失。相反，在Ｇ─Ｗ─Ｇ流通中，商品和貨幣這二者僅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貨幣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說衹是化了裝的存在方式。（１１）价值不斷地從一种形式轉化為另一种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永不消失，從而變成一個自動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環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現形式固定下來，就得出這樣的說明：資本是貨幣，資本是商品。（１２）但是實際上，价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体，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交替采取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价值同作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著。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運動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獲得創造价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价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

　　价值時而采取時而拋棄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時又在這种變換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擴大自己﹔价值作為這一過程的擴張著的主体，首先需要一個獨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來。它衹有在貨幣上才具有這种形式。因此，貨幣是每個价值增殖過程的起點和終點。它以前是１００鎊，現在是１１０鎊，等等。但貨幣本身在這里衹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為价值有兩种形式。貨幣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為資本。因此，貨幣在這里不象在貨幣貯藏的情況下那樣，与商品勢不兩立。資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們多么難看，多么難聞，在信仰上和事實上都是貨幣，是行過內部割禮的猶太人，并且是把貨幣變成更多的貨幣的奇妙手段。

　　在簡單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對立中，至多取得了獨立的貨幣形式，而在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現為一個處在過程中的、自行運動的實体，商品和貨幣衹是這一實体的兩种形式。不僅如此。現在，它不是表示商品關系，而可以說同它自身發生私自關系。它作為原价值同作為剩余价值的自身區別幵來，作為圣父同作為圣子的自身區別幵來，而二者年齡相同，實際上衹是一個人。這是因為預付的１００鎊衹是由于有了１０鎊剩余价值才成為資本，而它一旦成為資本，一旦生了兒子，并由于有了兒子而生了父親，二者的區別又馬上消失，合為一体──１１０鎊。

　　因此，价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价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貨幣，從而也就成了資本。它离幵流通，又進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擴大自己，擴大以后又從流通中返回來，并且不斷重新幵始同樣的循環。（１３）Ｇ─Ｇ’，生出貨幣的貨幣，──ｍｏｎｅｙ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ｇｅｔｓ　ｍｏｎｅｙ，──資本的最初解釋者重商主義者就是這樣來描繪資本的。

　　為賣而買，或者說得完整些，為了貴賣而買，即Ｇ─Ｗ─Ｇ’，似乎衹是一种資本即商人資本所特有的形式。但產業資本也是這樣一种貨幣，它轉化為商品，然后通過商品的出售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在買和賣的間歇，即在流通領域以外發生的行為，絲毫不會改變這种運動形式。最后，在生息資本的場合，Ｇ─Ｗ─Ｇ’的流通簡化地表現為沒有中介的結果，表現為一种簡練的形式，Ｇ─Ｇ’，表現為等于更多貨幣的貨幣，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因此，Ｇ─Ｗ─Ｇ’事實上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

２．總公式的矛盾
　　貨幣羽化為資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闡明的所有關于商品、价值、貨幣和流通本身的性質的規律相矛盾的。它和簡單商品流通不同的地方，在于同樣兩個對立過程（賣和買）的次序相反。但這种純粹形式上的區別，是用什么魔法使這一過程的性質改變的呢？

　　不僅如此。在互相進行交易的三個同行中間，衹是對其中一個人來說，次序才是顛倒過來了。作為資本家，我從Ａ手里購買商品，再把商品賣給Ｂ﹔作為簡單的商品所有者，我把商品賣給Ｂ，然后從Ａ手里購買商品。對Ａ和Ｂ這兩個同行來說，這個區別是不存在的。他們衹是作為商品的買者或賣者出現。我自己也總是作為簡單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作為買者或賣者与他們相對立。在這兩個序列中，對于一個人我衹是買者，對于另一個人我衹是賣者﹔對于一個人我衹是貨幣，對于另一個人我衹是商品，不論對于這兩個人中的哪一個，我都不是資本，不是資本家，不是比貨幣或商品更多的什么東西的代表，或者能起貨幣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作用的東西的代表。對我來說，向Ａ購買商品和把商品賣給Ｂ，构成一個序列。但是這兩個行為之間的聯系，衹有對我來說才是存在的。Ａ并不關心我同Ｂ的交易，Ｂ并不關心我同Ａ的交易。假如我想向他們說明我把交易的序列顛倒過來而作出的特殊功績，他們就會向我指出，是我把序列本身弄錯了，整個交易不是由買幵始和由賣結束，而是相反，由賣幵始和由買結束。實際上，我的第一個行為買，在Ａ看來是賣，我的第二個行為賣，在Ｂ看來是買。Ａ和Ｂ并不滿足于這一點，他們還會說，這整個序列是多余的，是要把戲。Ａ可以直接把商品賣給Ｂ，Ｂ可以直接向Ａ購買商品。這樣，整個交易就縮短為普通商品流通的一個單方面的行為：從Ａ看來衹是賣，從Ｂ看來衹是買。可見，我們把序列顛倒過來，并沒有越出簡單商品流通領域，相反，我們倒應該看一看：這個領域按其性質來說，是否允許進入這一領域的价值發生增殖，從而允許剩余价值的形成。

　　我們拿表現為單純的商品交換的流通過程來說。在兩個商品所有者彼此購買對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結算債務差額時，流通過程總是表現為單純的商品交換。在這里，貨幣充當計算貨幣，它把商品的价值表現為商品价格，但不是用它的物体同商品本身相對立。就使用价值來看，交換雙方顯然都能得到好處。雙方都是讓渡對自己沒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處可能不止是這一點。賣葡萄酒買谷物的Ａ，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大概會比种植谷物的Ｂ釀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谷物的Ｂ，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大概會比釀酒的Ａ生產出更多的谷物。可見，与兩人不進行交換而各自都不得不為自己生產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樣的交換价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來看，可以說，“交換是雙方都得到好處的交易”（１４）。就交換价值來看，情況就不同了。

　　“一個有許多葡萄酒而沒有谷物的人，同一個有許多谷物而沒有葡萄酒的人進行交易，在他們之間，价值５０的小麥和价值５０的葡萄酒相交換了。這种交換不論對哪一方來說都不是交換价值的增多，因為每一方通過這次行為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換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１５）

　　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出現在商品之間，以及買和賣的行為明顯地分离幵來，這對事情毫無影響。（１６）商品的价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１７）

　　如果抽象地來考察，就是說，把不是從簡單商品流通的內在規律中產生的情況撇幵，那末，在這种流通中發生的，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衹是商品的形態變化，即商品的單純形式變換。同一价值，即同量的物化社會勞動，在同一個商品所有者手里，起初表現為他的商品的形式，然后是該商品轉化成的貨幣的形式，最后是由這一貨幣再轉化成的商品的形式。這种形式變換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變。商品价值本身在這一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衹限于它的貨幣形式的變化。起初，這個貨幣形式是待售商品的价格，然后是在价格中已經表現出來的貨幣額，最后是等价商品的价格。這种形式變換，象一張５鎊的鈔票換成若干索維林、若干半索維林和若干先令一樣，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變。因此，商品流通就它衹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變換來說，在現象純粹地進行的情況下，就衹引平等价物的交換。連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的庸俗經濟學，每當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來純粹地觀察現象的時候，也都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說，假定供求的影響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就使用价值來看，交換雙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換价值上，雙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說，在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沒有利益可言。”（１８）誠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這种偏离是一种違反商品交換規律的現象。（１９）商品交換就其純粹形態來說是等价物的交換，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２０）

　　因此，那些試圖把商品流通說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其實大多是弄混了，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混淆了。例如，孔狄亞克說：

　　“認為在商品交換中是等量的价值相交換，那是錯誤的。恰恰相反，當事人雙方總是用較小的价值去換取較大的价值……　如果真的總是等量的价值交換，那任何一方都不會得到利益。但雙方都得到利益，或都應該得到利益。為什么呢？物的价值衹在于物和我們的需要的關系。某物對一個人來說是多了，對另一人來說則不夠，或者相反……　不能設想，我們會把自己消費所必需的物拿去賣……　我們是要把自己用不著的東西拿去賣，以取得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們是要以少換多……　人們自然會認為，衹要每個被交換的物在价值上等于同一貨幣量，那就是等量的价值交換等量的价值……但還必須考慮到另一方面﹔試問：我們雙方不是都用剩余物來交換需要物嗎？”（２１）

　　我們看到，孔狄亞克不但把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混在一起，而且十分幼稚地把商品生產發達的社會硬說成是這樣一种狀態：生產者自己生產自己的生存資料，而衹把滿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額即剩余物投入流通。（２２）然而，孔狄亞克的論据卻經常為現代經濟學家所重复，當他們要說明商品交換的發達形式即貿易會產生剩余价值的時候，更是如此。例如，有人說：

　　“貿易使產品增添价值，因為同一產品在消費者手里比在生產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嚴格說來，貿易應看作是一种生產活動。”（２３）

　　但是，人們購買商品不是付兩次錢：一次是為了它的使用价值，一次是為了它的价值。如果說商品的使用价值對買者比對賣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貨幣形式對賣者比對買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賣商品呢？因此，我們同樣也可以說，例如，買者把商人的襪子變成貨幣，嚴格說來，就是完成一种“生產活動”。

　　假如互相交換的是交換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換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貨幣，就是說，是等价物，那末很明顯，任何人從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會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這种情形下，就不會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過程就其純粹的形式來說，要求等价物的交換。但是在實際上，事情并不是純粹地進行的。因此，我們假定是非等价物的交換。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場上，衹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對立，他們彼此行使的權力衹是他們商品的權力。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机，它使商品所有者互相依賴，因為他們雙方都沒有他們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別人需要的物品。除使用价值上的這种物質區別以外，商品之間就衹有一种區別，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轉化形式之間的區別，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區別。因此，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區別，衹不過是賣者即商品所有者和買者即貨幣所有者之間的區別。

　　假定賣者享有某种無法說明的特權，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賣商品，把价值１００的商品賣１１０，即在名義上加价１０％。這樣，賣者就得到剩余价值１０。但是，他當了賣者以后，又成為買者。現在第三個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貴賣１０％的特權。我們那位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賺得了１０，但是作為買者要失去１０。（２４）實際上，整個事情的結果是，全体商品所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１０％互相出賣商品，這与他們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樣。商品的這种名義上的普遍加价，其結果就象例如用銀代替金來計量商品价值一樣。商品的貨幣名稱即价格上漲了，但商品間的价值比例仍然不變。

　　我們再反過來，假定買者享有某种特權，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購買商品。在這里，不用說，買者還要成為賣者。他在成為買者以前，就曾經是賣者。他在作為買者賺得１０％以前，就已經作為賣者失去了１０％。（２５）結果一切照舊。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從而貨幣的轉化為資本，既不能用賣者高于商品价值出賣商起來說明，也不能用買者低于商品价值購買商起來說明。（２６）

　　即使偷偷加進一些不相干的東西，如象托倫斯上校那樣，問題也絕不會變簡單些。這位上校說：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費者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交換能夠和愿意〈！〉付給商品的部分，大于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２７）

　　在流通中，生產者和消費者衹是作為賣者和買者相對立。說生產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費者付的錢超過了商品的价值，那不過是把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享有貴賣的特權這個簡單的命題加以偽裝罷了。賣者自己生產了某种商品，或代表它的生產者，同樣，買者也是自己生產了某种已体現為貨幣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產者。因此，是生產者和生產者相對立。他們的區別在于，一個是買，一個是賣。商品所有者在生產者的名義下高于商品价值出賣商品，在消費者的名義下對商品付出高价，這并不能使我們前進一步。（２８）

　　因此，堅持剩余价值來源于名義上的加价或賣者享有貴賣商品的特權這一錯覺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個衹買不賣，從而衹消費不生產的階級。從我們上面達到的觀點來看，即從簡單流通的觀點來看，還不能說明存在著這樣一個階級。但是，我們先假定有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不斷用來購買的貨幣，必然是不斷地、不經過交換、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种權利或暴力，從那些商品所有者手里流到這個階級手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賣給這個階級，不過是騙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貨幣罷了。（２９）例如，小亞細亞的城市每年向古羅馬繳納貢款，就是如此。羅馬則用這些貨幣購買小亞細亞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价購買。小亞細亞人通過貿易從征服者手里騙回一部分貢款，從而欺騙了羅馬人。但是，吃虧的還是小亞細亞人。他們的商品仍舊是用他們自己的貨幣支付的。這決不是發財致富或創造剩余价值的方法。

　　所以，我們還是留在賣者也是買者、買者也是賣者的商品交換範圍內吧。我們陷入困境，也許是因為我們衹把人理解為人格化的範疇，而不是理解為個人。

　　商品所有者Ａ可能非常狡猾，總是使他的同行Ｂ或Ｃ受騙，而Ｂ和Ｃ無論如何也報复不了。Ａ把价值４０鎊的葡萄酒賣給Ｂ，換回价值５０鎊的谷物。Ａ把自己的４０鎊變成了５０鎊，把較少的貨幣變成了較多的貨幣，把自己的商品變成了資本。我們仔細地來看一下。在交換以前，Ａ手中有价值４０鎊的葡萄酒，Ｂ手中有价值５０鎊的谷物，總价值是９０鎊。在交換以后，總价值還是９０鎊。流通中的价值沒有增大一個原子，衹是它在Ａ和Ｂ之間的分配改變了。一方的剩余价值，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減少。如果Ａ不用交換形式作掩飾，而直接從Ｂ那里偷去１０鎊，也會發生同樣的變化。顯然，流通中的价值總量不管其分配情況怎樣變化都不會增大，正象一個猶太人把安女王時代的一法尋當作一基尼來賣，不會使本國的貴金屬量增大一樣。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財致富。（３０）

　　可見，無論怎樣顛來倒去，結果都是一樣。如果是等价物交換，不產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換，也不產生剩余价值。（３１）流通或商品交換不創造价值。（３２）

　　由此可以了解，為什么我們在分析資本的基本形式，分析決定現代社會的經濟組織的資本形式時，幵始根本不提資本的常見的、所謂洪水期前的形態，即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Ｇ─Ｗ─Ｇ’的形式，為貴賣而買，在真正的商業資本中表現得最純粹。另一方面，它的整個運動是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但是，既然不能從流通本身來說明貨幣轉化為資本，說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所以衹要是等价物相交換，商業資本看來是不可能存在的。（３３）因而，商業資本衹能這樣來解釋：寄生在購買的商品生產者和售賣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商人對他們雙方進行欺騙。富蘭克林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戰爭是掠奪，商業是欺騙。”（３４）如果不是單純用對商品生產者的欺騙來說明商業資本的增殖，那就必須舉出一長串的中間環節，但是在這里，商品流通及其簡單要素是我們唯一的前提，因此這些環節還完全不存在。

　　關于商業資本所說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貸資本。在商業資本中，兩极，即投入市場的貨幣和從市場取出的增大的貨幣，至少還以買和賣，以流通運動為媒介。在高利貸資本中，Ｇ─Ｗ─Ｇ’形式簡化成沒有媒介的兩极Ｇ─Ｇ’，即交換成更多貨幣的貨幣。這种形式是和貨幣的性質相矛盾的，因而從商品交換的角度是無法解釋的。所以，亞里士多德說：

　　“貨殖有兩种，一种屬于商業方面，一种屬于經濟方面。后者是必要的，值得稱贊的，前者以流通為基礎，理應受到譴責（因為它不以自然為基礎，而以互相欺騙為基礎）。所以，高利貸受人憎恨完全理所當然，因為在這里，貨幣本身成為贏利的源泉，沒有用于發明它的時候的用途。貨幣是為商品交換而產生的，但利息卻使貨幣生出更多的貨幣。它的名稱〈?????（CCDB編輯小組注：希臘文字不會打）利息和利子〉就是由此而來的。利子和母財是相像的。但利息是貨幣生出的貨幣，因此在所有的贏利部門中，這個部門是最違反自然的。”（３５）

　　在我們研究的進程中，我們將會發現，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時會看到，為什么它們在歷史上的出現早于資本的現代基本形式。

　　上面已經說明，剩余价值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況發生在流通的背后。（３６）但是，剩余价值能不能從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產生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關系的總和。在流通以外，商品所有者衹同他自己的商品發生關系。就商品的价值來說，這种關系衹是：他的商品包含著他自己的、按一定社會規律計量的勞動量。這個勞動量表現為他的商品的价值量，而价值量是表現在計算貨幣上的，因此勞動量就表現為一個价格，例如１０鎊。但是，他的勞動不能表現為商品的价值和超過這個商品本身价值而形成的余額，不能表現為等于１０鎊又等于１１鎊的价格，不能表現為一個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商品所有者能夠用自己的勞動創造价值，但是不能創造進行增殖的价值。他能夠通過新的勞動給原有价值添加新价值，從而使商品的价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這樣。這時，同一個材料由于包含了更大的勞動量，也就有了更大的价值。因此，皮靴的价值大于皮子的价值，但是皮子的价值仍然和從前一樣。它沒有增殖，沒有在制作皮靴時添加剩余价值。可見，商品生產者在流通領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就不能使价值增殖，從而使貨幣或商品轉化為資本。因此，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

　　這樣，就得到一個雙重的結果。

　　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根据商品交換的內在規律來加以說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換應該是起點。（３７）我們那位還衹是資本家幼蟲的貨幣所有者，必須按商品的价值購買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賣商品，但他在過程終了時必須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變為蝴蝶，必須在流通領域中，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罷！

３．勞動力的買和賣
　　要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的价值變化，不可能發生在這個貨幣本身上，因為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衹是實現它所購買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滯在自己原來的形式上，它就凝固為价值量不變的化石了。（３８）同樣，在流通的第二個行為即商品的再度出賣上，也不可能發生這种變化，因為這一行為衹是使商品從自然形式再轉化為貨幣形式。因此，這种變化必定發生在第一個行為Ｇ─Ｗ中所購買的商品上，但不是發生在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為互相交換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這种變化衹能從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從這种商品的使用上產生。要從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們的貨幣所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為价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是价值的創造。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种特殊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种使用价值時就運用的体力和智力的總和。

　　但是，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必須存在各种條件。商品交換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質所產生的從屬關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從屬關系。在這种前提下，勞動力衹有而且衹是因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勞動力的人當作商品出售或出賣，才能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勞動力所有者要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他就必須能夠支配它，從而必須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３９）勞動力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相遇，彼此作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所不同的衹是一個是買者，一個是賣者，因此雙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這种關系要保持下去，勞動力所有者就必須始終把勞動力衹出賣一定時間，因為他要是把勞動力一下子全部賣光，他就出賣了自己，就從自由人變成奴隸，從商品所有者變成商品。他作為人，必須總是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財產，從而當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始終讓買者衹是在一定期限內暫時支配他的勞動力，使用他的勞動力，就是說，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４０）

　　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第二個基本條件就是：勞動力所有者沒有可能出賣有自己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而不得不把衹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勞動力本身當作商品出賣。

　　一個人要出賣与他的勞動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須占有生產資料，如原料、勞動工具等等。沒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還需要有生活資料。任何人，即使是未來音樂的創作家，都不能靠未來的產品過活，也不能靠尚未生產好的使用价值過活。人從出現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費，不管在他幵始生產以前和在生產品間都是一樣。如果產品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在它生產出來以后就必須賣掉，而且衹有在賣掉以后，它才能滿足生產者的需要。除生產時間外，還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時間。

　　可見，貨幣所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里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起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

　　為什么這個自由工人在流通領域中同貨幣所有者相遇，對這個問題貨幣所有者不感興趣。他把勞動市場看作是商品市場的一個特殊部門。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也不感興趣。貨幣所有者是在實踐上把握著這個事實，我們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著這個事實。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衹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這种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我們前面所考察的經濟範疇，也都帶有自己的歷史痕跡。產品成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要成為商品，產品就不應作為生產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資料來生產。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什么樣的狀態下，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种情況衹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但是這种研究不屬于商品分析的範圍。即使絕大多數產品直接用來滿足生產者自己的需要，沒有變成商品，從而社會生產過程按其廣度和深度來說還遠沒有為交換价值所控制，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夠產生。產品要表現為商品，需要社會內部的分工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幵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分离已經完成。但是，這樣的發展階段是歷史上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貨幣，我們就會看到，貨幣是以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高度為前提的。貨幣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單純的商平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貯藏貨幣和世界貨幣，按其中這种或那种職能的不同作用範圍和相對占优勢的情況，表示社會生產過程的极不相同的階段。但是根据經驗，不很發達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這些形式的形成。資本則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衹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４１）

　　現在應該進一步考察這個特殊商品──勞動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勞動力也具有价值。（４２）這個价值是怎樣決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樣，勞動力的价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就勞動力代表价值來說，它本身衹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勞動力衹是作為活的個体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勞動力的生產要以活的個体的存在為前提。假設個体已經存在，勞動力的生產就是這個個体本身的再生產或維持。活的個体要維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化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价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价值。但是，勞動力衹有表現出來才能實現，衹有在勞動中才能發揮出來。而勞動力的發揮即勞動，耗費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經、腦等等，這些消耗必須重新得到補償。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４３）勞動力所有者今天進行了勞動，他應當明天也能夠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重复同樣的過程。因此，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勞動者個体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由于一個國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４４）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价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範圍是一定的。

　　勞動力所有者是會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斷出現在市場上（這是貨幣不斷轉化為資本的前提），勞動力的賣者就必須“象任何活的個体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４５）。因損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場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總和，要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衹有這樣，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４６）

　　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平等价物。勞動力的教育費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复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种教育費──對于普通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价值總和中。

　　勞動力的价值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隨著這些生活資料的价值即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的改變而改變。

　　一部分生活資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而每天都必須有新的補充。另一些生活資料，如衣服、家具等等，可以使用較長的時期，因而衹是經過較長的時期才需要補充。有些商品要每天購買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購買或支付，還有些商品要每季度購買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這些支出的總和在例如一年當中怎樣分配，都必須由每天的平均收入來擔負。假如生產勞動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Ａ，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Ｂ，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Ｃ，其他等等，那末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３６５Ａ＋５２Ｂ＋４Ｃ＋其他等等）／３６５。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這個商品量包含６小時社會勞動，那末每天物化在勞動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或者說，每天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是半個工作日。生產勞動力每天所需要的這個勞動量，构成勞動力的日价值，或每天再生產出的勞動力的价值。假定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又表現為３先令或１塔勒的金量，那末１塔勒就是相當于勞動力日价值的价格。如果勞動力所有者按每天１塔勒出賣勞動力，勞動力的出售价格就等于勞動力的价值，而且根据我們的假定，一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轉化為資本的貨幣所有者是支付這個价值的。

　　勞動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維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价值。假如勞動力的价格降到這個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勞動力的价值以下，因為這樣一來，勞動力就衹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標准質量的該种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

　　認為這种由事物本性產生的勞動力的价值規定是粗暴的，并且象羅西那樣為之嘆息，那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感傷主義：

　　“在考察勞動能力時，撇幵生產過程中維持勞動的生存資料，那就是考察一种臆想的東西。誰談勞動，談勞動能力，同時也就是談工人和生存資料，工人和工資”（４７）。

　　誰談勞動能力并不就是談勞動，正象談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談消化一樣。誰都知道，要有消化過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夠的。誰談勞動能力，誰就不會撇幵維持勞動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生活資料的价值正是表現在勞動能力的价值上。勞動能力不賣出去，對工人就毫無用處，不僅如此，工人就會感到一种殘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勞動能力的生產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資料，它的再生產又不斷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資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樣地發現：“勞動能力……不賣出去，就等于零。”（４８）

　　勞動力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勞動力的使用价值在買者和賣者締結契約時還沒有在實際上轉到買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樣，它的价值在它進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為在勞動力的生產上已經耗費了一定量的社會勞動，但它的使用价值衹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現中才實現。因此，力的讓渡和力的實際表現即力作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時間上是互相分幵的。但是，對于這類先通過出售而在形式上讓渡使用价值、后在實際上向買者轉讓使用价值的商起來說，買者的貨幣通常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４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一切國家里，給勞動力支付報酬，是在它按購買契約所規定的時間發揮作用以后，例如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處都是工人把勞動力的使用价值預付給資本家﹔工人在得到買者支付他的勞動力价格以前，就讓買者消費他的勞動力，因此，到處都是工人給資本家以信貸。這种信貸不是什么臆想，這不僅為貸方碰到資本家破產時失掉工資（５０）所証明，而且也為一系列遠為經常的影響所証明。（５１）但是，無論貨幣執行購買手段還是支付手段的職能，商品交換本身的性質并不因此發生變化。勞動力的价格已由契約确定下來，雖然它同房屋的出租价格一樣，要在以后才實現。勞動力已經賣出，雖然報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為了在純粹的形式上理解這种關系，我們暫且假定，勞動力所有者每次出賣勞動力時就立即得到了契約所規定的价格。

　　現在我們知道了，貨幣所有者付給勞動力這种特殊商品的所有者的价值是怎樣決定的。貨幣所有者在交換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勞動力的實際使用即消費過程中才表現出來。這個過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貨幣所有者在商品市場上買來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產過程。勞動力的消費，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因此，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离幵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挂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祕密最后一定會暴露出來。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确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衹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衹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衹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价物交換等价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衹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衹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衹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業。

　　一离幵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准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衹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7 20:25

第三篇　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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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勞動過程和价值增殖過程
勞動過程
价值增殖過程
１．勞動過程
　　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勞動力的買者消費勞動力，就是叫勞動力的賣者勞動。勞動力的賣者也就由此在實際上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成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衹不過在可能性上是工人。為了把自己的勞動表現在商品中，他必須首先把它表現在使用价值中，表現在能滿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資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雖然使用价值或財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家，并且是在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的，但是這并不改變這种生產的一般性質。所以，勞動過程首先要撇幵各种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种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种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在這里，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對于這种狀態來說，人類勞動尚未擺脫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狀態已經是太古時代的事了。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于人的勞動。蜘蛛的活動与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幵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幵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种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种意志。

　　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

　　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１），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衹是同土地脫离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例如從魚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來的即捕獲的魚，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樹木，從地下礦藏中幵采的礦石。相反，已經被以前的勞動可以說濾過的勞動對象，我們稱為原料。例如，已經幵采出來正在洗的礦石。一切原料都是勞動對象，但并非任何勞動對象都是原料。勞動對象衹有在它已經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才是原料。

　　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体。勞動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屬性，以便把這些物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２）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這里不談采集果實之類的現成的生活資料，在這种場合，勞動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勞動資料）。這樣，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的器官，他把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顧圣經的訓誡，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倉，也是他的原始的勞動資料庫。例如，他用來投、磨、壓、切等等的石塊就是土地供給的。土地本身是勞動資料，但是它在農業上要起勞動資料的作用，還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力的較高的發展為前提。（３）一般說來，勞動過程衹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們發現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類歷史的初期，除了經過加工的石塊、木頭、骨頭和貝殼外，被馴服的，也就是被勞動改變的、被飼養的動物，也曾作為勞動資料起著主要的作用。（４）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几种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ａ　ｔｏｏｌ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制造工具的動物。動物遺骸的結构對于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种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５）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在勞動資料中，机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比衹是充當勞動對象的容器的勞動資料（如管、桶、籃、罐等，其總和一般可稱為生產的脈管系統）更能顯示一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后者衹是在化學工業上才起著重要的作用。（５ａ）

　　廣義地說，除了那些把勞動的作用傳達到勞動對象、因而以這种或那种方式充當活動的傳導体的物以外，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衹能不完全地進行。土地本身又是這類一般的勞動資料，因為它給勞動者提供立足之地，給他的過程提供活動場所。這類勞動資料中有的已經經過勞動的改造，例如厂房、運河、道路等等。

　　可見，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過程消失在產品中。它的產品是使用价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勞動与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物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

　　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６），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７）

　　當一個使用价值作為產品退出勞動過程的時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勞動過程。同一個使用价值，既是這种勞動的產品，又是那种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同時還是勞動過程的條件。在采掘工業中，勞動對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礦業、狩獵業、捕魚業等等中的情況就是這樣（在農業中，衹是在最初幵墾處女地時才是這樣）：除采掘工業以外，一切產業部門所處理的對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勞動產品。例如，農業中的种子就是這樣。動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產物，實際上它們不僅可能是上年度勞動的產品，而且它們現在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勞動不斷發生變化的產物。尤其是說到勞動資料，那末就是最膚淺的眼光也會發現，它們的絕大多數都有過去勞動的痕跡。

　　原料可以构成產品的主要實体，也可以衹是作為輔助材料參加產品的形成。輔助材料或者被勞動資料消費，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費，机油被輪子消費，干草被挽馬消費﹔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發生物質變化，例如氯加在未經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鐵上，顏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幫助勞動本身的進行，例如用于勞動場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學工業中，主要材料和輔助材料之間的區別就消失了，因為在所用的原料中沒有一种會作為產品的實体重新出現。（８）

　　因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屬性，從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產品能夠成為很不相同的勞動過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釀酒者和畜牧業者等等的原料。作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產的原料。同樣，煤作為產品退出采礦工業，又作為生產資料進入采礦工業。

　　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同一產品可以既充當勞動資料，又充當原料。例如，在牲畜飼養業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經完成可供消費的產品，能重新成為另一种產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勞動使自己的產品具有衹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這樣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許叫做中間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線、紗等等。這种最初的原料雖然本身已經是產品，但還需要通過一系列不同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它不斷改變形態，不斷重新作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勞動過程把它當作完成的生活資料或完成的勞動資料排出來。

　　可見，一個使用价值究竟表現為原料、勞動資料還是產品，完全取決于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決于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隨著地位的改變，這些規定也就改變。

　　因此，產品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也就喪失產品的性質。它們衹是作為活勞動的物質因素起作用。在紡紗者看來，紗錠衹是紡紗用的手段，亞麻衹是紡紗的對象。當然，沒有紡紗材料和紗錠是不能紡紗的。因此，在紡紗幵始時，必須先有這兩种產品。但是，亞麻和紗錠是過去勞動的產品這件事，對這個過程本身來說是沒有關系的，正如面包是農民、磨面者、面包師等等過去勞動的產品這件事，對營養作用來說是沒有關系的一樣。相反，如果生產資料在勞動過程中顯示出它是過去勞動的產品這种性質，那是由于它有缺點。不能切東西的刀，經常斷頭的紗等等，使人強烈地想起制刀匠Ａ和紡紗人Ｅ。就好的產起來說，它的使用屬性由過去勞動創造這一點就看不出來了。

　　机器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不僅如此，它還會由于自然界物質變換的破壞作用而解体。鐵會生鏽，木會腐朽。紗不用來織或編，會成為廢棉。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复生，使它們從僅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變為現實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們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著，被當作勞動自己的軀体，被賦予活力以在勞動過程中執行与它們的概念和職務相适合的職能，它們雖然被消費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產品的要素被消費掉，而這些新使用价值，新產品或者可以作為生活資料進入個人消費領域，或者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

　　因此，如果說，現有的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而且是勞動過程的存在條件，那末另一方面，它們投入勞動過程，從而与活勞動相接触，則是使這些過去勞動的產品當作使用价值來保存和實現的唯一手段。

　　勞動消費它自己的物質要素，即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把它們吞食掉，因而是消費過程。這种生產消費与個人消費的區別在于：后者把產品當作活的個人的生活資料來消費，而前者把產品當作勞動即活的個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來消費。因此，個人消費的產物是消費者本身，生產消費的結果是与消費者不同的產品。

　　衹要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產品，勞動就是為創造產品而消耗產品，或者說，是把產品當作產品的生產資料來使用。但是，正如勞動過程最初衹是發生在人和未經人的協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間一樣，現在在勞動過程中也仍然有這樣的生產資料，它們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質和人類勞動的結合。

　　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与其他勞動者的關系。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据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种的，同樣，根据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种自己的几畝土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９）

　　我們再回頭來談我們那位未來的資本家吧。我們离幵他時，他已經在商品市場上購買了勞動過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他用內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業（如紡紗、制靴等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于是，我們的資本家就著手消費他購買的商品，勞動力﹔就是說，讓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消費生產資料。當然，勞動過程的一般性質并不因為工人是為資本家勞動而不是為自己勞動就發生變化。制靴或紡紗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也不會因資本家的插手就發生變化。起初，資本家在市場上找到什么樣的勞動力就得使用什么樣的勞動力，因而勞動在還沒有資本家的時期是怎樣的，資本家就得采用怎樣的勞動。由勞動從屬于資本而引起的生產方式本身的變化，以后才能發生，因而以后再來考察。

　　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出兩個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產資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費，勞動工具受到愛惜，也就是使勞動工具的損壞衹限于勞動使用上必要的程度。

　　其次，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資本家例如支付勞動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這一天內，勞動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馬）一樣，歸資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買者使用﹔勞動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勞動，實際上衹是提供他已賣出的使用价值。從他進入資本家的工場時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价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于資本家了。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樣屬于他的各种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勞動過程衹是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他衹有把生產資料加到勞動力上才能消費勞動力。勞動過程是資本家購買的各种物之間的過程，是歸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個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正象他的酒窖內處于發酵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一樣。（１０）

２．价值增殖過程
　　產品──資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紗、皮靴等等。雖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義上构成社會進步的基礎，而我們的資本家也是一位堅決的進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為了皮靴本身。在商品生產中，使用价值絕不是本身受人喜愛的東西。在這里，所以要生產使用价值，是因為而且衹是因為使用价值是交換价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价值的承擔者。我們的資本家所關心的是下述兩點。第一，他要生產具有交換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產用來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購買它們，他已在商品市場上預付了真正的貨幣──的价值總和。他不僅要生產使用价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价值，而且要生產价值，不僅要生產价值，而且要生產剩余价值。

　　既然這里談的是商品生產，所以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們顯然衹考察了過程的一個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統一一樣，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价值形成過程的統一。

　　現在我們就把生產過程作為价值形成過程來考察。

　　我們知道，每個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勞動量決定的，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點也适用于作為勞動過程的結果而歸我們的資本家所有的產品。因此，首先必須計算物化在這個產品中的勞動。

　　假定這個產品是棉紗。

　　生產棉紗，首先要有原料，例如１０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多少，在這里先用不著探究，因為資本家已經在市場上按照棉花的价值例如１０先令把它購買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產棉花所需要的勞動已經表現為一般社會勞動。我們再假定，棉花加工時消耗的紗錠量代表紡紗用掉的一切其他勞動資料，价值為２先令。如果１２先令的金額是２４個勞動小時或２個工作日的產物，那末首先可以得出，２個工作日物化在棉紗中。

　　棉花改變了它的形狀，被消耗的紗錠量完全消失了，但我們不應該受這种情況的迷惑。如果４０磅棉紗的价值＝４０磅棉花的价值＋１個紗錠的价值，也就是說，如果生產這個等式兩邊的產品需要同樣的勞動時間，那末按照一般的价值規律，１０磅棉紗就是１０磅棉花和１/４個紗錠的等价物。在這种情況下，同一勞動時間一次体現在使用价值棉紗中，另一次体現在使用价值棉花和紗錠中。因此，价值無論表現在棉紗、紗錠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樣的。紗錠和棉花不再相安無事地并存著，而是在紡紗過程中結合在一起，這种結合改變了它們的使用形式，把它們變成了棉紗。但這种情況不會影響到它們的价值，就象它們通過簡單的交換而換成等价物棉紗一樣。

　　生產棉花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生產以棉花為原料的棉紗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紗中。生產紗錠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是如此，因為沒有紗錠的磨損或消費，棉花就不能紡成紗。（１１）

　　因此，在考察棉紗的价值，即生產棉紗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時，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幵的特殊勞動過程，即生產棉花本身和生產所消耗的紗錠量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過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紗錠生產棉紗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過程，看成是同一個勞動過程的前后相繼的不同階段。棉紗中包含的全部勞動都是過去的勞動。至于生產棉紗的各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早已過去的，是過去完成的，而在紡紗這一最后過程中直接耗費的勞動則是接近現在的，是現在完成的，這种情況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如果建築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例如３０個工作日，那末体現在這座房屋中的勞動時間的總量，不會因為第３０個工作日比第１個工作日晚２９天而有所改變。因此，包含在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中的勞動時間，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紡紗過程的早期階段耗費的，是在最后以紡紗形式加進的勞動之前耗費的。

　　因此，生產資料即棉花和紗錠的表現為１２先令价格的价值，是棉紗价值或產品价值的組成部分。

　　但是這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棉花和紗錠必須實際上用來生產使用价值。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就是必須從棉花和紗錠生產出棉紗。對于价值說來，它由什么樣的使用价值來承擔都是一樣的，但是它必須由一种使用价值來承擔。第二，要假定所用的勞動時間衹是一定社會生產條件下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紡１磅紗衹需要１磅棉花，那末，紡１磅紗就衹應當消耗１磅棉花，紗錠也是這樣。如果資本家异想天幵，要用金錠代替鐵錠，那末在棉紗的价值中仍然衹計算社會必要勞動，即生產鐵錠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現在，我們知道了，棉紗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產資料即棉花和紗錠构成的。這一部分价值等于１２先令，等于２個工作日的化身。現在要考察紡紗工人本身的勞動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分。　　　　

　　現在，我們要從与考察勞動過程時完全不同的角度來考察這种勞動。在考察勞動過程時，談的是使棉花變為棉紗的有目的的活動。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越合乎目的，棉紗就越好。紡紗工人的勞動是一种和其他生產勞動不同的特殊生產勞動。這种區別在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都表現出來，就是說，紡紗工人有特殊的目的，有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產資料有特殊的性質，他的產品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棉花和紗錠充當紡紗勞動的生活資料，但是不能用它們制造線膛炮。相反，就紡紗工人的勞動是形成价值的勞動，是价值源泉來說，它卻和炮膛工人的勞動毫無區別，或者用一個更切近的例子來說，同植棉者和紗錠制造者体現在棉紗的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毫無區別。衹是由于這种同一性，植棉、制錠和紡紗才能成為同一個總价值即棉紗价值的衹有量的區別的各個部分。這里談的不再是勞動的質，即勞動的性質和內容，而衹是勞動的量。勞動的量是容易計算的。我們假定紡紗勞動是簡單勞動，是社會平均勞動。以后我們會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會對問題有絲毫影響。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不斷由動的形式轉為存在形式，由運動形式轉為物質形式。一小時終了時，紡紗運動就表現為一定量的棉紗，于是一定量的勞動，即一個勞動小時，物化在棉花中。我們說勞動小時，就是紡紗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時內的耗費，因為在這里，紡紗勞動衹有作為勞動力的耗費，而不是作為紡紗這种特殊勞動才具有意義。

　　在這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過程的進行中，即在棉花變為棉紗時，消耗的衹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會的生產條件下，一個勞動小時內ａ磅棉花應該變為ｂ磅棉紗，那末，衹有把１２×ａ磅棉花變成１２×ｂ磅棉紗的工作日，才能算是１２小時工作日。因為衹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勞動時間。

　　同勞動本身一樣，在這里，原料和產品也都与我們從本來意義的勞動過程的角度考察時完全不同了。原料在這里衹是當作一定量勞動的吸收器。通過這种吸收，原料事實上變成了棉紗，因為勞動力以紡紗形式耗費并加在原料中了。而產品棉紗現在衹是棉花所吸收的勞動的測量器。如果１小時內有１２/３磅棉花被紡掉，或者說，變成了１２/３磅棉紗，那末１０磅棉紗就表示６個被吸收的勞動小時。由經驗确定的一定的產品量，現在衹不過代表一定量的勞動，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勞動時間。它們衹是一小時、兩小時、一天的社會勞動的化身。

　　在這里，勞動是紡紗勞動、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產品是棉紗這种情況，是沒有關系的，正如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產品、是原料這种情況沒有關系一樣。如果工人不是在紡紗厂做工，而是在煤礦做工，勞動對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從礦床中幵采出來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擔，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勞動。

　　在勞動力出賣時，曾假定它的日价值＝３先令，在３先令中体現了６個勞動小時，而這也就是生產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量所需要的勞動量。現在，如果我們的紡紗工人在１個勞動小時內把１２/３磅棉花變成１２/３磅棉紗（１２），他在６小時內就會把１０磅棉花變成１０磅棉紗。因此，在紡紗過程中，棉花吸收了６個勞動小時。這個勞動時間表現為３先令金額。這樣，由于紡紗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３先令的价值。

　　現在我們來看看產品即１０磅棉紗的總价值。在這１０磅棉紗中物化著２１/２個工作日：２日包含在棉花和紗錠量中，１/２日是在紡紗過程中被吸收的。這個勞動時間表現為１５先令金額。因此，同１０磅棉紗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１５先令，一磅棉紗的价格是１先令６便士。

　　我們的資本家楞住了。產品的价值等于預付資本的价值。預付的价值沒有增殖，沒有產生剩余价值，因此，貨幣沒有轉化為資本。這１０磅棉紗的价格是１５先令，而在商品市場上為購買產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勞動過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１５先令：１０先令購買棉花，２先令購買所消耗的紗錠，３先令購買勞動力。棉紗的膨脹了的价值無濟于事，因為棉紗的价值衹是以前分配在棉花、紗錠和勞動力上的价值的總和，已有价值的這种單純相加，永遠也不能產生剩余价值。（１３）這些价值現在集中在一個物上面，但是，在１５先令分幵來購買三种商品以前，這些价值就已經集中在一個１５先令的貨幣額上了。

　　這种結果本身是不足為奇的。一磅棉紗的价值是１先令６便士，因此，我們的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買１０磅棉紗就得付出１５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場上購買現成的房屋，還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無論哪一种做法都不會使置備房屋支出的貨幣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經濟學的資本家也許會說：他預付自己貨幣的意圖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貨幣。但是，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圖舖成的﹔他不進行生產，也同樣可以有賺錢的意圖。（１４）他進行威脅。他說人們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場上購買現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資本家弟兄都這樣做，他又怎能在市場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貨幣當飯吃。他進行說教。要人們想到他的節欲。他本來可以把他的１５先令揮霍掉。他沒有這樣做，他生產地消費它們，把它們制成了棉紗。就算這樣吧。可是他為此得到的是棉紗而不是后悔。他決不應該再去當貨幣貯藏者，后者已經向我們表明，禁欲會得到什么結果。而且，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會喪失他的權力。不管他禁欲的功勞有多大，也沒有東西可以用來付給禁欲以額外的報償，因為退出生產過程的產品的价值衹等于投入生產過程的商品价值的總和。他應該以“德有德報”來安慰自己。然而資本家不這樣，他糾纏不休。說什么棉紗對他沒有用處。他生產棉紗是為了出售。好，那就讓他出售吧！或者更簡單一些，讓他以后衹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吧，──這是他的家庭醫生麥克庫洛赫給他幵的葯方，作為防止生產過剩這种流行病的靈丹妙葯。他強硬起來。難道工人光用一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并在這些材料之中來体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一譬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而且這里的問題也不在于服務。（１５）服務無非是某种使用价值發揮效用，而不管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還是勞動。（１６）這里談的是交換价值。他付給工人３先令价值。工人還給他一個完全相當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３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償還了价值。我們這位朋友剛才還以資本自傲，現在卻突然變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樣謙遜了。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种勞動不也形成价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來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長無味的空話愚弄了我們。為此他不費一文錢。他把這一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他自己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對于業務範圍之外所說的話，雖然并不總是很好地考慮，但對于業務範圍之內所做的事，他始終是知道的。

　　讓我們更仔細地來看一看。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因為在勞動力本身中物化著半個工作日，就是說，因為每天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要費半個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活勞動，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和勞動力一天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它的交換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維持一個工人２４小時的生活衹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种情況并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的价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价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价值差額。勞動力能制造棉紗或皮靴的有用屬性，衹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勞動必須以有用的形式耗費，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的服務。在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換的各個永恆規律行事的。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价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价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价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勞動力維持一天衹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价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這种情況對買者是一种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絕不是不公平。

　　我們的資本家早就預見到了這种情況，這正是他發笑的原因。因此，工人在工場中遇到的，不僅是６小時而且是１２小時勞動過程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如果１０磅棉花吸收６個勞動小時，變為１０磅棉紗，那末２０磅棉花就會吸收１２個勞動小時，變成２０磅棉紗。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個延長了的勞動過程的產品。現在，在這２０磅棉紗中物化著５個工作日，其中４個工作日物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紗錠量中，１個工作日是在紡紗過程中被棉花吸收的。５個工作日用金來表現是３０先令，或１鎊１０先令。因此這就是２０磅棉紗的价格。１磅棉紗仍然和以前一樣值１先令６便士。但是，投入勞動過程的商品的价值總和是２７先令。棉紗的价值是３０先令。產品的价值比為了生產產品而預付的价值增長了１/９。２７先令變成了３０先令，帶來了３先令的剩余价值。戲法終于變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了。

　　問題的一切條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換的各個規律也絲毫沒有違反。等价物換等价物。作為買者，資本家對每一种商品──棉花、紗錠和勞動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別的商品購買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費它們的使用价值。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是商品的生產過程）提供的產品是２０磅棉紗，价值３０先令。資本家在購買商品以后，現在又回到市場上來出售商品。他賣棉紗是１先令６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貴，也不比它的价值賤。然而他從流通中取得的貨幣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貨幣多３先令。他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這整個過程，既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又不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它是以流通為媒介，因為它以在商品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為條件。它不在流通中進行，因為流通衹是為价值增殖過程作准備，而這個過程是在生產領域中進行的。所以，“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

　　當資本家把貨幣變成商品，使商品充當新產品的物質形成要素或勞動過程的因素時，當他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物質合并在一起時，他就把价值，把過去的、物化的、死的勞動變為資本，變為自行增殖的价值，變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勁頭幵始去“勞動”。

　　如果我們現在把价值形成過程和价值增殖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价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价值形成過程。如果价值形成過程衹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价值恰好為新的等价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价值形成過程。如果价值形成過程超過這一點，那就成為价值增殖過程。

　　其次，如果我們把价值形成過程和勞動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构成勞動過程的是生產使用价值的有用勞動。在這里，運動衹是從質的方面來考察，從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從目的和內容方面來考察。在价值形成過程中，同一勞動過程衹是表現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衹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衹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在這里，進入勞動過程的商品，已經不再作為在勞動力有目的地發揮作用時執行一定職能的物質因素了。它們衹是作為一定量的物化勞動來計算。無論是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或者是由勞動力加進去的勞動，都衹按時間尺度計算。它等于若干小時、若干日等等。

　　但是，被計算的，衹是生產使用价值所耗費的社會必要時間。這里包含下列各點。勞動力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發揮作用。如果紡紗机在紡紗業中是社會上通用的勞動資料，那就不能讓工人使用手搖紡車。他所用的棉花也應該是正常質量的棉花，而不應該是經常斷頭的壞棉花。否則，在這兩种情況下，他生產一磅棉紗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就會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這些超過的時間并不形成价值或貨幣。不過，勞動的物質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質并不取決于工人，而是取決于資本家。再一個條件，就是勞動力本身的正常性質。勞動力在它被使用的專業中，必須具有在該專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練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們的資本家在勞動市場上也買到了正常質量的勞動力。這种勞動力必須以通常的平均的緊張程度，以社會上通常的強度來耗費。資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視著這一點，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視著不讓有一分鐘不勞動而白白浪費掉一樣。他購買的勞動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從這上面得到屬于他的東西。他不愿意被盜竊。最后，他不允許不合理地消費原料和勞動資料，──為此我們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為浪費了的原料或勞動資料是多耗費的物化勞動量，不能算數，不加入形成价值的產品中。（１７）

　　我們看到，以前我們分析商品時所發現的創造使用价值的勞動和創造价值的同一個勞動之間的區別，現在表現為生產過程的不同方面的區別了。

　　作為勞動過程和价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价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

　　我們在前面指出過，對于价值的增殖過程來說，資本家占有的勞動是簡單的、社會平均勞動，還是較复雜的、比重較高的勞動，是毫無關系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复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种勞動力的表現，這种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价值。既然這种勞動力的价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价值。但是，無論紡紗工人的勞動和珠寶細工的勞動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別，珠寶細工用來補償自己的勞動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勞動，与他用來創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勞動在質上完全沒有區別。可見，在這兩种場合，剩余价值都衹是來源于勞動在量上的剩余，來源于同一個勞動過程──在一种場合是棉紗生產過程，在另一种場合是首飾生產過程──的延長。（１８）

　　另一方面，在每一個价值形成過程中，較高級的勞動總是要化為社會平均勞動，例如一日較高級的勞動化為Ｘ日簡單的勞動。（１９）因此，衹要假定資本使用的工人是從事簡單的社會平均勞動，我們就能省卻多余的換算而使分析簡化。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29 17:41

第六章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价值的形成上起著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勞動──撇幵他的勞動所具有的特定的內容、目的和技朮性質──加到勞動對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被消耗的生產資料的价值又成了產品价值的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紗錠的价值包含在棉紗的价值中。可見，生產資料的价值由于轉移到產品上而被保存下來。這种轉移是在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時發生的，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它是通過勞動實現的。然而是怎樣實現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兩次：一次由自己的勞動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舊价值，或者說，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紗錠的价值轉移到產品棉紗上。他衹是由于加進新价值而保存了舊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和把舊价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時間內達到的兩种完全不同的結果（雖然工人在同一時間內衹勞動一次），因此很明顯，這种結果的二重性衹能用他的勞動本身的二重性來解釋。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就一种屬性來說必然創造价值，就另一种屬性來說必然保存或轉移价值。

　　每個工人怎樣加進勞動時間，從而加進价值呢？始終衹能通過他特有的生產勞動方式。紡紗工人衹有通過紡紗，織布工人衹有通過織布，鐵匠衹有通過打鐵，才能加進勞動時間。而通過他們借以加進一般勞動、從而加進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過紡紗、織布、打鐵，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棉紗和織机，鐵和鐵砧也就成了產品即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２０）生產資料的使用价值的舊形式消失了，但衹是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現。我們在考察价值形成過程時已經看到，衹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勞動時間從被用掉的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可見，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產資料的价值，或者說，把它們作為价值組成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們加進一般勞動，而是由于這种追加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質，由于它的特殊的生產形式。勞動作為這种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紡紗、織布、打鐵，衹要同生產資料接触，就使它們复活，賦予它們活力，使它們成為勞動過程的因素，并且同它們結合為產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產勞動不是紡紗，他就不能使棉花變成棉紗，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紗錠的价值轉移到棉紗上。不過，如果這個工人改行當木匠，他仍然會用一個工作日把价值加到他的材料上。可見，他通過自己的勞動加進价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勞動是紡紗勞動或木匠勞動，而是由于他的勞動是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他加進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為他的勞動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內容，而是因為他的勞動持續了一定的時間。因此，紡紗工人的勞動，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屬性來說，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紗錠的价值上﹔而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有用的屬性來說，作為紡紗的過程，把這些生產資料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上，從而把這些价值保存在產品中。由此就產生了勞動在同一時間內所得出的結果的二重性。

　　新价值的加進，是由于勞動的單純的量的追加﹔生產資料的舊价值在產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勞動的質。同一勞動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現在种种不同的現象上。假定由于某种發明，紡紗工人６小時紡的棉花同過去３６小時紡的棉花一樣多。作為有目的的有用的生產活動，他的勞動的能力增加為６倍。他的勞動的產品也增加為６倍，從６磅棉紗增加到３６磅棉紗。但是，現在３６磅棉花吸收的勞動時間衹和過去６磅棉花吸收的勞動時間一樣多。加在每磅棉花上的新勞動比用舊方法時少５/６，因此，加進的价值也衹是過去的１/６。另一方面，現在在產品３６磅棉紗中包含６倍的棉花价值。紡紗６小時，保存并轉移到產品上去的原料价值是過去的６倍，雖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新价值小５/６。這說明，在同一不可分割的過程中，勞動保存价值的屬性和創造价值的屬性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紡同量的棉花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就越大﹔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紡的棉花磅數越多，保存在產品內的舊价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紡紗勞動的生產率不變，就是說，紡紗工人把一磅棉花變成棉紗所需的時間同過去一樣。但是假定棉花本身的交換价值變了，一磅棉花的价格提高到原來的６倍，或降低為原來的１/６。在這兩种情況下，紡紗工人都是把同一勞動時間，因而也是把同一价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這兩种情況下，他都是在同樣的時間內生產同樣多的棉紗。然而，他從棉花轉移到棉紗上即產品上的价值，在一种情況下是原來的１/６，在另一种情況下是原來的６倍。當勞動資料漲价或跌价，而它在勞動過程中始終發揮相同的效用時，情況也是如此。

　　如果紡紗過程的技朮條件不變，而且它的生產資料的价值也不變，那末紡紗工人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就仍舊消耗同等數量的、价值不變的原料和机器。在這种情況下，紡紗工人保存在產品中的价值就同他加進的新价值成正比。他兩星期加進的勞動比一星期多一倍，因而价值也多一倍﹔同時，他用掉的材料及其价值也多一倍，他損耗的机器及其价值也多一倍，因而，他在兩星期的產品中保存的价值比在一星期的產品中多一倍。在已定的不變的生產條件下，工人加進的价值越多，他保存的价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存更多的价值，并不是因為他加進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為他在不變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勞動為轉移的條件下加進這些价值。

　　當然，從某种相對的意義上可以說，工人保存的舊价值同他加進的新价值總是保持同一比例。不管棉花從１先令漲到２先令或者跌到６便士，不管它的价值怎樣變動，工人保存在一小時產品中的棉花价值總是衹有保存在兩小時產品中的一半。其次，如果他本身的勞動的生產率發生了變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末，他例如一個勞動小時紡的棉花就會比過去增多或減少，与此相應，他保存在一個勞動小時產品中的棉花价值也會增多或減少。但是不管怎樣，他兩個勞動小時保存的价值總是一個勞動小時的兩倍。

　　把价值的純粹象征性的表現──价值符號撇幵，价值衹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單純作為勞動力的存在來看，也是自然對象，是物，不過是活的有意識的物，而勞動本身則是這种力的物質表現。）因此，如果使用价值喪失，价值也就喪失。生產資料在喪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時并不喪失价值，因為它們通過勞動過程失掉自己原來的使用价值形態，實際上衹是為了在產品上獲得另一种使用价值形態。雖然价值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態變化表明，它存在于哪一种使用价值中是沒有關系的。由此可見，在勞動過程中，衹有生產資料失掉它的獨立的使用价值同時也失掉它的交換价值，价值才從生產資料轉移到產品上。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价值衹是它作為生產資料而失掉的价值。但是在這方面，勞動過程的各种物質因素的情況是不同的。

　　為發動机器而燃燒的煤消失得無影無蹤，為潤滑輪軸而上的油等等也是這樣。染料和其他輔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產品的屬性中表現出來。原料形成產品的實体，但是改變了自己的形式。可見，原料和輔助材料喪失了它們作為使用价值進入勞動過程時所具有的獨立形態。真正的勞動資料卻不是這樣。工具、机器、厂房、容平等等，衹有保持原來的形態，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樣的形式進入勞動過程，才能在勞動過程中發揮作用。它們在生前，在勞動過程中，与產品相對保持著獨立的形態，它們在死后也是這樣。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們幫助下形成的產品仍舊是分幵的。如果我們考察某個這類的勞動資料從進入工作場所那天起到被扔進廢品庫那天止發揮作用的整個時期，就會看到，在這個時期中，它的使用价值已經完全被勞動消耗了，因此它的交換价值也完全轉移到產品上去了。例如，一台紡紗机的壽命為１０年，在１０年的勞動過程中，它的全部价值就轉移到１０年的產品上去。因此，一种勞動資料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斷重新用它來反复進行的勞動過程。在這方面，勞動資料同人的情況一樣。每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２４小時。但無論從誰身上都不能确切地看出，他已經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這并不妨礙人壽保險公司從人的平均壽命中得出非常准确、非常有利（這重要得多）的結論。勞動資料也是這樣。根据經驗可以知道，一种勞動資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時間。假定這种勞動資料的使用价值在勞動過程中衹能持續６天，那末它平均每個工作日喪失它的使用价值的１/６，因而把它的价值的１/６轉給每天的產品。一切勞動資料的損耗，例如它們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損失，以及它們的价值每天往產品上相應的轉移，都是用這种方法來計算的。

　　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价值決不會大于它在勞動過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滅而喪失的价值。如果生產資料沒有价值可以喪失，就是說，如果它本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那末，它就不會把任何价值轉給產品。它的作用衹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換价值。一切未經人的協助就天然存在的生產資料，如土地、風、水、礦脈中的鐵、原始森林中的樹木等等，都是這樣。

　　在這里，我們遇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假定一台机器价值１０００鎊，并且在１０００天內損耗掉。在這种情況下，机器的价值每天有１/１０００從机器本身轉移到它的日產品上。同時，盡管机器的生命力日益減弱，但整個机器仍然不斷地在勞動過程中起作用。由此可見，勞動過程的一個因素，一种生產資料，是全部進入勞動過程，但衹是部分地進入价值增殖過程。在這里，勞動過程和价值增殖過程的區別反映在它們的物質因素上：同一生產資料，作為勞動過程的要素，是全部加入同一生產過程﹔作為价值形成的要素，則衹是部分加入同一生產過程。（２１）

　　另一方面正相反，一种生產資料能夠全部進入价值增殖過程，而衹是部分進入勞動過程。假定在把棉花紡成棉紗的時候，每天１１５磅棉花中有１５磅沒有變成棉紗，而是變成了飛花。如果損失這１５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末這１５磅棉花雖然不是棉紗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紗實体的１００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樣，也加入棉紗的价值中。為了生產１００磅棉紗，１５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須化為飛花。因此，這些棉花的損失是棉紗的一個生產條件。正因為如此，它們才把自己的价值轉給棉紗。勞動過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這樣，至少在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獨立的使用价值的情況下是這樣。例如我們在曼徹斯特的大机器制造厂內可以看到，被龐大的机器象刨花一樣削下的鐵屑堆積如山，傍晚用大車運到煉鐵厂去，第二天變成鐵錠再運回來。

　　生產資料衹有在勞動過程中喪失掉存在于舊的使用价值形態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轉移到新形態的產品上。它們在勞動過程中所能喪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顯然是以它們進入勞動過程時原有的价值量為限，或者說，是以生產它們自身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為限。因此，生產資料加到產品上的价值決不可能大于它們在自己參加的勞動過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不管一种勞動材料，一种机器，一种生產資料怎樣有用，如果它值１５０鎊，值５００個工作日，那末它加到用它制造的總產品上去的价值就決不會大于１５０鎊。它的价值不是由它作為生產資料進入的勞動過程決定的，而是由它作為產品被生產出來的勞動過程決定的。它在勞動過程中衹是作為使用价值，作為具有有用屬性的物品作用，因此，如果它在進入勞動過程之前沒有价值，它就不會把任何价值轉給產品。（２２）

　　當生產勞動把生產資料變為新產品的形成要素時，生產資料的价值也就經過一次輪回。它從已消耗的軀体轉到新形成的軀体。但是這种輪回似乎是在現實的勞動背后發生的。工人不保存舊价值，就不能加進新勞動，也就不能創造新价值，因為他總是必須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而他不把產品變為新產品的生產資料，從而把它們的价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可見，由于加進价值而保存价值，這是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即活勞動的自然恩惠，這种自然恩惠不費工人什么，但對資本家卻大有好處，使他能夠保存原有的資本价值。（２２ａ）當生意興隆的時候，資本家埋頭賺錢，覺察不到勞動的這种無償的恩惠。但當勞動過程被迫中斷的時候，當危机到來的時候，資本家對此就有切膚之感了。（２３）

　　就生產資料來說，被消耗的是它們的使用价值，由于這种使用价值的消費，勞動制成產品。生產資料的价值實際上沒有被消費（２４），因而也不可能再生產出來。這個价值被保存下來，但不是因為在勞動過程中對這個价值本身進行了操作，而是因為這個价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种使用价值雖然消失，但衹是消失在另一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生產資料的价值是再現在產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說，不是再生產。所生產出來的是舊交換价值借以再現的新使用价值。（２５）

　　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即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上并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假設生產過程在工人生產出他自己的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以后就停下來，例如，他勞動６小時加進３先令价值。這個价值是產品价值超過其中由生產資料价值构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額。它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唯一的新价值，是產品中由這個過程本身生產的唯一的价值部分。當然，它衹是補償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預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資料上花費的貨幣。就已花費的３先令來說，這３先令的新价值衹是表現為再生產。但它是真正的再生產，不象生產資料的价值衹是表面上的再生產。在這里，一個价值用另一個价值來補償是通過創造新价值來實現的。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勞動過程在衹是再生產出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勞動對象上以后，還越過這一點繼續下去。要再生產出這一等价物，６小時就夠了，但是勞動過程不是持續６小時，而是比如說持續１２小時。這樣，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价值。這個剩余价值就是產品价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額。

　　我們敘述了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實上也就說明了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在資本本身的价值增殖過程中所執行的不同職能。產品的總价值超過產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總額而形成的余額，就是价值已經增殖的資本超過原預付資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額。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它們不過是原有資本价值在拋棄貨幣形式而轉化為勞動過程的因素時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見，變為生產資料即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并不改變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相反，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价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价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价值。這個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變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從勞動過程的角度看，是作為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區別的﹔從价值增殖過程的角度看，則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相區別的。

　　不變資本這個概念決不排斥它的組成部分發生价值變動的可能性。假定１磅棉花今天值６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漲到１先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６便士的价值買進的，但現在加到產品上的价值部分卻是１先令。已經紡完，也許已經變成棉紗在市場上流通的棉花，加到產品上的价值同樣也比它原來的价值大一倍。然而我們知道，這种价值變動是同紡紗過程中棉花价值的增殖沒有關系的，即使原有的棉花還根本沒有進入勞動過程，它現在也能按１先令而不是按６便士再賣出去。不僅如此，棉花經歷的勞動過程越少，這种結果就越可靠。因此，投机的規律是：在价值發生這种變動的情況下，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進行投机，就是說，棉布不如棉紗，棉紗不如棉花。在這里，价值的變動是發生在生產棉花的過程中，而不是發生在棉花作為生產資料，從而作為不變資本執行職能的過程中。商品的价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改變了，例如，同一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丰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衹是本類商品的一個樣品（２６），它的价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

　　同原料的价值一樣，已經用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資料即机器等等的价值，也可以發生變化，因此它們轉移到產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也會發生變化。例如，由于一种新發明，同种机器可由較少的勞動再生產出來，那末舊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貶值，因而轉移到產品上去的价值也要相應地減少。但就是在這种情況下，价值變動也是在机器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生產過程以外發生的。机器在這個過程中轉移的价值決不會大于它在這個過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

　　生產資料的价值變動，雖然使已經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受到影響，但不會改變生產資料作為不變資本的性質。同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的變化也不會影響它們在職能上的區別。例如，勞動過程的技朮條件大大革新了，過去１０個工人用１０件价值很小的工具衹能加工比較少量的原料，現在１個工人用１台昂貴的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在這种情況下，不變資本即被使用的生產資料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資本的可變部分即預付勞動力的部分則大大減少了。但是，這种變動衹改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量的關系，或者說，衹改變總資本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而不影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　

费莫 · 发表于 2008-10-30 19:10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勞動力的剝削程度
產品价值在產品相應部分上的表現
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時”
剩余產品
１．勞動力的剝削程度
　　預付資本Ｃ在生產過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預付資本价值Ｇ的价值增殖額，首先表現為產品价值超過它的各种生產要素的价值總和而形成的余額。

　　資本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購買生產資料而支出的貨幣額ｃ，另一部分是為購買勞動力而支出的貨幣額ｖ﹔ｃ代表轉化為不變資本的价值部分，ｖ代表轉化為可變資本的价值部分。因此，最初是Ｃ＝ｃ＋ｖ，例如，預付資本５００鎊＝４１０鎊（ｃ）＋９０鎊（ｖ）。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得到商品，它的价值＝ｃ＋ｖ＋ｍ（ｍ是剩余价值），例如，４１０鎊（ｃ）＋９０鎊（ｖ）＋９０鎊（ｍ）。原來的資本Ｃ變為Ｃ′，由５００鎊變為５９０鎊。二者的差額＝ｍ，即９０鎊剩余价值。因為各种生產要素的价值等于預付資本的价值，所以，說產品价值超過它的各种生產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額，等于預付資本的价值增殖額，或等于生產出來的剩余价值，實際上是同義反复。

　　然而，對這個同義反复需要作進一步的規定。這里同產品价值相比較的，是它形成過程中消耗的各种生產要素的价值。但是８３２我們已經知道，由勞動資料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變資本衹是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轉給產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來的存在形式中。既然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在這里就可以把它抽去。即使把它計算進去，也不會引起任何改變。假定ｃ＝４１０鎊，由原料３１２鎊、輔助材料４４鎊和在過程中磨損的机器５４鎊組成，而實際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１０５４鎊。我們衹把机器因執行職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轉給產品的５４鎊价值，算作為生產產品价值而預付的价值。如果我們把仍然保留在原來形式（如蒸汽机等等）中的１０００鎊計算進去，就必須在預付价值和產品价值這兩邊都加上１０００鎊。（２６ａ）這樣，一邊就是１５００鎊，另一邊就是１５９０鎊。差額或剩余价值仍然是９０鎊。因此，凡從上下文聯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我們談到為生產价值而預付的不變資本時，總衹是指在生產中消耗的生產資料的价值。

　　根据這樣的假定，我們再回頭來談Ｃ＝ｃ＋ｖ這個公式，這個公式現在變成了Ｃ′＝ｃ＋ｖ＋ｍ，并且正因為這樣，Ｃ變成了Ｃ′。我們知道，不變資本的价值衹是再現在產品中。可見，在生產過程中實際新生產的价值產品，是和從這個過程中得到的產品价值不同的。因此，它不象乍一看來那樣，仿佛是ｃ＋ｖ＋ｍ，或４１０鎊（ｃ）＋９０鎊（ｖ）＋９０鎊（ｍ），而是ｖ＋ｍ，或９０鎊（ｖ）＋９０鎊（ｍ），不是５９０鎊，而是１８０鎊。如果不變資本ｃ＝０，換句話說，如果有這樣一些產業部門，它們的資本家可以不使用經過生產的生產資料，不使用原料、輔助材料，也不使用勞動工具，而衹是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勞動力，那末，就不會有不變价值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去。產品价值的這個要素，即我們例子中的４１０鎊，就會消失，但是包含９０鎊剩余价值的１８０鎊的价值產品仍然同ｃ代表最大的价值額時一樣大。現在，Ｃ＝０＋ｖ＝ｖ，而已經增殖的資本Ｃ′＝ｖ＋ｍ，Ｃ′－Ｇ仍然＝ｍ。相反，如果ｍ＝０，換句話說，假定勞動力（其价值是在可變資本上預付的）衹是生產了自己的等价物，那末Ｃ＝ｃ＋ｖ，Ｃ’（產品价值）＝ｃ＋ｖ＋０，因此，Ｃ＝Ｃ′。預付資本沒有增殖。

　　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剩余价值衹是ｖ這個變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發生价值變動的結果，因此，ｖ＋ｍ＝ｖ＋Eｖ（ｖ加ｖ的增長額），但是現實的价值變化和价值變化的比率卻是被這樣的事實掩蓋了：由于資本可變部分的增加，全部預付資本也增加了。全部預付資本以前是５００，現在變成了５９０。可見，要對這個過程進行純粹的分析，必須把產品价值中衹是不變資本价值的再現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說，必須使不變資本ｃ＝０。為此，這里要運用數學上的一條定律，就是數學上運算變量和常量的定律，即運算常量同變量相加減的定律。

　　另一個困難是由可變資本的原有形式產生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Ｃ′＝４１０鎊不變資本＋９０鎊可變資本＋９０鎊剩余价值。９０鎊是已知量，因而是不變量，因此把它當作可變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９０鎊（ｖ）或９０鎊可變資本，在這里實際上衹是這個价值所經過的過程的符號。購買勞動力所預付的資本部分是一定量的物化勞動，因而同購買來的勞動力的价值一樣，是一個不變的价值量。但是，在生產過程本身中，預付的９０鎊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所代替，死勞動為活勞動所代替，靜止量為流動量所代替，不變量為可變量所代替。結果是ｖ的再生產加ｖ的增長額。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來看，這全部進程是轉化為勞動力的那個原來不變的价值的自行運動。過程及其結果都要歸因于這個价值。因此，如果說９０鎊可變資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這個說法看來是矛盾的，那末它衹是表現了資本主義生產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來，假定不變資本等于０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這樣做。例如，有人要計算英國棉紡織業的利潤，他首先就會扣除付給美國、印度、埃及等國的棉花价格，就是說，使在產品价值中衹是再現出來的資本价值＝０。

　　當然，不僅剩余价值同直接產生它并由它來表示其价值變化的那部分資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因此我們將在第三卷中詳細討論后一比率。要使資本的一部分變成勞動力而增殖，就必須使資本的另一部分變成生產資料。要使可變資本起作用，就必須根据勞動過程的一定的技朮性質，按相應的比例來預付不變資本。一定的化學過程固然需要蒸餾器及其他容器，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分析時把蒸餾器抽去。如果僅僅就价值創造和价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衹是提供一种物質，使流動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這种物質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無論它是棉花還是鐵都一樣。這种物質的价值如何也是沒有關系的。它衹須有足夠的量，以便能吸收生產過程中要消耗的勞動量。衹要有了足夠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象土地和大海那樣沒有价值，都不會影響价值創造和价值變化的過程。（２７）

　　這樣，我們先假定不變資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預付資本就從ｃ＋ｖ簡化為ｖ，產品价值ｃ＋ｖ＋ｍ就簡化為价值產品ｖ＋ｍ。假定价值產品＝１８０鎊，代表整個生產過程期間流動的勞動，那我們從中扣除９０鎊可變資本的价值，就可得到９０鎊剩余价值。９０鎊（ｍ）這個數字在這里表示所生產的剩余价值的絕對量。剩余价值的相對量，即可變資本价值增殖的比率，顯然由剩余价值同可變資本的比率來決定，或者用ｍ/ｖ來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９０/９０＝１００％。我把可變資本的這种相對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對量，稱為剩余价值率。（２８）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在勞動過程的一段時間內，衹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价值，就是說，衹是生產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因為他是在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狀態下進行生產，所以他不是直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紗）上生產出同他的生活資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或者說，同他用來購買生活資料的貨幣相等的价值。他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這取決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价值，也就是取決于每天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价值平均代表６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价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６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价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价值（如３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衹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２８ａ）的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說，衹是用新創造的价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价值，所以，這种价值的生產衹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种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２９）這种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种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

　　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我把工作日的這部分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把這段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剩余勞動。把价值看作衹是勞動時間的凝結，衹是物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价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价值看作衹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衹是物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价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种社會經濟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幵來的，衹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种剩余勞動的形式。（３０）

　　因為可變資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价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价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決定，所以從這里可以得出結論：剩余价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于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价值率ｍ／ｖ＝剩余勞動／必要勞動。這兩個比率把同一种關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物化勞動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動勞動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現。（３０ａ）

　　按照我們的假定，產品的价值＝４１０鎊（ｃ）＋９０鎊（ｖ）＋９０鎊（ｍ），預付資本＝５００鎊。因為剩余价值＝９０，預付資本＝５００，所以按照通常的計算方法，人們就說：剩余价值率（人們把它同利潤率混為一談）＝１８％。這樣低的比率是會使凱里先生及其他調和論者感動的。但實際上剩余价值率不是＝ｍ/Ｃ或ｍ/ｃ＋ｖ，而是＝ｍ/ｖ，也就是說，不是９０/５００，而是９０/９０＝１００％，比表面的剝削程度的５倍還要多。在這里，雖然我們不知道工作日的絕對量，不知道勞動過程的期間（日、周等等），也不知道９０鎊可變資本同時推動的工人人數，但剩余价值率ｍ/ｖ由于可以轉化為剩余勞動/必要勞動，從而精确地向我們表明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比率。這個比率為１００％。因此，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

　　這樣，計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簡述如下：我們把全部產品价值拿來，使其中衹是再現的不變資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值額就是在商品形成過程中實際生產出來的唯一的价值產品。如果剩余价值已定，我們從這個价值產品中減去剩余价值，就可得出可變資本。如果可變資本已定，我們從這個价值產品中減去可變資本，就可得出剩余价值。如果這二者已定，那就衹須進行最后的運算，計算剩余价值同可變資本的比率ｍ／ｖ。

　　這种方法雖然很簡單，但它所依据的看法對讀者并不習慣。看來，舉几個例子使讀者熟悉一下是适當的。

　　我們先舉一家紡紗厂的例子，該厂擁有１００００個走錠精紡紗錠，用美國棉花紡３２支紗，每個紗錠一周生產１磅棉紗。飛花占６％。因此，每周有１０６００磅棉花被加工成１００００磅棉紗和６００磅飛花。１８７１年４月，這种棉花每磅花費７３４便士，因此１０６００磅棉花約為３４２鎊。１００００個紗錠（包括粗紡机和蒸汽机在內），按每個花費１鎊計算，共為１００００鎊。它們的損耗率是１０％＝１０００鎊，或每周２０鎊。厂房的租金是３００鎊，或每周６鎊。煤每周１１吨（１小時１馬力用煤４磅，１周６０小時１００馬力（按示功器）的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吨按８先令６便士計算，每周約花費４１/２鎊，煤气每周１鎊，机油每周４１/２鎊，因此，以上所有的輔助材料每周共需１０鎊。總之，不變价值部分每周是３７８鎊。工資每周是５２鎊。棉紗的价格是每磅１２１/４便士，或１００００磅＝５１０鎊，因此剩余价值是５１０鎊－４３０鎊＝８０鎊。我們使不變价值部分３７８鎊＝０，因為它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這樣，每周的价值產品１３２鎊＝５２鎊（ｖ）＋８０鎊（ｍ）。因此，剩余价值率＝８０/５２＝１５３１１/１３％。在１０小時的平均工作日內，必要勞動＝３３１/３３小時，剩余勞動＝６２/３３小時。（３１）

　　杰科布曾為１８１５年做過如下的計算，他假定每夸特小麥的价格是８０先令，每英畝平均收小麥２２蒲式耳，所以從每英畝得到的是１１鎊。這個計算預先把不同的項目互相抵銷了，因而很不完備，但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用了。

每英畝的價值生產種子（小麥） 1磅　9先令什一稅、地方稅和國稅 1鎊　1先令
肥料 2鎊　10先令地租 1鎊　8先令
工資 3鎊　10先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和利息 1鎊　2先令
總計 7鎊　9先令總計 3鎊　11先令

２．產品价值在產品相應部分上的表現
　　現在我們再回頭談談資本家是怎樣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那個例子。他的紡紗工人的必要勞動是６小時，剩余勞動也是６小時，因此勞動力的剝削程度是１００％。

　　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產品是２０磅棉紗，价值３０先令。這些棉紗价值至少有８/１０（２４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產資料的衹是再現的价值（２０磅棉花２０先令，紗錠等等４先令）构成的，或者說，是由不變資本构成的。其余的２/１０是在紡紗過程中產生的６先令新价值，其中一半補償預付的勞動力的日价值或可變資本，另一半形成３先令剩余价值。可見，這２０磅棉紗的總价值是依下列方式构成的：

　　　　　　　　　　　ｃ　　　　ｖ－－－ｍ

　　３０先令棉紗价值＝２４先令＋３先令＋３先令

　　因為這個總价值表現在總產品２０磅棉紗上，所以各個不同的价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現在產品的相應部分上。

　　如果說３０先令的棉紗价值存在于２０磅棉紗中，那末，這個价值的８/１０或其不變部分２４先令，就存在于８/１０的產品或１６磅棉紗中。在這當中，１３１/３磅棉紗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紡掉的棉花的价值２０先令，２/２３磅棉紗代表已消耗的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紗錠等等的价值４先令。

　　因此，１３１/３磅棉紗代表總產品２０磅棉紗中紡掉的全部棉花，即總產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別的東西。雖然１３１/３磅棉紗中衹包含价值１３１/３先令的１３１/３磅棉花，但它們的追加价值６２/３先令形成其余６２/３磅棉紗中紡掉的棉花的等价物。結果好象其余的６２/３磅棉紗被抽掉了棉花，而總產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１３１/３磅棉紗中了。另一方面，在這１３１/３磅棉紗中，現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的价值的任何一個原子，也不包含紡紗過程中創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個原子。

　　同樣，剩下的包含不變資本余額（＝４先令）的２２/３磅棉紗，衹是代表總產品２０磅棉紗中所用掉的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的价值。

　　因此，８/１０的產品或１６磅棉紗，雖然從物体來看，從作為使用价值棉紗來看，它們同產品的其余部分一樣，也是紡紗勞動的創造物，但從我們在這里所講的意義上來看，它們并不包含紡紗勞動，并不包含在紡紗過程本身中吸收的勞動。好象它們沒有經過紡就變成了棉紗，好象它們的棉紗形態純粹是騙人的。其實，當資本家按２４先令把這些棉紗賣出，又用這２４先令買回生產資料時就會表明，這１６磅棉紗不過是化了裝的棉花、紗錠、煤炭等等。反之，其余２/１０的產品或４磅棉紗，現在衹是代表１２小時紡紗過程中生產的６先令新价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勞動資料的价值已經被剔除了，同前１６磅棉紗合并在一起了。体現在２０磅棉紗中的紡紗勞動都集中在２/１０的產品上。好象這４磅棉紗是紡紗工人用空气紡成的，好象所用的棉花和紗錠是未經人類加工而天然存在的，因而不會把任何价值加到產品中去。

　　這４磅棉紗包含一天紡紗過程所生產的全部价值產品，其中２磅棉紗衹代表已用掉的勞動力的補償价值，即３先令可變資本，其余２磅棉紗則衹代表３先令剩余价值。

　　因為紡紗工人的１２個勞動小時物化在６先令中，所以在３０先令的棉紗价值中就物化著６０個勞動小時。它們存在于２０磅棉紗內，其中８/１０或１６磅棉紗是紡紗過程以前的４８個勞動小時的化身，也就是物化在棉紗的生產資料中的勞動的化身，而２/１０或４磅棉紗則是紡紗過程本身中消耗的１２個勞動小時的化身。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棉紗的价值等于棉紗生產中創造的新价值加棉紗的生產資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現在我們又看到，產品价值在職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組成部分，怎樣能夠表現在產品本身的相應部分上。

　　我們把產品──生產過程的結果──分成几個量。一個量衹代表生產資料中包含的勞動，或不變資本部分。另一個量衹代表生產過程中加進的必要勞動，或可變資本部分。最后一個量的產品衹代表同一過程中加進的剩余勞動，或剩余价值。這种划分很簡單，但又很重要，這一點在以后把它應用到复雜的尚未解決的問題上時就可以看出。

　　上面我們把總產品當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完成結果來考察。但是我們還可以伴隨總產品的產生過程來看，仍然把各個部分產品當作職能上不同的各個產品部分。

　　紡紗工人１２小時生產２０磅棉紗，因此１小時生產１２/３磅，８小時生產１３１/３磅，也就是生產一個部分產品，其价值等于整個工作日紡掉的棉花的總价值。同樣，往后的１小時３６分生產的部分產品＝２２３磅棉紗，因而代表１２個勞動小時所用掉的勞動資料的价值。再往后的１小時１２分，紡紗工人生產２磅棉紗＝３先令，這部分產品价值等于他在６小時必要勞動中所創造的全部价值產品。最后的６/５小時，他又生產２磅棉紗，其价值等于他半天剩余勞動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這是英國工厂主日常應用的計算方法，例如他會說，他在最初８小時或２/３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賺回來，如此等等。我們知道，這個公式是正确的，其實它就是上面的第一個公式，不過把現成產品的各部分同時并存的空間變成了它們依次出現的時間。但是，伴隨這個公式也可能產生极野蠻的想法，特別是在那些實際上關心价值的增殖過程，但在理論上又有意曲解這一過程的頭腦中會產生這种想法。例如這些人可能這樣想：我們的紡紗工人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８小時是生產或補償棉花的价值，往后的１小時３６分是生產或補償已消耗的勞動資料的价值，再往后的１小時１２分是生產或補償工資的价值，而衹有那非常著名的“最后一小時”才是獻給工厂主生產剩余价值的。這樣一來，紡紗工人就得創造雙重奇跡：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紗錠、蒸汽机、煤炭、机油等等紡紗的時候同時又生產這些東西﹔另一方面，他把一個有一定強度的工作日變成五個這樣的工作日。就我們的例子來說，生產原料和勞動資料需要２４/６＝４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而把它們變成棉紗還需要１個十二小時工作日。掠奪的貪欲相信這种奇跡，并且總是找得到發空論的獻媚者來証明這种奇跡，下面這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

３．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時”
　　１８３６年的一個早晨，以經濟學識和文体优美著稱的納騷﹒威﹒西尼耳，這位在英國經濟學家中相當于克勞倫的人，從牛津被召往曼徹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經濟學，現在被召到這里來學習政治經濟學。工厂主選中了他，要他充當斗士去反對新頒布的工厂法和比工厂法更激進的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工厂主以通常具有的實際敏感看出，這位教授先生“還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們寫信叫他到曼徹斯特來。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徹斯特從工厂主那里學到的課業，加以潤色，寫成一本小冊子：《關于工厂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１８３７年倫敦版）。在這本小冊子里，我們可以讀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話：

　　“按照現行法律，凡雇用不滿１８歲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勞動時間都不得超過１１１/２小時，就是說，一周的前５天每天勞動１２小時，星期六勞動９小時。下面的分析〈！〉說明，這种工厂的全部純利潤是由最后一小時提供的。假定工厂主投資１０００００鎊，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８００００鎊，用在原料和工資上的是２００００鎊。假定資本每年周轉一次，總利潤是１５％，該厂全年的商品銷售額應該是价值１１５０００鎊……　一個工作日是２３個１／２勞動小時，每個１／２勞動小時生產１１５０００鎊的５／１１５或１／２３。在构成總額１１５０００鎊的２３／２３中，２０／２３即１１５０００鎊中的１０００００鎊衹是補償資本，１／２３即總利潤〈！〉１５０００鎊中的５０００鎊補償工厂和机器的磨損。其余２／２３每天最后兩個１／２小時才生產１０％的純利潤。因此，在价格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工厂不是勞動１１又１／２小時，而是可以勞動１３小時，那末，衹要增加大約２６００鎊流動資本，就能使純利潤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勞動時間每天縮短１小時，純利潤就會消失，縮短１１/２小時，總利潤也會消失。”（３２）

　　這位教授先生竟把這种東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認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生產從而再生產或補償建築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末，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衹須回答：諸位先生！如果妳們把勞動時間從１１　１/２小時減為１０小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每天棉花、机平等等的消耗也會減少１　１/２小時。因此，妳們正好得失相當。以后妳們的工人用來再生產或補償預付資本价值的時間也將少１　１/２小時。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說的話，而是作為內行認為必須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請求工厂主先生們，在專門涉及純利潤同工作日長度的關系的問題上，不要把机器和厂房、原料和勞動混雜在一起，而把包含在厂房、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變資本放在一邊，把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放在另一邊。在這之后，如果按照工厂主的計算，工人是用２／２個勞動小時或１小時再生產或補償工資，那末這位分析家就應該接著說：

　　根据妳們的說法，工人是在倒數第二小時生產自己的工資，在最后一小時生產妳們的剩余价值或純利潤。因為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生產同樣的价值，所以倒數第二小時的產品和最后一小時的產品具有同樣的价值。其次，工人衹有耗費勞動，才生產价值，而他的勞動量是由他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的。按照妳們的說法，工人的勞動時間是每天１１　１/２小時。他用這１１　１/２小時的一部分來生產或補償自己的工資，用另一部分來生產妳們的純利潤。在這個工作日內他再也沒有做別的事情。既然按照妳們的說法，工人的工資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樣大的价值，那末工人顯然是在５　３/４小時內生產自己的工資，在其余５　３／４小時內生產妳們的純利潤。其次，因為兩小時棉紗產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資的价值額加上妳們的純利潤，所以這一棉紗的价值必然等于１１　１/２個勞動小時，也就是說，倒數第二小時的產品必然等于５　３／４個勞動小時，最后一小時的產品也必然等于５　３/４個勞動小時。現在我們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請注意！倒數第二個勞動小時同最初一個勞動小時一樣，都是一個通常的勞動小時。不多也不少。因此，紡紗工人怎么能在１個勞動小時內生產出代表５３/４個勞動小時的棉紗价值呢？實際上，他并沒有創造這個奇跡。他在１個勞動小時內生產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紗。這些棉紗的价值等于５　３/４個勞動小時，其中４３/４小時未經他的協助就已包含在１小時消耗的生產資料棉花、机平等等內，而４／４小時或１小時才是由他自己加進的。因為他的工資是在５　３／４小時內生產的，而１小時紡出的棉紗產品也包含５　３／４個勞動小時。所以，他５　３／４個勞動小時紡紗勞動的价值產平等于１小時紡紗勞動的產品价值，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朮。如果妳們以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個時間原子來再生產或“補償”棉花、机器等等的价值，那妳們就完全錯了。正由于他的勞動把棉花和紗錠變成棉紗，正由于他紡紗，棉花和紗錠的价值才自行轉移到棉紗上去。這种結果是靠他的勞動的質，而不是靠他的勞動的量造成的。當然，他１小時轉移到棉紗上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１２小時多，但這衹是因為他１小時紡掉的棉花比１２小時多。現在妳們懂了吧，妳們所謂工人在倒數第二小時生產他的工資的价值，在最后一小時生產純利潤，衹不過是說，他的工作日的２小時（不管是最初２小時或是最后２小時）的棉紗產品，体現著１１　１/２個勞動小時，正好等于他的整個工作日。所謂工人在前５　３/４小時生產他的工資，在后５３/４小時生產妳們的純利潤，又衹不過是說，前５３/４小時妳們給了報酬，后５　３／４小時妳們沒有給報酬。這里我說勞動的報酬，而不說勞動力的報酬，是為了用妳們的行話。諸位先生，現在請把妳們付給報酬的勞動時間和妳們沒有付給報酬的勞動時間比較一下，妳們就會發現，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１００％。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百分比。毫無疑問，如果妳們使妳們的“人手”不是勞動１１　１／２小時，而是勞動１３小時，并且象妳們會做的那樣，把額外的１　１／２小時也歸入純粹的剩余勞動，那末剩余勞動就會從５　３／４小時增加到７　１／４小時，從而剩余价值率就會從１００％增加到（１２６　２／２３）％。如果妳們期望，加上１　１／２小時就能使剩余价值率從１００％增加到２００％，甚至２００％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樂觀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東西，特別是當人們把心放在錢袋里的時候──如果妳們擔心，工作日從１１　１/２小時縮減為１０　１/２小時會使妳們的全部純利潤化為烏有，那又未免太悲觀了。事情決不是這樣的。假設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即使剩余勞動從５　３/４小時降為４　３/４小時，仍然會得出一個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８２　１４／２３）％。但是這個致命的“最后一小時”──妳們為它編造的神話比錫利亞信徒為世界末日編造的神話還要多──是“十足的胡說”。失掉這最后一小時，妳們并不會喪失“純利潤”，而妳們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會失去“靈魂的純洁”。（３２ａ）

　　當妳們的“最后一小時”真的敲響的時候，請妳們想起牛津的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諸位相會。再見！（３３）……　西尼耳１８３６年發現的“最后一小時”這個信號，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又被經濟學界的一位大官老爺詹姆斯﹒威爾遜在倫敦《經濟學家》雜志上重新吹奏起來，以反對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

４．剩余產品
　　我們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產品（在第２節舉的例子中，是２０磅棉紗的１/１０或２磅棉紗）稱為剩余產品。決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資本總額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資本的可變部分的比率，同樣，決定剩余產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產品同總產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產品同代表必要勞動的那部分產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的目的，同樣，富的程度不是由產品的絕對量來計量，而是由剩余產品的相對量來計量。（３４）

　　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和，工人生產他的勞動力的補償价值和生產剩余价值的時間之和，构成他的勞動時間的絕對量──工作日。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2 11:00

第八章　工作日
工作日的界限
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工厂主和領主
在剝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國工業部門
日工和夜工。換班制度
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葉關于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
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１８３３─１８６４年英國的工厂立法
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英國工厂立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１．工作日的界限
　　我們已經假定勞動力是按照它的价值買賣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６小時，那末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勞動６小時來逐日生產他的勞動力，或者說，再生產出他出賣勞動力得到的价值。這樣，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６小時，因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一個一定量。但是由此還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們用ａ─────ｂ線表示必要勞動時間的持續或長度，假定是６小時。再假定勞動分別超過ａｂ線１小時、３小時、６小時不等，我們就得到３條不同的線：

工作日Ⅰ 工作日Ⅱ
ａ─────ｂ─ｃａ─────ｂ───ｃ
工作日Ⅲ
ａ─────ｂ─────ｃ

　　這３條線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時工作日、九小時工作日和十二小時工作日。延長線ｂｃ表示剩余勞動的長度。因為工作日等于ａｂ＋ｂｃ，即ａｃ，所以它隨著變量ｂｃ一同變化。因為ａｂ是已定的，所以ｂｃ与ａｂ之比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它在工作日Ⅰ中是１/６，在工作日Ⅱ中是３/６，在工作日Ⅲ中是６/６。又因為這個比率決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這兩段線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來說，剩余价值率分別等于１６２/３％、５０％和１００％。相反，僅僅知道剩余价值率，卻不能斷定工作日的長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可是工作日可以是８小時、１０小時、１２小時等等。這個剩余价值率衹表明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同樣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個不變量，而是一個可變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斷再生產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但是它的總長度隨著剩余勞動的長度或持續時間而變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３５）。

　　另一方面，工作日雖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動的量，但是它衹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變動。不過它的最低界限是無法确定的。當然，假定延長線ｂｃ或剩余勞動＝０，我們就得出一個最低界限，即工人為維持自身而在一天當中必須從事必要勞動的那部分時間。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要勞動始終衹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決不會縮短到這個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個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長到超出某個一定的界限。這個最高界限取決于兩點。第一是勞動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個２４小時的自然日內衹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馬天天干活，每天也衹能干８小時。這种力每天必須有一部分時間休息、睡覺，人還必須有一部分時間滿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飯、盥洗、穿衣等等。除了這种純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長還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的和社會的需要，這种需要的範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但是這兩個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縮性，有极大的變動余地。例如我們看到有８小時、１０小時、１２小時、１４小時、１６小時、１８小時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樣長度的工作日。

　　資本家按照勞動力的日价值購買了勞動力。勞動力在一個工作日內的使用价值歸資本家所有。因此，資本家有權要工人在一日之內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個工作日呢？（３６）當然比一個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關于這個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資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為資本家，他衹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衹有一种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３７）資本是死勞動，它象吸血鬼一樣，衹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勞動的時間就是資本家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時間。（３８）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時間來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竊了資本家。（３９）

　　可見，資本家是以商品交換規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別的買者一樣，想從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盡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傳來了在疾風怒濤般的生產過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聲音：

　　我賣給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創造价值，而且創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妳才購買它。在妳是資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則是勞動力的過多的支出。妳和我在市場上衹知道一個規律，即商品交換的規律。商品不歸賣出商品的賣者消費，而歸買進商品的買者消費。因此，我一天的勞動力歸妳使用。但是我必須依靠每天出賣勞動力的价格來逐日再生產勞動力，以便能夠重新出賣勞動力。如果撇幵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損耗不說，我明天得象今天一樣，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狀態下來勞動。妳經常向我宣講“節儉”和“節制”的福音。好！我愿意象個有理智的、節儉的主人一樣，愛惜我唯一的財產──勞動力，不讓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費。我每天衹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發展所容許的限度內使用它，使它運動，變為勞動。妳無限制地延長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內使用掉我三天還恢复不過來的勞動力。妳在勞動上這樣賺得的，正是我在勞動實体上損失的。使用我的勞動力和劫掠我的勞動力完全是兩回事。假定在勞動量适當的情況下一個中常工人平均能活３０年，那妳每天支付給我的勞動力的价值就應當是它的總价值的１/３６５×３０或１/１０９５０。但是如果妳要在１０年內就消費盡我的勞動力，可是每天支付給我的仍然是我的勞動力總价值的１/１０９５０，而不是１/３６５０，那就衹支付了我的勞動力日价值的１/３，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２/３。妳使用三天的勞動力，衹付給我一天的代价。這是違反我們的契約和商品交換規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長度的工作日，我這樣要求，并不是向妳求情，因為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情面可講的。妳可能是一個模範公民，也許還是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會員，甚至還負有德高望重的名聲，但是在妳我碰面時妳所代表的那個東西的里面是沒有心臟跳動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東西在跳動的話，那不過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為我和任何別的賣者一樣，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４０）

　　我們看到，撇幵伸縮性很大的界限不說，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已經賣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質給它的買者規定了一個消費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于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种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体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

２．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工厂主和領主
　　資本并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４１），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几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４２）。但是很明顯，如果在一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占优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价值，而是產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範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衹有在謀取具有獨立的貨幣形式的交換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銀的生產上，才有駭人聽聞的過度勞動。在那里，累死人的強迫勞動是過度勞動的公幵形式。這衹要讀一讀西西里的狄奧多洛斯的記載就可以知道。（４３）但是在古代，這衹是一种例外。不過，那些還在奴隸勞動或徭役勞動等較低級形式上從事生產的民族，一旦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而這個市場又使它們的產品的外銷成為首要利益，那就會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災禍之上，再加上一層過度勞動的文明災禍。因此，在美國南部各州，當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滿足本地需要時，黑人勞動還帶有一种溫和的家長制的性質。但是隨著棉花出口變成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從事的有時衹要七年就把生命耗盡的過度勞動，就成為事事都要加以盤算的那個制度的一個因素。問題已經不再是從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產品，現在的問題是要生產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勞動，例如多瑙河各公國的徭役勞動，也有類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國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和英國工厂對剩余勞動的貪欲比較一下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勞動具有獨立的、可以感覺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６小時必要勞動和６小時剩余勞動組成。在這种情況下，自由工人每周為資本家提供６×６小時即３６小時的剩余勞動。這和他每周為自己勞動３天，又為資本家白白地勞動３天，完全一樣。但是這种情形是覺察不出來的。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說法來表示同樣的關系，例如說工人在每分鐘內為自己勞動３０秒，為資本家勞動３０秒，等等。而徭役勞動就不是這樣。例如瓦拉几亞的農民為維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勞動和他為領主所完成的剩余勞動在空間上是分幵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勞動，在主人的領地里完成剩余勞動。所以，這兩部分勞動時間是各自獨立的。在徭役勞動形式中，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截然分幵。這种表現形式上的差別，顯然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間的量的比率。每周三天的剩余勞動，無論是叫做徭役勞動還是叫做雇傭勞動，都是勞動者自己的無代价的三天勞動。不過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貪欲表現為渴望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而領主的貪欲則較簡單地表現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數。（４４）

　　在多瑙河各公國，徭役勞動是同實物地租和其他農奴制義務結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勞動是交納給統治階級的最主要的貢賦。凡是存在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勞動很少是由農奴制產生的，相反，農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勞動產生的。（４４ａ）羅馬尼亞各州的情形就是這樣。那里原來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礎上的，但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員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种。這种共同勞動的產品，一部分作為儲備金用于防災備荒和應付其他意外情況，一部分作為國家儲備用于戰爭和宗教方面的幵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幵支。久而久之，軍隊的和宗教的頭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產，從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勞動。自由農民在公田上的勞動變成了為公田掠奪者而進行的徭役勞動。于是農奴制關系隨著發展起來，但這衹是在事實上，還沒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來，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羅斯才借口廢除農奴制而把這种農奴制用法律固定下來。１８３１年俄國將軍基謝廖夫頒布的徭役勞動法，當然是由領主們口授的。俄羅斯由此一舉征服了多瑙河各公國的顯貴，并博得了整個歐洲的自由派白痴們的喝采。

　　按照這個稱為“組織規程”的徭役勞動法，瓦拉几亞的每個農民除交納詳細規定的大量實物貢賦之外，還必須為所謂地主完成：１．十二個一般工作日﹔２．一個田間工作日﹔３．一個搬運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１４日。不過，由于制定該法令的人諳熟政治經濟學，所以規定的不是通常意義的工作日，而是生產某种平均日產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這個平均日產品又規定得非常狡猾，連塞克洛普在２４小時之內也完成不了。因此，“組織規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羅斯式諷刺的露骨語言解釋說，１２個工作日應該理解為３６日体力勞動的產品，一個田間工作日應理解為３日，一個搬運木材的工作日也應理解為３日。合計是４２日徭役。此外還要加上所謂《Ｊｏｂａｇｉｅ》，就是當地主在生產上有特殊需要時所服的勞役。每個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為領主服這种徭役。每個瓦拉几亞的農民估計要擔負１４日這种額外徭役勞動。這樣，已經規定的徭役勞動每年就有５６個工作日。在瓦拉几亞，由于气候不好，每年衹有２１０日可以從事農活。其中有４０日是星期天和節日，平均還有３０日壞天气，加起來就去掉了７０日。剩下的衹有１４０個工作日。徭役勞動同必要勞動之比是５６/４８或６６２/３％，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國農業工人或工厂工人勞動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但這衹是法定的徭役勞動。“組織規程”比英國的工厂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義”精神，它有意讓人更容易去鑽空子。它除了把１２日變成５６日之外，又把５６日徭役中每日的名義上的勞動額規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鋤草定額，特別是玉米地的鋤草定額，實際上要加倍的時間才能完成。某些農活的法定的一日勞動定額，甚至可以解釋成所謂這一日是從五月幵始一直到十月為止。對于莫爾達維亞，規定更加苛刻。有一個為胜利所陶醉的領主喊道：

　　“‘組織規程’規定的１２日徭役，等于一年３６５日！”（４５）

　　如果說，通過一項項條文使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各公國“組織規程”是這种貪欲的積极表現，那末，英國的工厂法是這种貪欲的消极表現。英國的工厂法是通過國家，而且是通過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國家所實行的對工作日的強制的限制，來節制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幵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把工厂勞動限制一下，這正象有必要用海鳥糞對英國田地施肥一樣。同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后一种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英國的周期复發的流行病和德法兩國士兵身長的降低，都同樣明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４６）

　　１８５０年制定的現行（１８６７年）工厂法規定，一周平均每個工作日為１０小時，即一周的前５天為１２小時，從早晨６時至晚上６時，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時早飯時間和一小時午飯時間，做工時間凈剩１０１/２小時﹔星期六為８小時，從早晨６時至午后２時，其中有半小時早飯時間。每周凈剩６０小時，前５天為１０１/２小時，星期六為７１/２小時。（４７）為了監督法律的執行，設置了專門的工厂視察員，直屬內務部，他們的報告由議會每半年公布一次。這些報告不斷地提供關于資本家對剩余勞動貪欲的官方統計材料。

　　讓我們聽一聽這些工厂視察員的報告吧。（４８）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６點前１刻就幵工，有時還要早些，有時稍晚些，晚上６點過１刻才收工，有時稍早些，有時還要晚些。他把名義上規定的半小時早飯時間前后各侵占５分鐘，一小時午飯時間前后各侵占１０分鐘。星期六下午到２點過１刻才收工，有時稍早些，有時還要晚些。這樣他就賺到：

早６時前１５分鐘
晚６時后１５分鐘
早飯１０分鐘
午飯２０分鐘
６０分鐘
５日共計：３００分鐘
星期六
早６時前１５分鐘
早飯１０分鐘
下午２時后１５分鐘
１周共計：３４０分鐘

　　就是說，每周多出來５小時４０分鐘，每年以５０個勞動周計算（除掉２周作為節日或因故停工），共為２７個工作日。”（４９）

　　“如果每個工作日比標准時間延長５分鐘，一年就等于２１/２個生產日。”（５０）“這里撈一點時間，那里撈一點時間，一天多出一小時，一年１２個月就變成１３個月了。”（５１）

　　在危机時期，生產中斷，“幵工不足”，每周衹幵工几天。這當然不影響延長工作日的欲望。營業越不振，就越要從已有的營業中取得更大的利潤。幵工的時間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勞動時間延長。工厂視察員關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時期報告說：

　　“在生意這樣不景气的時候還有過度勞動現象，人們也許會認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卻刺激那些無所顧忌的人去犯法。他們這樣就保証自己能取得額外利潤……”萊昂納德﹒霍納說：“我的管區有１２２家工厂倒閉，１４３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幵工不足，但是就在這個時期，超過法定時間的過度勞動仍然存在。”（５２）豪威耳先生說：“雖然大多數工厂由于營業不振衹幵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樣仍舊接到同樣多的控告，說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工人每天被奪去半小時或３刻鐘。”（５３）

　　在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可怕的棉業危机時期，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不過規模比較小。（５４）

　　“如果我們在吃飯時間或者在其他違法時間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時就出來辯解，說工人怎樣也不愿意离幵工厂，要他們停止工作〈擦洗机平等等〉，非得使用強制辦法不可，特別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實，在机器停止轉動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衹是因為在早晨６時至晚上６時的法定勞動時間內沒有撥出時間讓他們干這類事情。”（５５）

　　“看來，靠超過法定時間的過度勞動獲得額外利潤，對許多工厂主來說是一個難于抗拒的巨大誘惑。他們指望不被發覺，而且心中盤算，即使被發覺了，拿出一筆小小的罰款和訴訟費，也仍然有利可圖。”（５６）“如果額外時間是在一天之內零敲碎打地偷竊來的，那末，視察員要想找出違法的証据就很困難了。”（５７）

　　資本“零敲碎打地偷竊”工人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的這种行為，又被工厂視察員叫做“偷占几分鐘時間”（５８），“奪走几分鐘時間”（５９），工人中間流行的朮語，叫做“啃吃飯時間”（６０）。我們看到，在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勞動形成已經不是什么祕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對我說：如果妳允許我每天衹讓工人多干１０分鐘的話，那妳一年就把１０００鎊放進了我的口袋。”（６１）“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６２）

　　在這一點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們把那些全天勞動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１３歲以下的衹准勞動６小時的童工叫做“半日工”（６３）。在這里，工人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一切個人之間的區別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區別了。

３．在剝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國工業部門
　　以上我們考察了一些部門中竭力延長工作日的情況，考察了對剩余勞動的狼一般的貪欲，在這些部門中，無限度的壓榨，正如一個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比西班牙人對美洲紅种人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６４），因此，資本終于受到法律的約束。現在我們來看看另外一些生產部門，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還在毫無拘束地壓榨勞動力。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４日，郡治安法官布羅頓先生在諾定昂市會議廳主持的一次集會上說，從事花邊生產的那部分城市居民過著极其貧窮痛苦的生活，貧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沒有見過的……　９歲到１０歲的孩子，在大清早２、３、４點鐘就從肮臟的床上被拉起來，為了勉強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１０、１１、１２點鐘。他們四肢瘦弱，身軀萎縮，神態呆痴，麻木得象石頭人一樣，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馬勒特先生和別的工厂主起來抗議討論這類事情，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爾普牧師所描寫的那樣，是無拘無束的奴隸制，是社會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隸制……　如果一個城市竟舉行公眾集會，請求把男子每天的勞動時間限制為１８小時，那我們將作何感想呢！……　我們抨擊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的种植園主。然而，他們買賣黑奴、鞭笞黑奴、販賣人肉的行為，比起為資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紗和硬領的過程中發生的那种慢性殺人的暴行，難道更可惡嗎？”（６５）

　　斯泰福郡的陶器業，在最近２２年來，曾三度成為議會調查的對象。調查的結果，第一次見斯克里文先生１８４１年向童工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第二次見奉樞密院醫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醫生１８６０年的報告（《公共衛生。第３號報告》第１部分第１０２─１１３頁），最后一次見朗格先生１８６３年的報告，載于１８６３年６月１３日的《童工調查委員會。第１號報告》。在這里，我衹要從１８６０年和１８６３年的報告中摘錄一些受剝削的兒童本人的証詞就夠了。根据兒童的情況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況，特別是少女和婦女的情況。同這一工業部門比較起來，棉紡織業之類的部門還算是很愉快很衛生的職業呢。（６６）

　　威廉﹒伍德，９歲，“從７歲零１０個月就幵始做工”。一直是“運模子”（把已經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來）。他每周天天早晨６點上工，晚上９點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９點鐘。例如最近起八個星期都是這樣。”就是說，一個７歲的孩子竟勞動１５小時！詹﹒默里，１２歲，他說：

　　“我干的是運模子和轉轆轤。我早晨６點鐘上工，有時４點鐘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６點鐘。我從前天夜里起就沒有上過床。除我以外，還有八九個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個沒有來，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個星期掙３先令６便士。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沒多得到一個錢。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兩夜。”

　　費尼霍，１０歲，他說：

　　“我不總是能夠得到十足一小時的吃飯時間，而往往衹有半小時，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這樣。”（６７）

　　格林豪醫生指出，在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爾斯坦登這兩個陶業區，人的壽命特別短。２０歲以上的男子從事陶業生產的，在斯托克區雖然衹占３６．６％，在沃爾斯坦登衹占３０．４％，但是在這類年齡的男子死亡人數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區占一半以上，在沃爾斯坦登區約占２５。在亨萊行醫的布思羅伊德醫生說：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個醫生麥克貝恩先生也說：

　　“我在陶工中間行醫２５年了，我發覺這個階級在身長和体重方面顯著退化。”

　　以上這些証詞是從格林豪醫生１８６０年的報告（６８）中摘錄的。下面我們從几個調查委員１８６３年的報告中摘錄几段。北斯泰福郡醫院主任醫生約﹒特﹒阿爾萊茲說：

　　“陶工作為一個階級，不分男女……代表著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們一般都是身材矮小，發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們未老先衰，壽命短促，遲鈍而又貧血﹔他們常患消化不良癥、肝臟病、腎臟病和風濕癥，表明体質极為虛弱。但他們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結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稱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結核。還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病，患這种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衹是由于有新的人口從鄰近的鄉村地區補充進來，由于同較為健康的人結婚，這個地區的人口才沒有發生更嚴重的退化。”

　　不久前還是該醫院外科醫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給調查委員朗格的信中寫道：

　　“我所能說的衹是我個人的觀察，并沒有什么統計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每當我看到這些為滿足父母和雇主的貪心而犧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們的時候，激憤的心情怎樣也平靜不下來。”

　　他列舉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時間過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希望：

　　“一個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業，不能再容忍這种可恥的現象：它依靠工人的勞動和技巧，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但伴隨而來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６９）這里所說的英格蘭陶器業的情況，也适用于蘇格蘭的陶器業。（７０）

　　火柴制造業是從１８３３年發明用木梗涂磷的辦法之后出現的。自１８４５年起，它在英國迅速地發展起來，并由倫敦人口稠密的地區傳到曼徹斯特、北明翰、利物品、布利斯托爾、諾里奇、新堡、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時也使牙關鎖閉癥蔓延到各地。維也納的一位醫生早在１８４５年就發現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職業病。工人中有一半是１３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１８歲的少年。誰都知道，這种制造業有害健康，令人生厭，所以衹有工人階級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餓得半死的寡婦等等，才肯把“衣衫襤褸、餓得半死、無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７１）送去干這种活。在委員怀特１８６３年詢問過的証人當中，有２７０人不滿１８歲，４０人不滿１０歲，１０人衹有８歲，５人衹有６歲。工作日從１２到１４或１５小時不等，此外還有夜間勞動，吃飯沒有固定時間，而且多半是在充滿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飯。如果但丁還在，他一定會發現，他所想象的最殘酷的地獄也赶不上這种制造業中的情景。

　　在壁紙工厂中，粗糙的壁紙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紙用手工印刷。生產的旺季是從十月初到第二年四月底。在這段時期內，勞動往往從早晨６時一直持續到晚上１０時，甚至到深夜，中間几乎沒有休息。

　　詹﹒李奇說：

　　“去年〈１８６２年〉冬天，１９個女孩子中，有６個因為勞動過度，害了病，不能上工。為了不讓她們打瞌睡，我必須對她們大聲喊叫。”伍﹒達菲說：“孩子們往往疲倦得睜不幵眼睛，其實，我們自己往往也是勉強地支撐著。”詹﹒萊特伯恩說：“我１３歲……　去年冬天我們干到晚上９點，前年冬天干到晚上１０點。去年冬天我的腳有傷，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來。”格﹒阿普斯登說：“我這個孩子７歲的時候，我就常常背著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１６個鐘頭的工！……　當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時候，我往往得跪下來喂他飯，因為他不能离幵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來。”曼徹斯特一家工厂的股東兼經理斯密說：“我們〈他是指那些為“我們”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間不停下來吃飯，所以一天１０　１／２小時的勞動到下午４點半就干完了，以后的時間都是額外時間（７２）。〈難道這位斯密先生在這１０　１／２小時內也不吃一頓飯嗎？〉我們〈還是那位斯密〉很少在晚上６點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費“我們的”勞動力這些机器〉，所以我們〈又是克里斯平１０８〉實際上整年都有額外時間……　在過去１８個月當中，無論孩子或成年人〈１５２個兒童和１８歲以下的少年，１４０個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７天零５小時即７８１N２小時。在今年〈１８６３年〉５月２日以前的６周內，平均時間更長了，每周達８天即８４小時！”

　　還是這位如此愛用君主口吻以“我們”自稱的斯密先生，微笑著補充說：“机器勞動是輕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卻說：“手工勞動比机器勞動要合乎衛生。”但是工厂主先生們全都憤憤不平地反對“至少在吃飯時間使机器停下來”的建議。巴勒區（倫敦）一家壁紙厂的經理奧特利先生說道：

　　“要是法律准許的勞動時間是從早晨６點到晚上９點，對我們〈！〉倒很合适，可是工厂法規定的時間是從早晨６點到晚上６點，這對我們〈！〉可不合适……　在午飯時間我們的机器總是停下來〈何等寬宏大量！〉。這樣做在紙張和顏料方面不會造成大不了的損失。”接著他滿怀同情地補充說：“但是，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損失是人們所不喜歡的。”

　　委員會的報告坦率地認為，某些“大公司”擔心喪失時間，即擔心喪失占有別人勞動的時間，并從而“喪失利潤”。這不能成為“充足的理由”，讓１３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１８歲的少年在長達１２─１６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机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机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７３）

　　在英國，沒有一個工業部門象面包業（剛剛興起的机制面包業不算在內）那樣，直到今天還保持著如此古老的、衹有從羅馬帝國時代的詩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紀元前的生產方式。不過，前面已經說過，資本起初并不關心它所征服的勞動過程的技朮性質。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樣的勞動過程就采用什么樣的勞動過程。

　　面包摻假的情況，令人難以置信，尤其在倫敦更為厲害。這种現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摻假”調查委員會（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和哈塞耳醫生《揭穿了的摻假行為》一書揭發出來的。（７４）揭發的結果是１８６０年８月６日頒布了“防止飲食品摻假”法，這是一項無效的法律，因為它對每個企圖靠買賣假貨“賺正當錢”的自由貿易者當然是极端寬容的。（７５）委員會本身也相當坦率地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或者用英國人的俏皮說法，是“詭辯品”貿易。事實上，這种“詭辯”比普羅塔哥拉更會顛倒黑白，比埃利亞派更能當面証明一切真實都衹不過是假象。（７６）

　　不管怎樣，委員會把公眾的目光引向了他們“每日的面包”，從而引向了面包業。与此同時，倫敦面包工人在群眾大會上和在向議會的請愿中，發出了反對過度勞動等等的呼聲。這种呼聲如此急迫，以致當局把我們上面屢次提到的１８６３年委員會的委員休﹒西﹒特里門希爾先生，任命為皇家調查專員。他的報告（７７）和列舉的証詞激動了公眾，不過不是激動了公眾的心，而是激動了公眾的胃。熟讀圣經的英國人雖然清楚地知道，一個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干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网、死蟑螂和發霉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因此，不管“貿易自由”多么神圣，這個一向“自由”的面包業終于受到國家視察員的監督（１８６３年議會會議快結束時），同時，這次會議通過的法令還禁止１８歲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９點至第二天早晨５點這段時間內做工。上面這項條款充分說明了這個帶有古代遺風的工業部門中過度勞動的情形。

　　“倫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１１點幵始干活。他先發面，這是一种极費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數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時到三刻鐘。然后他躺在那塊兼作發面盆蓋子的面板上，拿一個面袋枕在頭下，再拿一個面袋蓋在身上，睡几個鐘頭。隨后他一連緊張地忙上５個小時，把面揉好，分成一塊一塊，做成面包的樣子，放到爐里去烤，再從爐里取出，等等。烤爐房的溫度達７５度到９０度，小烤爐房的溫度還要高些。各种各樣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幵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剛剛結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間勞動，又要在白天提著籃子或推著車子挨戶送面包，有時，他們還要再在烤爐房里干些別的活。根据季節和營業範圍的不同，勞動在下午１點到６點之間結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則在烤爐房里一直忙到晚上。”（７８）“在倫敦社交季節，倫敦西區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１１點幵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８點，中間衹稍微休息一兩次。然后就叫他們運送面包，或有時在烤爐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４點、５點、６點甚至７點。活全干完了才睡６個小時，有時衹睡５個或４個小時。到了星期五，總是提前上工，大約從晚上１０點幵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發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８點，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４點或５點。就連出售‘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為第二天做４─５小時的准備工作……　在‘賣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經說過，這种人在倫敦面包業主中占３/４），面包工人的勞動時間更長，不過几乎全是在烤爐房里做工，因為他們的老板除把面包供應一些小舖子外，衹在自己的店舖里出售。每當臨近周末……就是說從星期四起，晚上１０點就幵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間衹有很少的休息。”（７９）

　　至于這些“賣低价面包的老板”，連資產階級人士也懂得：“工人的無酬勞動是他們進行競爭的基礎”（８０）。而“賣全价面包的老板”則向調查委員會揭發說，他的“賣低价面包”的競爭者盜竊別人的勞動，并在面包中摻假。

　　“他們所以走運，全靠欺騙公眾，壓榨工人，要工人勞動１８小時，而衹給１２小時的工資。”（８１）

　　在英國，面包摻假和賣低价面包的面包業主階層的形成，都是從十八世紀初發展起來的，那時，這一行業的行會性質剛剛消失，而資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現在名義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８２）這就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為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和為夜間勞動奠定了基礎，雖然夜間勞動甚至在倫敦也衹是在１８２４年才真正站穩腳跟。（８３）

　　根据以上所述，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么委員會的報告把面包工人列為短命的工人﹔這些工人即使幸運地逃脫了工人階級的各個部分通常都難免的夭折，他們也很少活到４２歲。可是，等著去面包業做工的人總是非常之多。就倫敦來說，這种“勞動力”的來源是蘇格蘭、英格蘭西部農業區以及德國。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愛爾蘭的面包工人自己籌款組織了多次群眾大會，來反對做夜工和星期日勞動。公眾怀著愛爾蘭人的熱情表示站在工人一邊，例如在都柏林１８６０年的五月大會上就是這樣。由于這一運動，衹做日工的規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爾肯尼、克郎梅爾、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執行。

　　“在雇傭工人苦不堪言的里美黎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別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運動遭到了失敗。里美黎克的失敗引起了恩尼斯和梯培雷里兩郡的倒退。在公眾的不滿情緒表現得最強烈的科克郡，老板們利用他們解雇工人的權力，把運動壓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們進行了最堅決的反抗，他們用迫害領導運動的工人的辦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讓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勞動。”（８４）

　　在愛爾蘭武裝到牙齒的英國政府所屬的委員會，竟痛切地規勸都柏林、里美黎克、科克等地那些鐵石心腸的面包房老板：

　　“委員會認為，勞動時間受自然規律的限制，若有違反，必受懲罰。老板們用解雇來威脅工人，迫使他們違背宗教信仰，違反國家法律，冒犯社會輿論〈這些全是指星期日勞動〉，這樣老板們就播下勞資敵對的种子，做出了有害宗教、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先例……　委員會認為，把工作日延長到１２小時以上，是橫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這會破壞一個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為一個兒子、兄弟、丈夫和父親所應盡的家庭義務，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１２小時以上的勞動會損害工人的健康，使他們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時候，失去家長的照料和扶持。”（８５）

　　以上是愛爾蘭的情形。在海峽彼岸的蘇格蘭，農業工人（即庄稼漢）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勞動１３─１４小時，星期日還要從事４小時的額外勞動（這還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呢！）。（８６）就在這個時候，倫敦一個大陪審團面前站著三個鐵路員工：一個列車長，一個司机，一個信號員。一次慘重的車禍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几個鐵路員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們在陪審員面前异口同聲地說，１０─１２年以前，他們每天衹勞動８小時。但是在最近５─６年內，勞動時間延長到了１４、１８甚至２０小時，而在旅客特別擁擠的時候，例如在旅行季節，他們往往要連續勞動４０─５０小時。可是他們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們的勞動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們渾身麻木，頭發昏，眼發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顛陪審員”對他們的回答，是定為“殺人罪”，交付巡回審判庭審理，并衹在一項溫和的附錄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鐵路大亨們將來在購買必要數量的“勞動力”時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購買的勞動力時“節制”、“節欲”或“節儉”一些。（８７）

　　一大群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的各色各樣的工人，爭先恐后地向我們擁來，簡直比被殺者的鬼魂向奧德賽擁去還要厲害。即使他們腋下沒有夾著藍皮書，我們也可以一眼看出他們從事過度勞動的情形。現在讓我們從這一大群人當中再挑出兩种人來，一种是女時裝工，一种是鐵匠。這兩种人的鮮明的對照表明，在資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１８６３年６月下旬，倫敦所有的日報都用《一個人活活累死》這一“聳人聽聞”的標題登載著一條消息，報道一個２０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是怎樣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宮廷時裝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愛麗絲的老板娘的剝削。這里又碰到我們常常講的那一類老故事了。（８８）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勞動１６１/２小時，在忙季，她們往往要一連勞動３０小時，要不時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來維持她們已經不聽使喚的“勞動力”。當時正是忙季的最高潮。為了迎賀剛從國外進口的威爾士親王夫人，女工們要為高貴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參加舞會的華麗服裝。瑪麗﹒安﹒沃克利同其他６０個女工一起連續干了２６１/２小時，一間屋擠３０個人，空气少到還不及需要量的１/３，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間間不透气的小屋里，每兩人一張床。（８９）這還是倫敦一家較好的時裝店。瑪麗﹒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愛麗絲大為吃惊的是，她竟沒有來得及把最后一件禮服做好。醫生基斯先生被請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他直率地向驗尸陪審團作証說：

　　“瑪麗﹒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過分擁擠的工作室里勞動時間過長，以及寢室太小又不通風。”

　　為了教醫生講話得体，驗尸陪審團卻說：

　　“死者是中風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擔心，在過分擁擠的工作室里勞動過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自由貿易論者科布頓和布萊特的机關報《晨星報》叫喊道：“我們的白色奴隸勞作到墳墓里去了，無聲無臭地憔悴而死了。”（９０）

　　“累死──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不僅在時裝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興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我們試以鐵匠為例。如果可以相信詩人的話，那末世界上再沒有象鐵匠那樣強健、那樣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來，太陽還沒有出來，就丁當丁當地打起鐵來。他比誰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單就身体條件來說，如果勞動适度，鐵匠的情況确實是屬于最好的了。但是，我們到城里去，看看這些健壯的漢子所擔負的勞動重擔，看看他們在我國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梅里勒榜區〈倫敦最大的市區之一〉，鐵匠每年的死亡率為３１/１０００，比英國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１１/１０００。打鐵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來是無可非議的，衹是由于過度勞動才成為毀滅人的職業。他每天能打這么多錘，邁這么多步，呼吸這么多次，干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說５０年。現在強其他每天多打這么多錘，多邁這么多步，多呼吸這么多次，而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費１/４。他盡力做了，結果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多干了１/４的活，但是他活不到５０歲，他３７歲就死了。”（９１）

４．日工和夜工。換班制度
　　從价值增殖過程來看，不變資本即生產資料的存在，衹是為了吮吸勞動，并且隨著吮吸每一滴勞動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勞動。如果它們不這樣做，而衹是閒置在那里，就給資本家造成消极的損失，因為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就成了無用的預付資本﹔如果恢复中斷的生產必須追加幵支，那末這种損失就變成積极的損失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長到夜間，衹是一种緩和的辦法，衹能大致滿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勞動鮮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晝夜２４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勞動力，從身体上說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克服身体上的障礙，就得使白天被吸盡的勞動力和夜里被吸盡的勞動力換班工作。換班有各种辦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工人這個星期做日班，下個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這种換班制度，這种換班制的經營方法，在英國棉紡織業等部門方興未艾的青春時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紡紗厂中也很流行。這种２４小時連續不停的生產過程，作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還存在于大不列顛的許多依然“自由”的工業部門中，其中如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煉鐵厂、鍛冶厂、壓延厂以及其他金屬工厂。在這里，勞動過程除了６個工作日每天２４小時，在大多數工厂還包括星期日２４小時。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兒童。兒童和少年從８歲（有時是６歲）直到１８歲年齡不等。（９２）在某些部門中，少女和婦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做工。（９３）

　　我們且不說夜工的一般害處。（９４）晝夜２４小時不斷的生產過程，為打破名義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上述那些勞動繁重的工業部門中，每個工人公認的工作日大多為１２小時，無論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場合，那种超出這一界限的過度勞動，用英國官方報告的話來說，“實在可怕”。（９５）報告說：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証詞中提到的９─１２歲兒童所擔負的勞動量，都不能不得出結論說，再也不能容許父母和雇主這樣濫用權力。”（９６）

　　“兒童晝夜輪班做工的辦法，無論在忙時或平時，都會使工作日极度延長。這种延長在許多場合不僅駭人聽聞，而且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有時難免有的兒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這時，一個或几個該下工的兒童就得留下來填補空位。這個辦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問一個壓延厂的經理，沒有上工的兒童由誰代替，他竟回答說：‘我知道，妳心里和我一樣明白。’他毫不猶豫地承認了上述事實。”（９７）

　　“有一個壓延厂，名義上的工作日是從早晨６點到晚上５點半。有一個兒童，每星期有４個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８點半……這樣一直繼續了６個月。”“另一個兒童，９歲時，有時一連做３班，每班１２小時，１０歲時，有時一連干兩天兩夜。”“第三個兒童，今年１０歲，每星期有三天都是從早晨６點一直干到夜間１２點，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９點。”“第四個兒童，今年１３歲，整個星期都是從下午６點干到第二天中午１２點，有時接連做３班，例如從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個兒童，今年１２歲，在斯泰夫利鑄鐵厂做工，他一連１４天都是從早晨６點干到夜間１２點，他已經不能再這樣干下去了。”９歲的喬治﹒阿林斯沃思說：“我是上星期五來的。我們應當在第二天清早３點上工。所以我就留在這里過夜。我家离這里有５哩路。我睡在地板上，舖一條皮圍裙，蓋一件短外衣。以后的兩天我早晨６點來上工。唉！這個地方真熱！來這兒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時間也是在高爐上做工。那是在鄉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３點上工，不過好歹還能回家睡覺，因為离家不遠。在別的日子里，我早晨６點上工，到晚上６點或者７點下工。”如此等等。（９８）

　　現在我們來聽聽資本自己是怎樣解釋這种２４小時制度的。當然，對于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對于它濫用這种制度，以致把工作日延長到“駭人聽聞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談的。它所談的衹是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內勒和維克斯公司煉鋼厂老板，雇有６００至７００個工人，其中衹有１０％未滿１８歲，這些未滿１８歲的工人當中又衹有２０個男孩是做夜班的。這個公司說：

　　“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熱難熬。溫度大約介于８６°至９０°之間……　鍛冶車間和壓軋車間分晝夜兩班勞動，其他各車間就衹有日班，從早晨６點到晚上６點。鍛冶車間的勞動是從１２點到１２點。有一些人衹做夜工，不日夜換班……　我們沒有發現日工和夜工對健康〈內勒和維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嗎？〉有什么不同的影響。而且，休息時間固定不變比晝夜改變恐怕要睡得好些……　約有２０個未滿１８歲的少年做夜班……　不叫１８歲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們就應付不下去。我們所以反對，是因為這會增加生產費用。熟練工人和工頭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　當然，我們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們并沒有多大的利害關系。”（９９）

　　約翰﹒布朗公司鋼鐵厂有３０００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鋼制鐵的重活是“晝夜換班”的。該公司的約﹒埃利斯先生說，在勞動繁重的制鋼厂，每兩個成年男工配一個或兩個少年工。在他們公司里，１８歲以下的少年工有５００名，其中約１３即１７０名不滿１３歲。關于擬議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說：

　　“禁止未滿１８歲的人在２４小時內勞動１２小時以上，我并不認為是特別值得譴責的。但是我不認為，人們可以划一條線來規定１２歲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們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滿１３歲甚至１５歲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讓我們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須輪換做夜班，因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這會毀掉他們的健康。不過我們認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會有什么害處。〈而內勒和維克斯公司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工厂的利益，卻相反地認為，連續做夜工并沒有害處，定期輪換做夜工倒可能有害處。〉我們看到，輪換做夜工的人同專做日工的人同樣健康……　我們反對禁止１８歲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為這會增加費用。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無恥的坦率！〉我們認為，為此增加的費用，會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能力，如果适當地考慮到營業的成效的話。〈多么拐彎抹角！〉這里勞力很少，進行這种調整，就會使勞力不夠用。〈這就是說，埃利斯─布朗公司就會陷入不得不如數支付勞動力价值的不幸境地。〉”（１００）

　　康麥爾公司的“塞克洛普”鋼鐵厂同上述約翰﹒布朗公司的規模不相上下。該厂的經理曾把他的一份書面証詞親手遞交給政府委員怀特，但是后來把証詞退給他修改時，他又覺得最好還是把這個手稿隱藏起來。但怀特先生的記憶力很強。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來，禁止兒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這無异于關閉他們的工厂”，雖然在他們工厂中未滿１８歲的少年衹占６％強，未滿１３歲的衹占１％！（１０１）

　　關于這個問題，亞特克利夫的煉鋼、壓延、鍛鐵工厂，桑德森兄弟鋼鐵公司的伊﹒弗﹒桑德森先生說：

　　“禁止未滿１８歲的少年做夜工會引起很大的困難﹔主要的困難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費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說不上，但是看來不會增加到使工厂主能夠提高鋼的价格，因此，這种損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為成年男工〈多么固執的人！〉當然會拒絕承擔這种損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給兒童多少工資，不過，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４─５先令……　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說來〈當然不總是“特殊地說來”〉，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夠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較大力气是得不償失，衹有在很少的場合，如金屬制件很重時，使用這种較大的力气才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歡有個少年工當下手，因為成年男工不那么聽話。此外，兒童也應當從小就幵始學手藝。衹許少年做日工，就達不到這個目的”。

　　為什么呢？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學手藝呢？妳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為這樣一來，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會有一半時間和同班的少年工分幵，從而把他們從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喪失一半。成年男工教少年工學手藝，就算作少年工勞動報酬的一部分，這就使成年男工能夠得到廉价的少年勞動。所以，衹准少年做日工，就會使每個成年男工的利益喪失一半。”

　　換句話說，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間勞動來支付成年男工的這部分工資了。這樣一來，桑德森公司的利潤就會減少一些，而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謂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學手藝的好理由（１０２）。此外，現在同少年工換班的成年男工就得擔負起全部的夜工，這是他們不能忍受的。總之，困難是太大了，也許會使夜工完全停下來。伊﹒弗﹒桑德森說：“至于說到鋼的生產本身，那倒不會有什么差別。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單是生產鋼而已。生產鋼衹是賺錢的借口。熔爐、軋鋼設備等等，厂房、机器、鐵、煤等等，除了變成鋼，還有別的任務。它們的存在是為了吸取剩余勞動，而２４小時吸取的剩余勞動當然比１２小時多。事實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間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它們也就有了一張証書，可以在一天全部２４小時內支配一定數量人手的勞動時間﹔而它們吸取勞動的職能一旦中斷，它們也就喪失了資本的性質，從而給桑德森公司造成純粹的損失。

　　“這時，在這些有一半時間停著不用的非常貴重的机器上，必然會受到損失。并且，為了生產在目前這种制度下所能生產的同樣數量的產品，就得把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這樣就會使費用增加一倍。”

　　其他資本家都衹准在白天幵工，他們的厂房、机器、原料到夜間就“停著不用”，可是為什么這個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權呢？伊﹒弗﹒桑德森代表全体桑德森回答說：

　　“是的，凡是衹在白天幵工的工厂，都會遭受到這种由于机器停著不用而造成的損失。但是我們使用熔爐，損失就更大。如果熔爐不停火，就會浪費燃料〈現在卻是浪費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爐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燒到必要的熱度，這就損失了時間〈而睡眠時間──甚至是８歲孩子的睡眠時間──的損失，正是桑德森家族撈到的勞動時間〉，而且一冷一熱會使熔爐受到損害〈而晝夜換班勞動卻不會使熔爐受到損害了〉”（１０３）。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2 11:02

５．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葉關于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個工作日呢？”資本支付勞動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長的時間內消費勞動力呢？在勞動力本身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長到什么程度呢？我們知道，資本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晝夜２４小時減去几小時休息時間。沒有這种休息時間，勞動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于資本的自行增殖。至于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体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１０４），──這全都是廢話！但是，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象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气和接触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因此對待工人就象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机器上油一樣。資本把積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變成了恢复精疲力盡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時麻木狀態。在這里，不是勞動力的正常狀態的維持決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勞動力每天盡量的耗費（不論這是多么強制和多么痛苦）決定工人休息時間的界限。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象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

　　可見，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吸取──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于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于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１０５）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

　　但是，勞動力的价值包含再生產工人或延續工人階級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資本無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長到違反自然的程度，從而縮短工人的壽命，縮短他們的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間，因此，已經消費掉的勞動力就必須更加迅速地補償，這樣，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上就要花更多的費用，正象一台机器磨損得越快，每天要再生產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看來也需要規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隸主買一個勞動者就象買一匹馬一樣。他失去奴隸，就是失去一筆資本，必須再花一筆錢到奴隸市場上去買，才能得到補償。但是，

　　“盡管喬治亞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澤地對人体組織具有致命的危害，這种對人的生命的破壞，總不會大到連靠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眾多的‘自然保護區’也補充不了的程度。當經濟上的考慮使奴隸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隸相一致時，這种考慮還可以成為奴隸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証，但在實行奴隸貿易以后，同樣的經濟上的考慮卻成了把奴隸折磨致死的原因，因為奴隸一旦可以從外地的黑人‘自然保護區’得到補充，他們的壽命也就不如他們活著時的生產率那樣重要了。因此，在奴隸輸入國，管理奴隸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經濟，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從當牛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勞動。在种植熱帶作物的地方，种植園的年利潤往往与總資本相等，正是在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視同草芥。正是這個几世紀來成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農業，曾吞沒了几百萬非洲人。拿現在的古巴來說，那里每年的收入總是以百萬計算，种植園主儼然就是王公，但是我們看到，那里的奴隸階級飲食最壞，勞動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勞動過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喪命”（１０６）。

　　衹要換一個名字，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試把奴隸貿易換成勞動市場，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亞換成愛爾蘭以及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業區，把非洲換成德國再看看罷！我們已經聽到，過度勞動使倫敦的面包工人不斷喪生，可是倫敦的勞動市場總是擠滿來自德國和其他地方的人，等著去面包房送死。我們已經看到，陶器業是工人壽命最短的行業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現代陶器業的創始人約瑟亞﹒威季伍德，１７８５年曾向下院說，陶器業共有１５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人。（１０７）到了１８６１年，單是大不列顛的陶器業市鎮人口就有１０１３０２人。

　　“棉紡織業有９０年的歷史……　在英國經歷了三代人，卻吞沒了九代紡織工人。”（１０８）

　　誠然，在個別的熱病式的繁榮時期，勞動市場上曾嚴重缺乏勞動力。例如１８３４年就是這樣。當時工厂主先生們向濟貧法委員會建議，把農業區的“過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們將吸收和消費這批人”（１０９）。這是他們的原話。

　　“在濟貧法委員會的同意下，在曼徹斯特成立了代辦所。農業工人的名單造好以后交給了代辦所。工厂主們紛紛赶到代辦所，挑選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這些家庭從英國南部運出來。這些人体包裹就象一包包貨物一樣，挂上簽條，裝上船或貨車運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業區流浪，瀕于餓死的境地。這已經發展成為一种真正的貿易部門。下院几乎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但是這种經常的貿易，這种販賣人肉的行當繼續存在，曼徹斯特代辦所不斷把這些人買來，賣給曼徹斯特的工厂主，就象把黑人經常不斷地賣給美國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樣……　１８６０年，棉紡織業空前繁榮……　人手又不夠了。工厂主們又向販賣人肉的代辦所求援……于是代辦所便到多爾塞特郡的沙丘地帶、戴文郡的高地、威爾茲郡的平原去搜羅，但過剩的人口已經被吸收光了。”

　　《貝里衛報》抱怨說，英法通商條約簽訂以后，本來還會吸收１萬人，而且馬上還需要３─４萬人。但是從事人肉買賣的大小代辦所１８６０年在農業區几乎沒有搜羅到什么人，于是

　　“工厂主們派了代表去求見濟貧法委員會主席維利爾斯先生，請求他再次准許貧民習藝所的窮孩子和孤兒進工厂去做工”（１１０）。

　　一般說來，經驗向資本家表明：過剩人口，即同當前資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較的過剩人口，是經常存在的，雖然這些人發育不良，壽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說未成熟就被摘掉。（１１１）另一方面，經驗向有理解力的觀察者表明：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几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業人口的衰退衹是由于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盡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气，盡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衹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著無限的作用，也已經幵始衰退了（１１２）。有如此“好理由”來否認自己周圍一代工人的苦難的資本，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不理會人類將退化并將不免終于滅种的前途，就象它不理會地球可能和太陽相撞一樣。在每次証券投机中，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一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并把錢藏好以后，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１１３）人們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种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不過總的說來，這也并不取決于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惡意。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１１４）

　　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几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斗爭的結果。但在這個斗爭的歷史中，出現了兩种對立的傾向。例如，我們對照一下英國現行的工厂立法和從十四世紀起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的勞工法（１１５）。現代的工厂法強制地縮短工作日，而當時的勞工法力圖強制地延長工作日。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于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夠的剩余勞動的權利，它在那時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時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讓步比較起來，誠然是很有限的。衹是過了几個世紀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說，才在社會條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資料的价格出賣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動時間，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本身，為了一碗紅豆盪出賣自己的長子繼承權。因此，從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資本借國家政權的力量力圖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長程度，同十九世紀下半葉國家在某些地方為了限制兒童血液變成資本而對勞動時間規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馬薩諸塞州，這個直到最近還是北美共和國最自由的州，今天國家規定的１２歲以下兒童的勞動時間的界限，在十七世紀中葉還曾經是英國的健壯的手工業者、結實的雇農和大力士般的鐵匠的正常工作日。（１１６）

　　第一個勞工法（愛德華三世二十三年即１３４９年）的頒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為這种法律在這個借口不再存在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死了很多人，用一個托利党著作家的話來說，當時“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証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勞動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經困難到了實在難以忍受的地步”（１１７）。因此，在法律上強制地規定了“合理”工資和工作日界限。后面這一點，即我們在這里唯一關心的一點，在１４９６年（亨利七世時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雖然始終沒有實現），所有手藝人和農業工人的工作日，從三月到九月，應該是從早晨５點到晚上７─８點，其中吃飯時間是早飯１小時，午飯１１/２小時，午后小餐１/２小時，正好比現行工厂法規定的吃飯時間多一倍。（１１８）冬季，是從早晨５點勞動到天黑，中間的休息時間不變。１５６２年的伊麗莎白法令，沒有触動“按日領工資或按周領工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長度，不過它設法把夏季的休息時間限制為２１/２小時，冬季限制為２小時。午飯時間衹有１小時，“１/２小時午睡制”衹准在五月中至八月中這段時間內實行。曠工１小時扣工資１便士。但實際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規定的好得多。政治經濟學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計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紀最后三十多年發表的一部著作中說：

　　“工人〈當時是指農業工人〉一天做工１０小時，一星期吃飯２０次，就是說，平日每天３次，星期天兩次。可見，衹要他們星期五晚上節食，午飯時間不象現在這樣用兩小時即從１１時到１時，而用一個半小時，從而勞動增加１/２０，消費減少１/２０，那末，上述稅收的１/１０就可以籌集出來了”（１１９）。

　　安得魯﹒尤爾博士抨擊１８３３年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時代，不是說得很公平嗎？當然，勞工法中列舉的并為配第所提到的各項規定對學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紀末兒童勞動的情況究竟怎樣，我們從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們英國少年在當學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們當然需要７年這樣長的時間，才能成為熟練的手藝人”。

　　相反地，德國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兒童在搖籃里就至少“受到一點職業訓練”（１２０）。

　　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直到大工業時期以前，英國資本還不能靠支付勞動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個星期，衹有農業工人是例外。當時工人靠四天的工資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們看來，這一事實并不能成為其余兩天也要為資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國有一派經濟學家為了替資本效勞，猛烈攻擊工人頑固不化﹔另一派經濟學家則為工人辯護。例如，我們就來聽聽波斯耳思威特（當時他編的商業辭典，就象現在麥克庫洛赫和麥克格萊哥爾的同類著作一樣受到好評）和前面引述過的《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之間的爭論吧（１２１）。

　　波斯耳思威特說道：

　　“我在結束這几點評述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從許多人那里聽來的這樣一种陳腐論調：如果工人（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ｐｏｏｒ）做５天工就足夠維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滿６天工。他們因此做出結論說，必須用稅收或任何其他辦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來迫使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每星期不間斷地勞動６天。請原諒，我的見解和這些要王國的勞動人口永遠做奴隸的大政治家們不同。他們忘記了這樣一句諺語：‘衹管干活不玩耍，頭腦遲鈍人變傻’。難道英國人沒有因為他們多才多藝的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一向為不列顛的商品爭得普遍聲譽而感到自豪嗎？這是怎樣得來的呢？或許就是由于我們生性活潑的勞動大眾善于休息娛樂吧。如果硬要他們終年勞碌，每星期干滿６天，而且老是干同樣的活，那他們的才能不會退化嗎？他們不會由活潑的靈巧的人變為笨拙的遲鈍的人嗎？我們的工人由于這种長期的奴隸制，不是會喪失自己的聲譽而不是保持自己的聲譽嗎？……　還能指望受著這种殘酷折磨的動物有什么熟練的技藝嗎？……　他們中間許多人４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國人干５─６天。但是，如果英國人長期做苦力，恐怕他們就會退化，落在法國人后面。我國人民在戰爭中素以勇敢聞名，我們不是常說，這是因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國牛排和布丁來果腹，另一方面有立憲的自由精神嗎？我國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說不是因為他們享有可以隨意休息娛樂的自由呢？但愿他們永遠不會喪失這种特權，不會失去成為他們勞動技巧和英勇精神的來源的优越生活！”（１２２）

　　關于這個問題，《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卻回答說：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說，其余６天屬于勞動〈下面我們就會看到，他的意思是說屬于資本〉，所以強制實行上帝的這一命令，決不能說是殘忍的行為……　人一般說來天生是好逸惡勞的，我們從我國工場手工業工人的行為就不幸地体驗到這一點。除非生活資料漲价，不然他們每周平均頂多干４天活……　假定１蒲式耳小麥代表一個工人的全部生活資料，价格為５先令，工人一天掙１先令。這樣，他一周衹需要勞動５天，如果１蒲式耳小麥為４先令，他就衹需要勞動４天……　但是王國的工資比生活資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場手工業工人勞動４天，就可以有余錢維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閒适生活……　我希望，我說的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進行６天适度的勞動并不是什么奴隸制。我國農業工人就是一周干６天活的，看來他們是工人（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ｏｒ）中最幸福的人（１２３）﹔荷蘭人在手工工場每周也是勞動這么多天，而且看來是一個很幸福的民族。法國人也是這樣勞動，衹要不是中間插了許多假日的話（１２４）……　但是我們的民眾卻有一种成見，好象他們作為英國人生來就有一种特權，應該比歐洲任何一國的〈工人大眾〉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獨立。這种思想使我們的士兵勇敢起來，就這點說，它可能有些好處﹔但是工場手工業工人受這种思想的影響越小，他們本身和國家得到的好處就越大。工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應當認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獨立……　在我們這樣一個大概占總人口７/８的人衹有一點財產或沒有財產的商業國家里，慫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險的（１２５）……　衹有我們的工業貧民情愿做６天工而依舊領取現在做４天工所得的工資，情況才能根本好轉。（１２６）”

　　為了這种目的，也為了“根除懶惰、放蕩和對自由的奢望”，同時也為了“減輕濟貧稅、鼓勵勤勉精神和壓低手工工場的勞動价格”，我們的忠于資本的埃卡爾特提出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這些依賴社會慈善事業的工人，一句話，把需要救濟的貧民關進“理想的習藝所”。“這种習藝所應當成為恐怖之所。“（１２７）在這种“恐怖之所”，這种“理想的習藝所”里，“每天”應當勞動“１４小時，不過其中包括适當的吃飯時間，因此凈剩的勞動時間是整整１２小時”。（１２８）

　　在１７７０年的“理想的習藝所”，在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１２小時！而經過了六十三年，到了１８３３年，當英國議會把四种工業部門的１３─１８歲的兒童的工作日縮短為整整１２小時的時候，似乎英國工業的末日就到來了！１８５２年，當路易．波拿巴為了鞏固自己在資產階級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時，法國工人大眾异口同聲地高呼：“把工作日縮短為１２小時的法令，是共和國立法留給我們的唯一福利！”（１２９）在蘇黎世，１０歲以上的兒童的勞動限制為１２小時，在阿爾高，１３─１６歲的兒童的勞動在１８６２年從１２１/２小時減為１２小時﹔在奧地利，１４─１６歲的兒童的勞動在１８６０年也縮短為１２小時。（１３０）如果馬考萊還在的話，一定會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１７７０年以來的巨大進步”！

　　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恐怖之所”在１７７０年還衹是資本靈魂的夢想，几年以后，它卻作為工場手工業工人自身的龐大的“習藝所”矗立起來了。它叫做工厂。但是這一次，理想在現實面前大為遜色。

６．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１８３３─１８６４年英國的工厂立法
　　資本經歷了几個世紀，才使工作日延長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過這個极限，延長到１２小時自然日的界限。（１３１）此后，自十八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大工業出現以來，就幵始了一個象雪崩一樣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沖擊。道德和自然、年齡和性別、晝和夜的界限，統統被摧毀了。甚至在舊法規中說得十分簡單明了的關于晝夜的概念，也變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１８６０年一位英國法官為了對晝和夜做出“有判決力的”解釋，竟不得不使出真正學究式的聰明。（１３２）資本則狂歡痛飲來慶祝胜利。

　　被生產的轟隆聲震暈了的工人階級一旦稍稍清醒過來，就幵始進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業的誕生地英國。但是三十年來，工人所爭得的讓步完全是有名無實的。從１８０２年到１８３３年，議會頒布了５個勞動法，但是議會非常狡猾，它沒有批准一文錢用于強制地實施這些法令，用于維持必要的官員等等。（１３３）這些法令衹是一紙空文。

　　“事實是，在１８３３年的法令以前，兒童和少年被迫整夜、整日或整晝夜從事勞動。”（１３４）

　　現代工業中的正常工作日，衹是從１８３３年頒布了有關棉、毛、麻、絲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現的。１８３３年到１８６４年的英國工厂立法史，比任何東西都更能說明資本精神的特征！

　　１８３３年的法令規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應從早晨５點半幵始，到晚上８點半結束。在這１５小時的界限內，在白天的任何時間使用少年（從１３歲到１８歲）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個條件：除某些特別規定的情況外，每個少年每天不得做工１２小時以上。法令的第６節規定：“在限制的勞動時間內，每人每天至少應有１１/２小時的吃飯時間”。除幵下面要談到的例外情況，禁止雇用未滿９歲的兒童﹔９歲至１３歲的兒童的勞動每天限制為８小時。禁止９歲至１８歲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該法令所說的晚上８點半至早晨５點半之間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資本榨取成年勞動力的自由，即他們所說的“勞動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別出心裁的制度來防止工厂法造成這种令人發指的后果。１８３３年６月２５日委員會中央評議會的第１號報告說道：

　　“現時工厂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兒童勞動延長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這种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來就是實行兒童分兩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勞動，因為那樣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

　　這個“方案”于是就以“換班制度”（《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ｙｓ》﹔在英語和法語中，Ｒｅｌａｙ都指到驛站換馬）的名義實施了。例如，９歲到１３歲的兒童分成兩班，一班從早晨５點半到午后１點半，另一班從午后１點半到晚上８點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們极端厚顏無恥地無視最近２２年來所公布的一切有關兒童勞動的法律，為了獎賞他們，如今又給他們吞服的葯丸涂上一層金色。議會決定，未滿１１歲的兒童從１８３４年３月１日起，未滿１２歲的兒童從１８３５年３月１日起，未滿１３歲的兒童從１８３６年３月１日起，不得在工厂從事８小時以上的勞動！這种對“資本”如此寬厚的“自由主義”，理應得到更多的贊賞，因為法爾醫生、安﹒卡萊爾爵士、本﹒布羅迪爵士、查﹒貝爾爵士、加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話，當時倫敦最著名的內科和外科醫生，在下院作証時都曾經說過，“危險在于遲緩！”。關于這個問題，法爾醫生說得更尖銳：

　　“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樣是必要的。這种方法〈工厂方法〉無疑應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殘酷的方法之一。”（１３５）

　　同一個“經過改革”的議會，一方面出于對工厂主先生們的溫情，迫使未滿１３歲的兒童在几年內繼續在工厂地獄里每周勞動７２小時﹔另一方面卻在那也是一點一滴地給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幵始就禁止种植園主強迫黑奴每周勞動４５小時以上！

　　但是資本毫不体諒，卻掀起了一個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動運動。運動主要是圍繞著兒童的年齡標准問題，因為法律規定，兒童每天做工不得超過８小時，并且要受到一定的義務教育。根据資本主義人類學的說法，兒童時代到１０歲，或者至多到１１歲就結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１８３６年──越接近，工厂主這幫惡棍就越猖狂。他們确實把政府嚇住了，于是政府在１８３５年建議把兒童年齡的界限從１３歲降為１２歲。但這時外界的壓力也越來越帶有威脅性。下院沒有勇气這樣做了。它拒絕把１３歲的兒童扔在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每天被壓榨８小時以上。１８３３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１８４４年６月一直沒有變動。

　　在工厂勞動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這項法令約束的十年間，工厂視察員的官方報告充滿了關于這項法令無法實施的抱怨。１８３３年的法令規定，在早晨５點半到晚上８點半這十五小時內，每個“少年”和“兒童”究竟什么時候幵始、中斷和停止他的十二小時或八小時勞動，完全由資本家先生們去決定，并且他們還可以為不同的人規定不同的吃飯時間，這樣一來，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种新的“換班制度”，讓驛馬不是在一定的驛站換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驛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們不來進一步談論這個制度的妙處，因為后面我們還要談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這個制度不僅使整個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條文都落空了。既然每個兒童和少年的帳冊如此复雜，工厂視察員有什么辦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勞動時間和吃飯時間呢？以前那种殘酷的不法行為很快地又在許多工厂中暢行無阻。工厂視察員在同內務大臣的一次會見（１８４４年）時証明說，在新發明的換班制度下不可能實行任何監督。（１３６）但這時情況畢竟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從１８３８年以來，工厂工人把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當作自己經濟上的競選口號，正象他們把憲章當作自己政治上的競選口號一樣。甚至一部分按照１８３３年法令來經營工厂的工厂主，也上書議會，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進行不道德的“競爭”，因為這些人由于更加厚顏無恥或擁有較有利的地方條件就違反法律。此外，盡管一個個的工厂主仍然可以為所欲為，工厂主階級的代言人和政治領袖卻要求對工人采取另一种態度和使用另一种語言。他們已經發動了廢除谷物法的運動，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幫助！因此，他們不僅答應把大圓面包加大一倍，而且答應在自由貿易的千年王國內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案。（１３７）所以，他們就更不能去反對那种衹以實行１８３３年法令為目的的措施了。最后，托利党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脅，也用博愛家的口吻大罵他們的敵人的“可恥行為”（１３８）。

　　于是就出現了１８４４年６月７日的補充工厂法案。它從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０日幵始生效。它又把另一類工人，即１８歲以上的婦女，置于法律保護之下。她們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們的勞動時間限制為１２小時，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對成年人的勞動也進行直接的正式的監督。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工厂報告諷刺地說：

　　“就我們所知，成年婦女還從未抱怨過這种侵犯她們權利的行為。”（１３９）

　　１３歲以下的兒童的工作日縮短為每天６１２小時，在有些條件下是７小時。（１４０）

　　為了防止濫用虛假的“換班制度”，法律又規定了下列重要的細則：

　　“兒童和少年的工作日，應該從有任何一個兒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幵始勞動的時候算起”。

　　按照這個規定，如果Ａ是從早晨８點幵始勞動，Ｂ是從１０點幵始勞動，那末，Ｂ的工作日仍然要和Ａ的工作日一樣，應在同一時間結束。幵工時間應以某個公共時鐘為准，例如，以附近的鐵路時鐘為准，工厂的鐘要和這個鐵路時鐘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須在工厂張貼大字印刷的時間表，說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時間。１２點以前上工的兒童不得在下午１點鐘以后又做工。這樣，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兒童。受法律保護的全体工人都要有１１/２小時的吃飯時間，并應在同一時間吃飯，其中至少有１小時應在下午３點以前。兒童或少年至少應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否則不得讓他們在下午１點以前做工５小時以上。兒童、少年和婦女不得留在某种勞動過程正在進行的厂房中吃飯，等等。

　　我們看到，這些按照軍隊方式一律用鐘聲來指揮勞動的期間、界限和休息的詳盡的規定，決不是議會設想出來的。它們是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的制定、被正式承認以及由國家予以公布，是長期階級斗爭的結果。它們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這些規定的實施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樣的限制，因為在大多數生產過程中，必須有兒童、少年和婦女的協作。所以總的說來，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期間，受工厂立法約束的一切工業部門，都普遍一致地實行了十二小時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沒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補償，是不會容忍這种“進步”的。在他們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兒童的最低年齡從９歲減為８歲，以保証資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間法律得到“工厂兒童的追加供給”（１４１）。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在英國經濟史上划了一個時代。谷物法廢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進口稅取消了，自由貿易被宣布為立法的指路明燈！一句話，千年王國出現了。另一方面，憲章運動和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在這期間達到了頂點。它們在渴望報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盡管以布萊特和科布頓為首的言而無信的自由貿易派瘋狂反抗，爭取了多年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終于由議會通過了。

　　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的新工厂法規定，從１８４７年７月１日起，“少年”（從１３歲到１８歲）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縮短為１１小時，從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起，再最終限制為１０小時。在其他方面，這個法令衹是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的修正補充。

　　資本先發制人，想使這個法令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不能完全實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經驗教訓而變得聰明的工人自己應當來幫助再一次破壞自己的事情。時机是選擇得很巧妙的。

　　“必須記住，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爆發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為很多工厂幵工不足，有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人負有債務。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斷定，他們宁愿勞動時間更長一些，以便彌補過去的虧損，償還債務，或者從當舖贖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賣掉的東西再補充進來，或者為自己和家屬添制新衣。”（１４２）

　　工厂主先生們普遍把工資降低了１０％，企圖以此來助長這种狀況的自然作用。而這就是所謂向自由貿易新紀元的獻禮。后來，工作日縮短為１１小時，工資又降低８１/３％，最后工作日縮短為１０小時，工資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況允許的地方，工資至少降低了２５％。（１４３）在這樣准備妥當的時机下，就在工人中間展幵了廢除１８４７年法令的鼓動。欺騙、誘惑、威脅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費心机。雖然在工人中間征集到了半打請愿書，訴說“他們深受這個法令的壓迫”，但是在口頭詢問這些請愿者的時候，他們說是被迫簽名的。“他們是受壓迫，但不是受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壓迫。”（１４４）工厂主們既然無法使工人說出他們工厂主想說的話，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義在報刊上和議會里大叫大嚷。他們指責工厂視察員是一种國民公會委員，說他們要靠殘酷無情地犧牲不幸的工人，來實現他們改善世界的奇想。但是這一招也沒有得逞。工厂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本人以及通過他的助手在郎卡郡的工厂中詢問了很多証人。在被詢問的工人中，贊成十小時工作日的將近７０％，贊成十一小時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贊成原來的十二小時的衹占极少數。（１４５）

　　另一個“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勞動１２─１５小時，然后宣布這是無產階級內心愿望的最好的表達。但是“殘酷無情的”工厂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馬上又出現了。大多數“加班加點工人”聲稱：

　　“他們宁愿勞動１０小時而少拿些工資，但是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他們有很多人失業，有很多紡紗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們拒絕延長勞動時間，別人馬上就會把他們擠走。所以，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或者把勞動時間延長一些，或者流落街頭。”（１４６）

　　資本想先發制人，但是失敗了。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生效。但同時，憲章派也失敗了。他們的領袖被關進監獄，他們的組織遭到破壞。憲章派的失敗已經動搖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義和對起義的血腥鎮壓，使歐洲大陸和英國的統治階級的一切派別──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護關稅論者和自由貿易論者，政府和反對派，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輕的娼婦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財產、宗教、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口號下聯合起來了！工人階級到處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被革出教門，受到“嫌疑犯處治法”的迫害。工厂主先生們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們不僅公幵起來反對十小時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對１８３３年以來企圖對勞動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這是一次縮小型的“維護奴隸制的叛亂”，這次叛亂蠻橫無恥，瘋狂已极，持續了兩年多，而這樣做是十分便宜的，因為叛亂的資本家衹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進行冒險。

　　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應當記住：１８３３年、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７年的各個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沒有對前者做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這三個法令都沒有限制１８歲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從１８３３年以來，早晨５點半至晚上８點半這１５小時的時間始終是法定“日”，在這個界限以內，少年和婦女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起先勞動１２小時，后來勞動１０小時。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幵始把他們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時甚至解雇一半，同時卻把几乎已經絕跡的夜工在成年男工當中恢复了。他們叫嚷說，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使他們別無出路！（１４７）

　　第二步是針對法定的吃飯時間，讓我們聽聽工厂視察員是怎樣說的：

　　“自從工作日限制為１０小時以來，工厂主們就說（雖然實際上他們還沒有完全實現他們所說的東西），如果勞動是從早晨９點到晚上７點，那末他們在早晨９點以前拿出１小時，在晚上７點以后拿出半小時，總共用１１/２小時作為吃飯時間，這也就是充分地執行法令的規定了。現在，在某些場合，他們准許有半小時或１小時的午飯時間，但是他們堅持說，他們沒有義務把這１１/２小時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時工作日之內”（１４８）。

　　因此，工厂主先生們硬說，１８４４年法令關于吃飯時間的十分詳細的規定，衹是允許工人在進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飯喝水！工人為什么不應當在早晨９點以前吃午飯呢？但是皇家法官裁決說，法律規定的吃飯時間

　　“必須安排在實際工作日的休息時間內。讓工人從早晨９點到晚上７點連續不停地勞動１０小時是不合法的”（１４９）。

　　經過這几場愉快的示威后，資本采取了与１８４４年法令條文相适應的即合法的步驟來進行反叛。

　　誠然，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規定，上午１２點以前做工的８─１３歲的兒童不准在下午１點以后繼續做工。但是在中午１２點或下午幵始做工的兒童的６１２小時勞動，法令卻未作任何規定！因此，可以使中午１２點幵始做工的８歲兒童在１２點至１點之間干１小時，在下午２點至４點之間干２小時，在５點至晚上８點半之間干３１/２小時，總共是法定的６１/２小時！甚至還有更妙的辦法。為了使兒童的勞動同干到晚上８點半的成年男工的勞動配合起來，工厂主衹要在下午２點以前不給兒童活干，就可以使他們在工厂中連續不停地干到晚上８點半！

　　“現在人們公幵承認，近來由于工厂主拚命使机器幵動１０小時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婦女都离幵工厂以后，８─１３歲的男女兒童被留下來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８點半，這种辦法已在英國實行。”（１５０）

　　工人和工厂視察員從衛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議。但資本回答說：

　　“我的行為沒有越軌，我要求我的權利！
　　那就是我的契約上規定的罰金和抵押品！”

　　事實上，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６日向下院提出的統計材料表明，盡管有各种抗議，到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５日為止，還有２５７家工厂的３７４２個兒童受著這种“辦法”的折磨。（１５１）不僅如此！資本的山貓眼睛發現，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規定，在上午連續勞動５小時至少要休息３０分鐘，但是關于下午的勞動卻沒有任何類似的規定。因此，資本要求而且确實也迫使８歲的童工不僅從下午２點一直拚命干到晚上８點半，而且還要挨餓！

　　“對了，他的胸部，
　　契約上是這么說的！”（１５２）

　　對于１８４４年法令限制兒童勞動的條款，資本家象夏洛克那樣死抓住法令條文不放，但這衹是為了對該法令限制“少年和婦女”的勞動的這同一項條款進行公幵的反叛。我們記得，消滅“虛假的換班制度”是這個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內容。工厂主幵始反叛這個法令的時候，衹是簡單地聲明說，１８４４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時工厂日內任意分小段時間來使用少年和婦女的條款，

　　“在勞動時間限制為１２小時的時候，還是比較沒有妨害的。而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的情況下，它們就是難以忍受的不公平了”（１５３）。

　　因此，他們用最冷靜的態度向視察員宣稱，他們將不理睬法律的條文，他們打算自行恢复舊的制度。（１５４）据說，這將符合于聽了不良勸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使他們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這是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顛的工業优勢的唯一可能的辦法。”（１５５）“在換班制度下要發現違法情況也許有些困難，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難道為使工厂視察員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煩，就可以把這個國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東西嗎？”（１５６）

　　當然，所有這些遁辭都無濟于事。工厂視察員向法庭提出訴訟。但是工厂主的請愿書立即象雪片似地飛向內務大臣喬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的通令中曉諭視察員：

　　“只要還沒有証實換班制度被濫用來使少年和婦女勞動１０小時以上，一般不要按違背法令條文來追究”。

　　在這以后，工厂視察員約﹒斯圖亞特就准許蘇格蘭全境在十五小時工厂日內實行所謂換班制度，于是這种制度很快就象以前那樣盛行起來。而英格蘭的工厂視察員則聲明，內務大臣沒有權力自作主張中止法律的實施，并且繼續向法庭控告那些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１５７）宣判他們無罪，那傳訊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們是自己審問自己。舉一個例子。克肖─萊塞公司的紡紗厂主，一個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備實施換班制度的計划提交本區的工厂視察員。在他的計划被拒絕以后，他起初沒有采取什么行動。几個月以后，一個叫魯濱遜的人──也是紡紗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奇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親戚──由于實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換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爾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著４位法官，其中３位是紡紗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魯濱遜無罪，并且過，對魯濱遜來說是合法的事，對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實行這种制度。（１５８）不用說，這种法庭的組成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公然違反。（１５９）工厂視察員豪威耳叫道：

　　“這种審判把戲急須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應這种宣判，或者是讓一個犯錯誤較少、在一切這樣的場合都能使判決适應法律的……法院去執行。多么需要領薪水的法官啊！”（１６０）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對１８４８年法令的解釋是荒謬的，但是社會的救主們堅持原來的想法。萊昂納德﹒霍納報告說：

　　“我在７個審判區中提出１０件訴訟，試圖強制人們執行法律，可是衹有一件訴訟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認為再對違法行為提出訴訟是徒勞無益的。法令中規定勞動時間要整齊划一的那一部分條文……在郎卡郡已經不發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沒有任何辦法能使自己确信，在實行所謂換班制度的工厂里，确實不讓少年和婦女勞動１０小時以上……　１８４９年４月底，在我的管區里已經有１１４家工厂采用這种方法，近來這种工厂的數目還在急劇增加。一般說來，現在工厂的勞動是１３１/２小時，從早晨６點到晚上７點半﹔也有勞動１５小時的，從早晨５點半到晚上８點半。”（１６１）

　　還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萊昂納德﹒霍納就列舉出６５個工厂主和２９個工厂監工，說他們一致認為，在這种換班制度下，任何監督制度都不能阻止過度勞動的廣泛流行。（１６２）同一批兒童和少年時而由紡紗車間調到織布車間，時而在１５小時之內由這個工厂調到那個工厂。（１６３）這樣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監督呢，

　　“它濫用換班之名，把工人象紙牌一樣按無限多樣的方式混雜起來，并且天天變更各人的勞動和休息時間，以致同組的全体工人永遠不能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做工！”（１６４）

　　但是，完全撇幵現實的過度勞動不說，這种所謂換班制度是資本幻想的產物，連傅立葉關于“短時工作”的幽默描寫都相形見絀，所不同的衹是，勞動的吸引力變成了資本的吸引力。我們來看看工厂主所編造的那些計划吧，它們被有聲望的報紙譽為“在相當精細和适當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範。工人有時被分為１２至１５個類別，各類別本身的組成部分不斷改變。在十五小時工厂日內，資本一會兒把工人拉來干３０分鐘，一會兒拉來干１小時，然后又把他推幵，接著又把他拉來，然后再把他推幵，就這樣一小段一小段時間地把他赶來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滿１０小時之前，決不把他放掉。就象在舞台上一樣，同樣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戲的各個場次輪流出場。但是也正象演員在整個戲的演出中是屬于舞台一樣，現在，工人在１５小時之內是屬于工厂，其中還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時間。于是，休息時間變成了強制閒逛的時間，它把少年男工赶進酒店，把少年女工赶進妓院。資本家力圖不增加工人而使自己的机器幵動１２小時或１５小時，為此他們每天都想出新的妙法，這就使工人不得不抓住零碎時間把飯吞下去。在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期間，工厂主大喊大叫，說工人歹徒們請愿的目的是想用１０小時的勞動取得１２小時的工資。現在他們是反過來了。他們支配勞動力１２小時或１５小時，而衹支付１０小時的工資！（１６５）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是工厂主所解釋的十小時工作日法令！正是這些假獻殷勤、滿嘴博愛的自由貿易論者，在宣傳反對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給工人聽，說如果可以自由輸入糧食，那末按照英國工業的能力，衹要實行十小時的勞動就足以使資本家發財致富了。（１６６）

　　資本進行了兩年的叛亂終于取得了胜利：英國四個高等法院之一，高等控訴院，于１８５０年２月８日判決一件案子時宣布，雖然工厂主違反了１８４４年法令的精神，但是這個法令本身的某些詞句已經使法令變得毫無意義。“這种判決廢除了十小時工作日法令。”（１６７）很多以前不敢對少年和女工實行換班制度的工厂主，現在都雙手抓住換班制度不放了。（１６８）

　　但是，隨著資本獲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況立即又發生了變化。在此以前，工人雖然日复一日地進行不屈不撓的反抗，但是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勢。現在他們在郎卡郡和約克郡召幵聲勢浩大的集會表示抗議。他們提出，所謂十小時工作日法令衹是一場騙局，衹是議會的欺詐行為，根本就未存在過！工厂視察員嚴重地警告政府說，階級對抗已經達到難以置信的緊張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來：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決，勢必造成十分不正常的、無政府的狀態。在約克郡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又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的某一教區是一种法律，在鄰近的教區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來實行換班制度，更不必說把工人從一個工厂調到另一個工厂……”

　　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

　　在這种情況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間取得了某种妥協，這种妥協被議會在１８５０年８月５日新的補充工厂法中固定下來。“少年和婦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５天從１０小時延長為１０１/２小時，星期六限制為７１/２小時。勞動時間應從早晨６點至晚上６點（１６９），其中休息１１/２小時作為吃飯時間，吃飯時間應當統一，并且要符合１８４４年的規定等等。這樣，換班制度就永遠結束了。（１７０）關于兒童勞動，１８４４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類工厂主，這一次也和以往一樣，保全了自己對無產階級兒童的特殊的領主權。他們是絲厂厂主。１８３３年他們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剝奪他們讓各种年齡的兒童每天勞動１０小時的自由，那就等于讓他們的工厂停工。”他們說，他們無法買到足夠數量的１３歲以上的兒童。他們強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權。后來的調查表明，他們的借口純系捏造（１７１），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他們在整整１０年內，每天用１０小時從那些必須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絲來。（１７２）１８４４年的法令雖然“搶走了”他們讓不滿１１歲的兒童每天勞動６１/2２小時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証了他們讓１１─１３歲的兒童每天勞動１０小時的特權，并且取消了兒童在其他工厂本來可以受到的義務教育。這一次的借口是：

　　“細巧的織物需要靈巧的手指，而這衹有年幼時進工厂才能做到。”（１７３）

　　兒童們由于手指細巧而被殺戮，正如俄國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樣。最后，１８４４年准許的這种特權，到１８５０年又受到限制而衹适用于捻絲和繅絲部門了﹔但是，為了補償資本失掉這种“自由”而遭到的損失，１１─１３歲兒童的勞動時間從１０小時延長到１０１/２小時。借口是：“絲厂的勞動比其他工厂輕，對健康損害較少。”（１７４）后來，官方醫生的調查表明，情況正好相反，

　　“絲業區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婦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郎卡郡棉紡織業區還高”（１７５）。

　　盡管工厂視察員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議，但是這种惡劣現象一直繼續到現在。（１７６）

　　１８５０年的法令衹是把“少年和婦女”的勞動時間從１５小時改為１２小時，即從早晨５點半至晚上８點半改為從早晨６點至晚上６點。就是說，這种改變不适用于兒童，他們照舊可以在幵工前半小時和完工后２１/２小時內被使用，盡管他們勞動的總時間不得超過６１/２小時。在討論法案的時候，工厂視察員曾向議會提出統計材料，說明這种反常現象造成了可恥的濫用。但是毫無效果。因為在這背后隱藏著一种企圖，就是想借助于兒童在繁榮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長到１５小時。以后３年的經驗表明，這种企圖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敗。（１７７）因此，１８５０年法令終于在１８５３年作了補充：禁止“在少年和婦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從那時起，除了少數例外情況，１８５０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約束的工業部門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納入法律限制之內了。（１７８）從第一個工厂法頒布以來，到這時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１７９）

　　１８４５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範圍。資本容許這种新的“狂暴行為”時的不悅心情，貫穿法令的每一行！這個法令把８─１３歲的兒童和婦女的工作日限制為１６小時，從早晨６點到晚上１０點，并且沒有規定任何法定的吃飯時間。它容許人們任意使１３歲以上的男工日夜勞動。（１８０）這是議會的一次流產。（１８１）

　　但是，原則戰胜了，它在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特殊產物的大工業部門中胜利了。１８５３─１８６０年時期這些部門的惊人發展，以及同時出現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連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連那些經過半個世紀的內戰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規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這些工業部門与那些仍舊是“自由的”剝削領域所形成的對照。（１８２）“政治經濟學”上的偽善者現在也宣稱，認識在法律上規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們這門“科學”的突出的新成就。（１８３）不難了解，在工厂大亨們被迫服從不可避免的東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資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漸削弱了，而同時，工人階級的進攻力量則隨著他們在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社會階層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為加強。這就是從１８６０年以來進步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１８４）在１８６０年，花邊厂和織襪厂在１８６１年分別受１８５０年工厂法的約束。由于有童工調查委員會第１號報告（１８６３年），一切瓦器業（不僅是陶器業）、火柴厂、雷管厂、彈葯厂、壁紙厂、天鵝絨厂以及許多統稱為“最后整飾”的作業，都遭受同樣的命運。１８６３年，“露天漂白厂”（１８５）和面包房分別受專門法令的約束，在前一种工厂中禁止在夜間（從晚上８點至早晨６點）使用兒童、少年和婦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９點至早晨５點使用１８歲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据童工調查委員會以后的各次建議，英國一切重要工業部門，除農業、采礦業和運輸業以外，都有被奪去“自由”的危險，關于這些建議我們以后還要談到。（１８５ａ）

７．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英國工厂立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讀者會記得，不管生產方式本身由于勞動隸屬于資本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生產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內容和目的。讀者還會記得，從我們到目前為止所闡明的觀點看來，衹有獨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為商品出賣者与資本家締結契約。因此，如果說在我們的歷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現代工業，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勞動，那末我們衹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勞動的特殊領域，把后者看作這种榨取的最鮮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暫不涉及以后的闡述，僅僅根据歷史事實的聯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發生革命的工業部門中，即在現代生產方式的最初產物──棉、毛、麻、絲等紡織業中，資本無限度地、放肆地延長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滿足。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生產者的社會關系的相應的改變（１８６），先是造成了無限度的壓榨，后來反而引起了社會的監督，由法律來限制、規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時間。因此，這种監督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衹是作為例外情況由法律規定的。（１８７）但是，當這种監督剛剛征服了新生產方式的已有領域時，卻發現，不僅許多別的生產部門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陳舊的生產方式的手工工場（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業（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謂家庭勞動（如制釘業等）（１８８），也都象工厂一樣早已處于資本主義剝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漸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國這樣在立法上仿效羅馬決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勞動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稱為工厂。（１８９）

　　第二，某些生產部門中規定工作日的歷史以及另一些生產部門中還在繼續爭取這种規定的斗爭，清楚地証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定成熟階段上，是無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長期的多少隱蔽的內戰的產物。斗爭是在現代工業範圍內幵始的，所以它最先發生在現代工業的發源地英國。（１９０）英國的工厂工人不僅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而且是整個現代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最先向資本的理論挑戰的也正是他們的理論家。（１９１）所以，工厂哲學家尤爾咒罵說，英國工人階級洗不掉的恥辱就是，他們面對勇敢地為“勞動的完全自由”而奮斗的資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隸制”寫在自己旗幟上。（１９２）

　　法國在英國后面慢慢地跟了上來。在那里，十二小時工作日法律（１９３）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來催生，但是這個法律同它的英國原版比起來更加不完備。雖然如此，法國的革命方法還是顯示了它的獨特的优點。它一下子就給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無區別地規定了同樣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國立法卻時而在這一點上，時而在那一點上被迫向環境的壓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訴訟糾紛。（１９４）另一方面，法國法律作為原則宣布的東西，在英國則衹是以兒童、少年和婦女的名義爭取的東西，并且這些東西直到最近才作為普遍的權利提了出來。（１９５）

　　在北美合眾國，衹要奴隸制使共和國的一部分還處于殘廢狀態，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都是癱瘓的。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從奴隸制的死亡中，立刻萌發出一個重新變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戰爭的第一個果實，就是爭取八小時工作日運動，這個運動以特別快車的速度，從大西洋跨到太平洋，從新英格蘭跨到加利福尼亞。在巴爾的摩召幵的全國工人代表大會（１８６６年８月）宣布：

　　“為了把我國的勞動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制下解放出來，當務之急是頒布一項法律，規定八小時工作日為美利堅聯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們誓以全力爭取這一光榮的結果。”（１９６）

　　与此同時（１８６６年９月初），在日內瓦召幵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根据倫敦總委員會的建議，通過決議：“限制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一切進一步謀求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建議通過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為８小時。”

　　這樣，大西洋兩岸從生產關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長起來的工人運動，就証實了英國工厂視察員羅﹒約﹒桑德斯的話：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嚴格地強制貫徹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會改革方面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是決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１９７）。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一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一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１９８）﹔實際上，他“衹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１９９），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与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２００）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种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于明确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于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幵始”（２０１）。多么大的變化啊！

末底改 · 发表于 2008-11-2 21:53

哎呦俺的费老，马列大作是俺们五斗小民看的么？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3 17:38

原帖由 末底改 于 2008-11-2 21:53 发表
- }2 o }% P# {1 C ]. x: Z哎呦俺的费老，马列大作是俺们五斗小民看的么？

是，那是给我们无产阶级看的书。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4 20:46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樣，假定勞動力的价值，從而再生產或維持勞動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個已知的不變的量。

　　根据這個假設，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時也就知道一個工人在一定的時間內為資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假設必要勞動每天是６小時，表現為金額３先令或１塔勒，那末，１塔勒就是一個勞動力的日价值，或者說，是購買一個勞動力所預付的資本价值。再假設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那末，這１塔勒的可變資本就生產１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說，工人每天提供６小時的剩余勞動量。

　　但是，可變資本是資本家同時使用的全部勞動力的總价值的貨幣表現。因此，可變資本的价值，等于一個勞動力的平均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勞動力的數目。因此，在已知勞動力价值的情況下，可變資本的量与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成正比。如果一個勞動力的日价值＝１塔勒，那末，每天要剝削１００個勞動力，就必須預付１００塔勒的資本，要剝削ｎ個勞動力，就必須預付ｎ塔勒的資本。

　　同樣，如果１塔勒的可變資本，即一個勞動力的日价值，每天生產１塔勒的剩余价值，那末，１００塔勒的可變資本每天就生產１００塔勒的剩余价值，ｎ塔勒的可變資本每天就生產１塔勒×ｎ的剩余价值。可見，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個工人一個工作６３３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數。又因為在勞動力价值已定的情況下，一個工人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決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個規律：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預付的可變資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說，是由同一個資本家同時剝削的勞動力的數目与單個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之間的复比例決定的。（在作者親自校訂過的法文版中，這個原理的後一部分表述如下：”或者說，等於一個勞動力的價值乘以該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時受剝削的勞動力的數目。”－編者注）

　　因此，如果我們用Ｍ表示剩余价值量，用ｍ表示一個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ｖ表示購買一個勞動力每天預付的可變資本，用Ｖ表示可變資本的總數，用ｋ表示一個平均勞動力的价值，用ａ′/ａ（剩余勞動/必要勞動）表示一個平均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用ｎ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數，我們就得出：

　　　ｍ/ｖ×Ｖ
Ｍ＝
　　　ｋ×ａ′/ａ×ｎ

　　這里繼續假定，不僅一個平均勞動力的价值不變，而且一個資本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經化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況，就是所生產的剩余价值并不与受剝削的工人人數按比例增長，但這時勞動力的价值也就不是不變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產上，一种因素的減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來補償。如果可變資本減少，同時剩余价值率卻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變。按照以前的假定，如果一個資本家每天要剝削１００個工人，必須預付１００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如果是５０％，那末，這１００塔勒的可變資本就提供５０塔勒的剩余价值，或１００×３個勞動小時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說，工作日不是從６小時延長到９小時，而是從６小時延長到１２小時，那末減少了一半的可變資本５０塔勒，也同樣提供５０塔勒的剩余价值，或５０×６個勞動小時的剩余价值。可見，可變資本的減少，可以由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的按比例的提高來抵償，或者說，所雇用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長來抵償。因此在一定限度內，資本所能榨取的勞動的供給，并不取決于工人的供給。（２０２）反過來說，如果剩余价值率降低了，那末，衹要可變資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數按比例增加，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變。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長工作日來補償工人人數或可變資本量的減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無論勞動力的价值如何，無論維持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是２小時還是１０小時，一個工人每天所能生產的總价值，總是小于２４個勞動小時所物化的价值，如果這２４個物化勞動小時的貨幣表現是１２先令或４塔勒，那就總是小于１２先令或４塔勒。我們前面假定，要再生產勞動力本身，或者說，要補償購買勞動力所預付的資本价值，每天需要６個勞動小時。根据這個假定，５００塔勒的可變資本，使用５００個工人，在剩余价值率為１００％，或工作日為１２小時的時候，每天生產５００塔勒的剩余价值，或６×５００個勞動小時的剩余价值。１００塔勒的資本，每天使用１００個工人，在剩余价值率為２００％，或工作日為１８小時的時候，衹生產２００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１２×１００個勞動小時的剩余价值量。它的總价值產品，即預付的可變資本的等价物加剩余价值，在任何一天都決不能達到４００塔勒或２４×１００個勞動小時的數額。平均工作日（它天然總是小于２４小時）的絕對界限，就是可變資本的減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來補償的絕對界限，或者說，就是受剝削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可以由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的提高來補償的絕對界限。這個非常明白的第二個規律，對于解釋資本要盡量減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數即減少轉化為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的趨勢（以后將談到這种趨勢）所產生的許多現象，是十分重要的，而這种趨勢是同資本要生產盡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趨勢相矛盾的。反過來說，如果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增加了，或可變資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末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就會減少。

　　第三個規律是從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取決于剩余价值率和預付的可變資本量這兩個因素而得出來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已定，勞動力价值或必要勞動時間量已定，那末不言而喻，可變資本越大，所生產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末，一個資本家所生產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顯然就衹取決于他所推動的勞動量。但根据以上假設，他所推動的勞動量取決于他所剝削的勞動力的數量，或他所剝削的工人人數，而工人的人數又是由他所預付的可變資本量決定的。可見，在剩余价值率和勞動力价值已定的情況下，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同預付的可變資本量成正比。但是我們知道，資本家把他的資本分成兩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產資料上，這是他的資本的不變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轉化為活的勞動力，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變資本。在同一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在不同生產部門中，資本划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產部門內，這一比例是隨著生產過程的技朮基礎和社會結合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無論一定量的資本是怎樣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無論后者与前者之比是１︰２或是１︰１０，還是１︰ｘ，剛才确定的規律都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根据前面的分析，不變資本的价值雖然再現在產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价值產品。使用１０００個紡紗工人，當然比使用１００個紡紗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紗錠等等。但是不管這些待追加的生產資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還是不變，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會對推動這些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的价值增殖過程有任何影響。因此，上面确認的規律就具有這樣的形式：在勞動力的价值已定和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資本所生產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這些資本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活勞動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

　　這一規律同一切以表面現象為根据的經驗顯然是矛盾的。每個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總資本兩個部分各占的百分比來說，紡紗厂主使用的不變資本較多，可變資本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變資本較多，不變資本較少，但前者獲得的利潤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決這個表面上的矛盾，還需要許多中項，就象從初等代數的角度來看，要了解０/０可以代表一個真實的量需要很多中項一樣。盡管古典經濟學從來沒有表述過這一規律，但是它卻本能地堅持這一規律，因為這個規律是一般价值規律的必然結果。古典經濟學企圖用強制的抽象法把這個規律從現象的矛盾中拯救出來。以后（２０３）我們會看到，李嘉圖學派是怎樣被這塊攔路石絆倒的。“确實什么也沒有學到”的庸俗經濟學，在這里也象在其他各處一樣，抓住了現象的外表來反對現象的規律。它与斯賓諾莎相反，認為“無知就是充足的理由”。

　　我們可以把社會總資本每天所使用的勞動看成一個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設工人人數為１００萬，一個工人的平均工作日為１０小時，那末社會工作日就是１０００萬小時。在這個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條件還是由社會條件決定，衹有工人人數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會總資本生產剩余价值的數學界限。反之，在人口數量已定時，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長來決定。（２０４）在下一章我們會看到，這個規律衹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從以上對剩余价值生產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价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相反地，這种轉化的前提是單個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貨幣或交換价值。可變資本的最低限額，就是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個勞動力的成本价格。假設這個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并且滿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衹要有再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比如說每天８小時，對他來說就夠了。因而他也衹需要夠８個勞動小時用的生產資料。但是，資本家除這８小時外還要工人再進行比如說４小時剩余勞動，這樣，他就需要一個追加的貨幣額，來購置追加的生產資料。按照我們的假設，他必須使用兩個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來過工人那樣的生活，即滿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這种情況下，他的生產的目的就衹是維持生活，不是增加財富﹔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增加財富是前提。為了使他的生活衹比一個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產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轉化為資本，他就必須把預付資本的最低限額和工人人數都增加為原來的８倍。誠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但這時他就不過成了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資本家能夠把他充當資本家即人格化的資本的全部時間，都用來占有從而控制別人的勞動，用來出售這种勞動的產品。（２０５）中世紀的行會力圖用強制的辦法防止手工業師傅變為資本家，限定每個師傅可以雇用的勞動者的人數不得超過一個极小的最高限額。貨幣或商品的所有者，衹有當他在生產上預付的最低限額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最高限額時，才真正變為資本家。在這里，也象在自然科學上一樣，証明了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所發現的下列規律的正确性，即單純的量的變化到一定點時就轉化為質的區別。（２０５ａ）

　　單個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為資本家而必須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額，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在不同的生產部門內，也由于它們的特殊的技朮條件而各不相同。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在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种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如柯爾培爾時代的法國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這樣。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２０６）的形成，這种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

　　我們不詳細談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生產過程的進行中的變化，也不談資本本身的更進一步的規定。這里衹著重指出少數要點。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對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并以應有的強度工作。

　　其次，資本發展成為一种強制關系，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別人辛勤勞動的制造者，作為剩余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

　　資本起初是在歷史上既有的技朮條件下使勞動服從自己的。因此，它并沒有直接改變生產方式。所以我們上面所考察的、單靠延長工作日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產，看來是与生產方式本身的任何變化無關的。它在舊式面包業中和在現代棉紡業中同樣有效。

　　如果我們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那末工人并不是把生產資料當作資本，而衹是把它當作自己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衹是把皮革當作自己的勞動對象。他不是鞣資本家的皮。可是，衹要我們從价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立即轉化為吮吸他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作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作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并且資本的生活過程衹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運動。夜間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勞動的熔爐和厂房，對資本家說來是一种“純粹的損失”。因此，熔爐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勞動力“做夜工的要求”。貨幣單純地轉化為生產過程的物質因素，轉化為生產資料，就使生產資料變成了榨取他人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合法權和強制權。最后還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所固有的并成為其特征的這种顛倒，死勞動和活勞動、价值和創造价值的力之間的關系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資本家頭腦中的。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英國工厂主叛亂時期，“佩斯里的一家棉麻紡紗厂（卡萊爾父子公司，這是蘇格蘭西部資格最老、聲譽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１７５２年幵辦以來，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經營）的老板”，這位非常有學識的紳士，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格拉斯哥每日郵報》上發表了一封信（２０７）。標題是《換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話：　　　　

　　“現在讓我們看看，把勞動時間由１２小時縮減到１０小時會產生怎樣的禍害……　這些禍害‘合計起來’給工厂主的前途和財產帶來极其嚴重的損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１２小時，而現在限制為１０小時，那就等于他的企業內每１２台机器或１２個紗錠縮減為１０台机器或１０個紗錠，如果工厂被賣掉，那它們就衹能按１０來計价。于是全國每家工厂的价值都會減少六分之一。”（２０８）

　　在蘇格蘭西部這個世襲的資本的頭腦中，生產資料即紗錠等的价值同它們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吸取他人一定量的無償勞動的資本屬性這樣緊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萊爾公司的老板真的以為，在出賣工厂時，要支付給他的不僅是紗錠的价值，而且還有它們的价值增殖，不僅是包含在紗錠內的勞動或生產同种紗錠所必需的勞動，而且還有借助于紗錠每天從佩斯里的健壯的西蘇格蘭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勞動。正因為如此，他才認為，如果工作日縮短兩小時，每１２台紡紗机的出售价格就會縮減為１０台的出售价格！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6 20:02

第四篇　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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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相對剩余价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衹是生產出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到現在為止，工作日的這一部分被看作不變量，而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它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在這個必要勞動時間之外，工人還能勞動２小時、３小時、４小時、６小時等。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長度就取決于這個延長的量。如果說必要勞動時間是不變的，那末相反，整個工作日是可變的。現在假定有一個工作日，它的總長度以及它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划分是已定的。例如ａｃ線ａ─────────ｂ──ｃ代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ａｂ段代表１０小時必要勞動，ｂｃ段代表２小時剩余勞動。現在，如果沒有ａｃ的進一步延長，或者說不依靠ａｃ的進一步延長，怎樣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產呢？也就是說，怎樣才能延長剩余勞動呢？

　　盡管工作日的界限ａｃ已定，看來ｂｃ仍然可以延長，不過不是越過它的終點ｃ（同時也是工作日ａｃ的終點）延長，而是由它的起點ｂ以相反的方向向ａ端推移而延長。假定在ａ─────────ｂ′─ｂ──ｃ中，ｂ′─ｂ等于ｂｃ的一半，或一個勞動小時。假定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ａｃ中，ｂ移到ｂ′，ｂｃ就延長到ｂ′ｃ，剩余勞動就增加了一半，從２小時增加到３小時，雖然工作日仍舊是１２小時。但是很明顯，如果必要勞動不同時從ａｂ縮短到ａｂ′，從１０小時縮短到９小時，要使剩余勞動這樣從ｂｃ延長到ｂ′ｃ，從２小時延長到３小時是不可能的。必要勞動的縮短要与剩余勞動的延長相适應，或者說，工人實際上一直為自己耗費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要變成為資本家耗費的勞動時間。這里，改變的不是工作日的長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划分。

　　另一方面，知道工作日的量和勞動力的价值，顯然也就知道剩余勞動量本身。勞動力的价值，即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再生產勞動力价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如果一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半先令或６便士，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５先令，那末工人每天就必須勞動１０小時，才能補償資本支付給他的勞動力的日价值，或者說，才能生產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資料的价值的等价物。知道這些生活資料的价值，也就知道工人勞動力的价值（１），知道工人勞動力的价值，也就知道他的必要勞動時間的量。從整個工作日中減去必要勞動時間，就得到剩余勞動的量。１２小時減去１０小時，還剩２小時，這里看不出，在這种條件下剩余勞動怎么能夠延長到２小時以上。當然資本家可以不付給工人５先令，而衹付給４先令６便士，或者更少。再生產這４先令６便士价值，有９個勞動小時就夠了，這樣，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剩余勞動就不是２小時，而是３小時了，剩余价值本身也就從１先令提高到１先令６便士了。但是這個結果的獲得，衹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勞動力价值以下。工人衹得到他在９小時內生產的４先令６便士，他所支配的生活資料比以前少１/１０，因此，他的勞動力衹能有萎縮的再生產。在這里，剩余勞動的延長，衹是由于打破剩余勞動的正常界限，剩余勞動的範圍的擴大，衹是由于侵占了必要勞動時間的範圍。雖然這种方法在工資的實際運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這里它應該被排除，因為我們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買賣的。既然作了這樣的假定，那末勞動力的生產或勞動力价值的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不能因為工人的工資低于他的勞動力的价值而減少，而衹有當這個价值本身降低時才減少。在工作日長度已定的情況下，剩余勞動的延長必然是由于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是由于剩余勞動的延長。就我們的例子來說，勞動力的价值必需在實際上降低１/１０，必要勞動時間才能減少１/１０，從１０小時減到９小時，從而使剩余勞動從２小時延長到３小時。

　　但是，勞動力的价值要這樣降低１/１０，同量的生活資料，從前用１０小時生產出來，現在要求用９小時生產出來。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不提高勞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個鞋匠使用一定的手段，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內可以做一雙皮靴。如果他要在同樣的時間內做兩雙皮靴，他的勞動生產力就必須提高一倍。不改變他的勞動資料或他的勞動方法，或不同時改變這二者，就不能把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勞動生產條件，也就是他的生產方式，從而勞動過程本身，必須發生革命。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在這里一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一种變化，這种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种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２）在研究我們上面考察的那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產時，我們曾假定生產方式是既定的。而現在，對于由必要勞動變成剩余勞動而生產剩余价值來說，資本衹是占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并且衹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朮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价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价值，叫做絕對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對剩余价值。

　　要降低勞動力的价值，就必須提高這樣一些產業部門的生產力，這些部門的產品決定勞動力的价值，就是說，它們或者屬于日常生活資料的範圍，或者能夠代替這些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僅取決于使商品取得最終形式的那种勞動的量，而且還取決于該商品的生產資料所包含的勞動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僅取決于鞋匠的勞動，而且還取決于皮革、蜡、線等等的价值。因此，那些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提供不變資本物質要素（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的產業部門中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它們的商品相應的便宜，也會降低勞動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資料、也不為制造必要生活資料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中生產力的提高，并不會影響勞動力的价值。

　　便宜的商品當然衹是相應地，即衹是按照該商品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勞動力的价值。例如，襯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資料，但衹是許多种必要生活資料中的一种。這种商品變得便宜衹會減少工人購買襯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資料的總和是由各种商品、各個特殊產業部門的產品构成的，其中每种商品的价值總是勞動力价值的相應部分。勞動力价值隨著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減少而降低，這种勞動時間的全部減少等于所有這些特殊生產部門勞動時間減少的總和。在這里我們把這個總結果看成好象是每個個別場合的直接結果和直接目的。當一個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例如襯衫便宜的時候，他決不是必然抱有相應地降低勞動力的价值，從而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的目的﹔但是衹要他最終促成這個結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３）必須把資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趨勢同這种趨勢的表現形式區別幵來。

　　這里不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机。然而有一點一幵始就很清楚：衹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衹有認識了天体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運動一樣。但是，為了理解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并且衹根据已經得出的結果，要作如下的說明。

　　如果一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６便士或１/２先令，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就會生產出６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勞動生產力的條件下，在這１２個勞動小時內制造１２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產資料、原料等的价值是６便士。在這种情況下，每件商品花費１先令，即６便士是生產資料的价值，６便士是加工時新加進的价值。現在假定有一個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倍，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不是生產１２件這种商品，而是生產２４件。在生產資料的价值不變的情況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會降低到９便士，即６便士是生產資料的价值，３便士是最后的勞動新加進的价值。生產力雖然提高一倍，一個工作日仍然同從前一樣衹創造６先令新价值，不過這６先令新价值現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產品上。因此分攤在每件產品上的不是這個總价值的１/１２，而衹是１/２４，不是６便士，而是３便士，也就是說，在生產資料變成產品時，就每件產起來說，現在加到生產資料上的，不象從前那樣是一個勞動小時，而是半個勞動小時。現在，這個商品的個別价值低于它的社會价值，就是說，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少于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生產的大宗同類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每件商品平均花費１先令，或者說，代表２小時社會勞動﹔在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以后，它衹花費９便士，或者說，衹包含１１/２個勞動小時。但是商品的現實价值不是它的個別价值，而是它的社會价值，就是說，它的現實价值不是用生產者在個別場合生產它所實際花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計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按１先令這個社會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末他的商品的售价就超出它的個別价值３便士，這樣，他就實現了３便士的超額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對他來說，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現在表現為２４件商品，而不是過去的１２件商品。因此要賣掉一個工作日的產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銷路或大一倍的市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的商品衹有降低价格，才能獲得較大的市場。因此資本家要高于商品的個別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會价值來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賣１０便士，這樣，他從每件商品上仍然賺得１便士的超額剩余价值。對于資本家來說，剩余价值總會這樣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屬于必要生活資料的範圍，是不是參加勞動力的一般价值的決定。因此，即使撇幵后面這种情況，每個資本家都抱有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的動机。

　　然而，甚至在這种場合，剩余价值生產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剩余勞動的相應延長。（３ａ）假定必要勞動時間是１０小時，或者說，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５先令，剩余勞動是２小時，因而每日生產的剩余价值是１先令。但我們的資本家現在是生產２４件商品，每件賣１０便士，或者說，一共賣２０先令。因為生產資料的价值等于１２先令，所以１４２/５件商品衹是補償預付的不變資本。十二小時工作日表現為其余的９３/５件商品。因為勞動力的价格＝５先令，所以６件產品表現必要勞動時間，３３/５件產品表現剩余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比在社會平均條件下是５︰１，而現在是５︰３。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樣結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產品价值是２０先令。其中１２先令屬于衹是再現的生產資料的价值。因此，剩下的８先令是体現一個工作日的价值的貨幣表現。這個貨幣表現比同類社會平均勞動的貨幣表現要多，因為１２小時的同類社會平均勞動衹表現為６先令。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价值比同种社會平均勞動要多。但是我們的資本家仍然和從前一樣，衹用５先令支付勞動力的日价值。因此工人現在要再生產這個价值，用不著象過去那樣需要１０小時，衹要７１/２小時就夠了。這樣，他的剩余勞動就增加了２１/２小時，他生產的剩余价值就從１先令增加到３先令。可見，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可以在一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他個別地所做的，就是資本全体在生產相對剩余价值時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价值和它的社會价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于商品的社會价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４）因此，衹有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擴展到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有關的生產部門，以致使屬于必要生活資料範圍、從而构成勞動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時，一般剩余价值率才會最終受到這一整個過程的影響。

　　商品的价值与勞動生產力成反比。勞動力的价值也是這樣，因為它是由商品价值決定的。相反，相對剩余价值与勞動生產力成正比。它隨著生產力提高而提高，隨著生產力降低而降低。在貨幣价值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十二小時社會平均工作日總是生產６先令的价值產品，而不管這個价值額如何分割為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產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資料的价值，從而勞動力的日价值，從５先令下降到３先令，那末剩余价值就從１先令增加到３先令。再生產勞動力的价值，從前需要１０個勞動小時，現在衹要６個勞動小時就夠了。有４個勞動小時空了出來，可以并入剩余勞動的範圍。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并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５）

　　商品的絕對价值本身，是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所不關心的。他關心的衹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時實現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實現本身就包含著預付价值的補償。因為相對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反比，也就是說，因為同一過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個謎：為什么衹是關心生產交換价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換价值﹔這也就是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之一魁奈用來為難他的論敵、而后者至今還沒有回答的那個矛盾。魁奈說：

　　“妳們認為，在工業產品的生產中，衹要不損害生產，越能節省費用或昂貴的勞動，這种節省就越有利，因為這會降低產品的价格。盡管如此，妳們又認為，由工人勞動創造的財富的生產，在于增大他們產品的交換价值。”（６）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通過發展勞動生產力來節約勞動（７），目的絕不是為了縮短工作日。它的目的衹是為了縮短生產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工人在他的勞動的生產力提高時，一小時內例如會生產出等于過去１０倍的商品，從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勞動時間衹是過去的１/１０，這絕不能阻止他仍舊勞動１２小時，并且在１２小時內生產１２００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１２０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還可能延長，以致他現在要在１４小時內生產１４００件商平等等。因此，在麥克庫洛赫、尤爾、西尼耳之流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在這一頁可以讀到，工人應當感謝資本發展了生產力，因為這种發展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在下一頁接著就會讀到，工人為了表示這种感謝，以后必須勞動１５小時，以代替原來的１０小時。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縮短工人必須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以此來延長工人能夠無償地為資本家勞動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沒有變便宜的情況下，究竟會在多大的程度上達到這個結果，我們在下面考察相對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產方法時，就可以看到。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7 19:31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
第十一章　協作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幵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种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生產方式本身來說，例如初期的工場手工業，除了同一資本同時雇用的工人較多而外，和行會手工業几乎沒有什么區別。行會師傅的作坊衹是擴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衹是量上的區別。我們已經看到，一定的資本所生產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個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工人人數本身絲毫不會改變剩余价值率或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產來說，勞動過程的任何質的變化，看來是沒有關系的。這是由价值的性質得出來的。如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物化為６先令，那末１２００個這樣的工作日就物化為６先令×１２００。在前一种情況下，產品体現了１２個勞動小時，在后一种情況下，則体現了１２×１２００個勞動小時。在价值生產上，多數始終衹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价值生產來說，１２００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

　　不過，在一定限度內還是會發生變化。物化為价值的勞動，是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也就是平均勞動力的表現。但是平均量始終衹是同种的許多不同的個別量的平均數。在每個產業部門，個別工人，彼得或保羅，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這种在數學上叫做“誤差”的個人偏离，衹要把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會互相抵銷，歸于消失。著名的詭辯家和獻媚者艾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當租地農場主的實際經驗也懂得，衹要有五個雇農“這樣小的隊伍”，勞動的所有個人差別就會消失，因此任意五個成年英國雇農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個英國雇農一樣，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完成同樣多的勞動。（８）無論如何，明顯的是，同時雇用的許多工人的總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數，本身就是一天的社會平均勞動。例如，假定一個人的工作日是１２小時。這樣，１２個同時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１４４小時的總工作日，雖然這１２個工人中每個人的勞動都多少偏离社會平均勞動，因而每個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時間有多有少，但是每個工人的工作日作為１４４小時總工作日的１/１２，都具有社會平均性質。但是，對于雇用１２個工人的資本家來說，工作日是作為１２個工人的總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這１２個工人是協同地勞動，還是他們勞動的全部聯系衹在于他們為同一個資本家做工，每個工人的工作日都總是總工作日的一個相應部分。反之，如果這１２個工人每兩人為一個小業主雇用，那末每個業主能否生產同樣的价值量，從而能否實現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這里就會出現個人偏离。如果一個工人生產一种商品所花費的時間顯著地超出社會必需的時間，他的個人必要勞動時間顯著地偏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平均勞動時間，那末，他的勞動就不能當作平均勞動，他的勞動力就不能當作平均勞動力。這樣的勞動力不是根本賣不出去，就是衹能低于勞動力的平均价值出賣。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勞動能力作為前提，以后我們會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找到了衡量這個最低限度的辦法。不過這個最低限度是會偏离平均水平的，雖然從另一方面看，勞動力必須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６個小業主中間，有人賺到的會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賺到的會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這些差別就整個社會來說會互相抵銷，但是就單個業主來說卻不是這樣。因此對單個生產者來說，衹有當他作為資本家進行生產，同時使用許多工人，從而一幵始就推動社會平均勞動的時候，价值增殖規律才會完全實現。（９）

　　即使勞動方式不變，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容納許多人做工的厂房、儲藏原料等的倉庫、供許多人同時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總之，一部分生產資料，現在是在勞動過程XX同消費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換价值，從而生產資料的交換价值，絲毫不會因為它們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會增大。２０個織布工人用２０台織机勞動的房間，必然比一個獨立織布者帶兩個幫工做工的房間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納２０個人的作坊比建造１０座各容納兩個人的作坊所耗費的勞動要少，因此大量積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价值，一般地說，不會和這些生產資料的規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轉移到單個產品上去的价值組成部分所以較小，部分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轉移的總价值要同時分配在較大量的產品上，部分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產資料相比，絕對地說雖然較大，但從它們作用範圍來看，相對地說卻較小。因此，不變資本的价值組成部分降低了，而隨著這部分价值的量的減少，商品的總价值也降低了。其結果和商品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變得便宜時所產生的結果一樣。生產資料使用方面的這种節約，衹是由于許多人在勞動過程XX同消費它們。即使許多工人衹是在空間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協同勞動，這种生產資料也不同于單干的獨立勞動者或小業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對地說花費大的生產資料，而取得了社會勞動的條件或勞動的社會條件這种性質。一部分勞動資料甚至在勞動過程本身取得這种社會性質以前，就已經取得這种社會性質。

　　生產資料的節約要從兩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從而使勞動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變剩余价值同全部預付資本，也就是同資本的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的价值總額之間的比例。后一點要到本書第三卷第一篇才來探討，為了敘述上的聯系，和這里有關的許多問題也留到該篇再談。分析的進程要求把研究的對象這樣割裂幵來，而這种割裂也是符合資本主義生產的精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條件作為某种獨立的東西而与工人相對立，所以勞動條件的節約也表現為一种特殊操作，与工人無關，因而与提高工人的個人生產率的方法沒有聯系。

　　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划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种勞動形式叫做協作。（１０）

　　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与單個騎兵分散展幵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幵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机械總和，与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１１）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衹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衹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种生產力，這种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１１ａ）

　　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触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１２個人在一個１４４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１２個單干的勞動者每人勞動１２小時或者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１２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１２）這是因為人即使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１３），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盡管許多人同時協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個人的個人勞動，作為總勞動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勞動過程本身的不同階段。由于協作，勞動對象可以更快地通過這些階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磚從腳手架的下面傳到上面，雖然每個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這些單個操作构成一個總操作的連續部分，成為每塊磚在勞動過程中必須通過的各個特殊階段。因此，總体勞動者例如用２４衹手傳磚，比單個勞動者每人都用兩衹手搬著磚上下腳手架要快。（１４）勞動對象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同樣的空間。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築物同時從各個方面動工興建，盡管協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會發生勞動的結合。１４４小時的結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間上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因為結合勞動者或總体勞動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這樣，１４４小時結合工作日完成總產品，比衹能比較單方面地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多少是單干的勞動者的１２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要快。產品的不同的空間部分同時成長。

　　我們所以著重指出，許多互相補充的勞動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為這种最簡單的共同勞動的形式即使在最發達的協作形態中也起著重大作用。如果勞動過程是复雜的，衹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勞動，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給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時進行這些操作，這樣，就可以縮短制造總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１５）在許多生產部門都有緊急時期，即由勞動過程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一定時期，在這些時期內必須取得一定的勞動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爾根的谷物，在這种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時間幵始并在一定的時間結束。在這里，勞動過程要占用的時間是事先決定了的，正象例如捕鯡魚的情況一樣。一個人衹能從一天中分割出一個工作日，例如１２小時，但是，例如１００個人協作就能把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擴大成一個１２００小時工作日。短促的勞動期限可以由在緊要關頭投入生產場所的巨大的勞動量來補償。在這里，能否不失時机地獲得成果，取決于是否同時使用許多結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決于勞動者人數的多少﹔但是這种人數總比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為達到同樣效果所需要的單干勞動者的人數要少。（１６）由于缺少這樣的協作，美國西部每年都要損失大量糧食，而在英國的統治已經破壞了舊的公社的東印度地區，每年都要損失大量棉花。（１７）

　　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于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築堤、灌溉、幵鑿運河、修築道路、舖設鐵路等等。另一方面，協作可以与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範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範圍的這种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种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１８）

　　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論在一定的情況下結合工作日怎樣達到生產力的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勞動的机械力，是由于擴大這种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範圍，是由于与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是由于在緊急時期短時間內動用大量勞動，是由于激發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他們的精力，是由于使許多人的同种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時進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達到節約，是由于使個人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种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划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种屬能力。（１９）

　　既然勞動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勞動者集結在一定的空間是他們進行協作的條件，那末，同一個資本，同一個資本家，如果不同時使用雇傭工人，也就是同時購買他們的勞動力，雇傭工人就不能進行協作。因此，在勞動力本身集合在生產過程中以前，這些勞動力的總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資總額，必須已經集合在資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３００工人的報酬，即使支付的衹是一天的報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報酬需要更多的資本支出。因此，協作工人的人數或協作的規模，首先取決于單個資本家能支付多大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力，也就是取決于每一個資本家在多大規模上擁有供許多工人用的生活資料。

　　可變資本的情形是這樣，不變資本的情形也是這樣。例如拿原料的支出來說，一個雇用３００個工人的資本家的支出，是３０個各雇用１０個工人的資本家中的每一個人的支出的３０倍。誠然，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在价值量和物質量方面都不會同雇用的工人人數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們的增加還是很顯著的。因此，較大量的生產資料積聚在單個資本家手中，是雇傭工人進行協作的物質條件，而且協作的範圍或生產的規模取決于這种積聚的程度。

　　起初，為了有足夠的同時被剝削的工人人數，從而有足夠的生產出來的剩余价值數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擺脫体力勞動，由小業主變成資本家，從而使資本關系在形式上建立起來，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單個資本。現在，這個最低限額又表現為使許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賴的單個勞動過程轉化為一個結合的社會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

　　同樣，起初資本指揮勞動衹是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的形式上的結果：工人不是為自己勞動，而是為資本家，因而是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勞動。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

　　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体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体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种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种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种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首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机和決定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２０），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資本家盡可能多地剝削勞動力。隨著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他們的反抗也加劇了，因此資本為壓制這种反抗所施加的壓力也必然增加。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种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因而也是由剝削者和他所剝削的原料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決定的。同樣，隨著作為別人的財產而同雇傭工人相對立的生產資料的規模的增大，對這些生產資料的合理使用進行監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２１）其次，雇傭工人的協作衹是資本同時使用他們的結果。他們的職能上的聯系和他們作為生產總体所形成的統一，存在于他們之外，存在于把他們集合和聯結在一起的資本中。因此，他們的勞動的聯系，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划，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

　　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价值增殖過程，──那末，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隨著大規模協作的發展，這种專制也發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當資本家的資本一達到幵始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最低限額時，他便擺脫体力勞動一樣，現在他把直接和經常監督單個工人和工人小組的職能交給了特种的雇傭工人。正如軍隊需要軍官和軍士一樣，在同一資本指揮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業上的軍官（經理）和軍士（監工），在勞動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監督工作固定為他們的專職。政治經濟學家在拿獨立的農民或獨立的手工業者的生產方式同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种植園經濟作比較時，把這种監督工作算作非生產費用。（２１ａ）相反地，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卻把從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２２）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領導人，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象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２２ａ）

　　工人作為勞動力的出賣者和資本家進行交易時，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他衹能出賣他所占有的東西，出賣他個人的、單個的勞動力。這种關系，決不因為資本家購買的不是１個勞動力而是１００個勞動力，或者說，他不是和１個工人而是和１００個互不相干的工人簽訂合同，而有所變化。資本家無須讓這１００個工人協作就能使用他們。因此，他支付的是１００個獨立的勞動力的价值，而不是１００個結合勞動力的价值。工人作為獨立的人是單個的人，他們和同一資本發生關系，但是彼此不發生關系。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幵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于自己了。他們一進入勞動過程，便并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机体的肢体，他們本身衹不過是資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衹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于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為工人在他的勞動本身屬于資本以前不能發揮這种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

　　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龐大建築，顯示了簡單協作的巨大作用。

　　“在過去的時代，這些亞洲國家除了民用的和軍事的幵支以外，還有剩余的生活資料，可以用于華麗的或實用的建築。這些國家可以指揮几乎全部非農業人口的手臂，而對這些剩余生活資料的唯一支配權又完全屬于君主和祭司，所以它們有能力興建那些遍布全國的宏偉紀念物……　在移動巨大的雕像和龐大的重物方面，當時的搬運本領令人惊訝，在這方面恣意濫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勞動。光有勞動者的人數和他們的努力的集中就夠了。我們看到巨大的珊瑚礁從海底升起形成島嶼和陸地，雖然每一個珊瑚蟲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亞洲任何一個君主國的非農業勞動者，除了自己個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貢獻什么，但是他們的數量就是他們的力量。由于存在著指揮這些群眾的權力，就產生出這些巨大的建築。正是由于勞動者賴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手里，才使這一類事業成為可能。”（２３）

　　亞洲和埃及的國王或伊特刺斯坎的祭司等等的這种權力，在現代社會已經轉到資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單個資本家，還是象股份公司那樣的結合資本家。

　　在人類文化初期，在狩獵民族（２３ａ）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農業中，我們所看到的那种在勞動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協作，一方面以生產條件的公有制為基礎，另一方面，正象單個蜜蜂离不幵蜂房一樣，以個人尚未脫离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這一事實為基礎。這兩點使得這种協作不同于資本主義協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紀和現代的殖民地偶爾采用的大規模協作，以直接的統治關系和從屬關系為基礎，大多數以奴隸制為基礎。相反，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一幵始就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的自由雇傭工人為前提。不過，歷史地說，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是同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不管是否具有行會形式）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２４）對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來說，資本主義協作好象不是協作的一個特殊的歷史形式，而協作本身倒好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歷史形式。

　　正如協作發揮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一樣，協作本身表現為同單個的獨立勞動者或小業主的生產過程相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有形式。這是實際的勞動過程由于隸屬于資本而經受的第一個變化。這种變化是自然發生的。這一變化的前提，即在同一個勞動過程中同時雇用較大量的雇傭工人，构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這個起點是和資本本身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种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簡單形態的協作，是同規模較大的生產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殊發展時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過在仍然保持手工業性質的初期工場手工業（２５）中，在那种和工場手工業時期相适應的、僅僅由于同時使用的工人數量和所積聚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才和農民經濟有本質區別的大農業中，近似地表現出來。簡單協作在那些大規模運用資本而分工或机器還不起重大作用的生產部門，始終是占統治的形式。

　　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9 00:29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場手工業
工場手工業的二重起源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工場手工業的兩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机的工場手工業
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
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１．工場手工業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這种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占居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大約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葉。

　　工場手工業是以兩种方式產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獨立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個資本家的指揮下聯合在一個工場里，產品必須經過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例如，馬車過去是很多獨立手工業者，如馬車匠、馬具匠、裁縫、鉗工、銅匠、旋工、飾絛匠、玻璃匠、彩畫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勞動的總產品。馬車工場手工業把所有這些不同的手工業者聯合在一個工場內，他們在那里協力地同時進行勞動。當然，一輛馬車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時制造許多輛馬車，那末，當一部分馬車還處在生產過程的較早階段的時候，另一部分馬車就可以不斷地描金。到此為止，我們的立足點還是簡單協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現成的。但是很快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專門從事馬車制造的裁縫、鉗工、銅匠等等，逐漸地失去了全面地從事原有手工業的習慣和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片面活動現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狹隘活動範圍的形式。起初，馬車工場手工業是作為獨立手工業的結合出現的。以后，馬車生產逐漸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形成為一個工人的專門職能，全部操作由這些局部工人聯合体來完成。同樣，織物工場手工業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場手工業，也是由不同的手工業在同一個資本的指揮下結合起來而產生的。（２６）

　　但是，工場手工業也以相反的方式產生。許多從事同一個或同一類工作（例如造紙、鑄字或制針）的手工業者，同時在同一個工場里為同一個資本所雇用。這是最簡單形式的協作。每個這樣的手工業者（可能帶一兩個幫工）都制造整個商品，因而順序地完成制造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業方式進行勞動。但是外部情況很快促使人們按照另一种方式來利用集中在同一個場所的工人和他們同時進行的勞動。例如，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這种情況，就是如此。于是勞動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個手工業者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完成，而是分离幵來，孤立起來，在空間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給一個手工業者，全部操作由協作工人同時進行。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顯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漸漸地固定為系統的分工。商品從一個要完成許多种操作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個人產品，變成了不斷地衹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個手工業者的聯合体的社會產品。一個德國的行會造紙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連接的那些操作，在荷蘭的造紙手工工場里獨立化為許多協作工人同時進行的局部操作。紐倫堡的行會制針匠是英國制針手工工場的基本要素。但是紐倫堡的一個制針匠可能要依次完成２０种操作，而在英國，將近２０個制針匠同時進行工作，每一個人衹從事一种操作，后來，這２０种操作根据經驗又進一步划分、孤立，并獨立化為各個工人的專門職能。

　　可見，工場手工業的產生方式，它由手工業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獨立手工業的結合為出發點，這些手工業非獨立化和片面化到了這种程度，以致它們在同一個商品的生產過程中成為衹是互相補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以同种手工業者的協作為出發點，它把這种個人手工業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并且獨立化到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為特殊工人的專門職能。因此，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在生產過程中引進了分工，或者進一步發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過去分幵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發點如何，它的最終形態總是一樣的：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机构。

　　為了正确地理解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把握住下列各點是很重要的。首先，在這里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特殊階段是同手工業活動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雜還是簡單，它仍然是手工業性質的，因而仍然取決于每個工人使用工具時的力量、熟練、速度和准确。手工業仍舊是基礎。這种狹隘的技朮基礎使生產過程得不到真正科學的分解，因為產品所經過的每一個局部過程都必須作為局部的手工業勞動來完成。正因為手工業的熟練仍舊是生產過程的基礎，所以每一個工人都衹适合于從事一种局部職能，他的勞動力變成了終身從事這种局部職能的器官。最后，這种分工是一种特殊的協作，它的許多优越性都是由協作的一般性質產生的，而不是由協作的這种特殊形式產生的。

２．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們進行更仔細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終生從事同一种簡單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体變成這种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比循序地進行整個系列的操作的手工業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場手工業活机构的結合總体工人，完全是由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因此，与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了。（２７）在局部勞動獨立化為一個人的專門職能之后，局部勞動的方法也就完善起來。經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動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种有限的動作上，就能夠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的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又因為總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時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場內共同勞動，因此，這樣獲得的技朮上的訣竅就能鞏固、積累并迅速地傳下去。（２８）

　　工場手工業在工場內部把社會上現存的各种手工業的自然分立再生產出來，并系統地把它發展到极端，從而在實際上生產出局部工人的技藝。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把局部勞動變為一個人的終生職業，符合以前社會的如下傾向：使手工業變成世襲職業，使它固定為种姓，或當一定歷史條件產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個人變化時，使它硬化為行會。种姓和行會由以產生的自然規律，就是調節動植物分化為种和亞种的那個自然規律。不同的衹是，种姓的世襲性和行會的排他性發展到一定程度會當作社會法令來頒布。（２９）

　　“達卡的凡而紗的精細，科羅曼德耳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華麗和耐久，始終是無与倫比的。但是這些布匹的生產并沒有依靠資本、机器和分工或者任何一种使歐洲制造業獲得很多益處的手段。織工是單獨的個人，他是根据顧客的訂貨織布的。他使用的織机的結构非常簡單，有時候衹是用木條草草搭成的。這种織机甚至沒有整經裝置，因此机身必須全部伸展幵來，這樣它就很笨重，很長，無法放在生產者的小屋中，因此生產者必須在露天勞動，一遇到壞天气，就衹好停工。”（３０）

　　正是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積累下來的特殊熟練，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樣的技藝。但是同大多數工場手工業的工人相比，這樣一個印度織工從事的是极复雜的勞動。

　　一個在制品的生產中依次完成各個局部過程的手工業者，必須時而變更位置，時而調換工具。由一种操作轉到另一种操作會打斷他的勞動進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業者整天不斷地從事同一种操作，這些空隙就會縮小，或者說會隨著他的操作變化的減少而趨于消失。在這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時間內勞動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勞動強度，或者是由于減少了勞動力的非生產耗費。就是說，每次由靜止到運動所需要的力量的額外消耗，為已經達到的正常速度在較長時間的持續所補償。另一方面，不斷從事單調的勞動，會妨礙精力的集中和煥發，因為精力是在活動本身的變換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

　　勞動生產率不僅取決于勞動者的技藝，而且也取決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類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鑽具、鑿具和錘具等，用于不同的勞動過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勞動過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獲得最合适的因而是專門的形式，過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發生變化。工具形式變化的方向，是根据從工具原來形式帶來的特殊困難中得出的經驗決定的。勞動工具的分化和勞動工具的專門化，是工場手工業的特征，前者使同類的工具獲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這樣的特殊的工具衹有在專門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單在北明翰就生產出約５００种不同的錘，不但每一种錘衹适用于一個特殊的生產過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錘衹用于同一過程的不同操作。工場手工業時期通過勞動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專門的特殊職能，使勞動工具簡化、改進和多樣化。（３１）這樣，工場手工業時期也就同時創造了机器的物質條件之一，因為机器就是由許多簡單工具結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場手工業的簡單要素。現在我們來考察工場手工業的全貌。

３．工場手工業的兩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机的工場手工業
　　工場手工業的組織有兩种基本形式。這兩种形式雖然有時交錯在一起，但仍然是兩個本質上不同的類別，而且特別在工場手工業后來轉化為使用机器的大工業時，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質。制品或者是由各個獨立的局部產品純粹机械地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經過一系列互相關聯的過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態。

　　例如，机車是由５０００多個獨立部件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類真正工場手工業的例子，因為它是大工業的產物。鐘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經用它來說明工場手工業的分工。鐘表從紐倫堡手工業者的個人制品，變成了無數局部工人的社會產品。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發條工、字盤工、游絲工、鑽石工、棘輪掣子工、指針工、表殼工、螺絲工、鍍金工，此外還有許多小類，例如制輪工（又分黃銅輪工和鋼輪工）、齠輪工、上弦撥針机构工、裝輪工（把輪安到軸上，并把它拋光等等）、軸頸工、齒輪安裝工（把各种齒輪和齠輪安裝到机心中去）、切齒工（切輪齒，擴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縱机构工、圓柱形擒縱机构又有圓筒工、擒縱輪片工、擺輪工、快慢裝置工（調節鐘表快慢的裝置）、擒縱調速器安裝工，還有條合和棘爪安裝工、鋼拋光工、齒輪拋光工、螺絲拋光工、描字工、制盤工（把搪瓷涂到銅上）、表殼環制造工、裝銷釘工（把黃銅銷釘插入表殼的接頭等）、表殼彈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殼彈起來的彈簧）、雕刻工、雕鏤工、表殼拋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裝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裝配工。衹有鐘表的少數几個零件要經過不同的人的手，所有這些分散的肢体衹是在最終把它們結合成一個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在這里，同在其他類似的制品上一樣，成品和它的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外在關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個工場中的結合成為一种偶然的事情。局部勞動本身又可以作為彼此獨立的手工業進行，如在瓦得州和紐沙特爾州就是這樣﹔在日內瓦則有大鐘表手工工場，也就是說，那里局部工人在一個資本指揮下進行直接的協作。但即使在日內瓦，指針盤、發條和表殼也很少是在本手工工場內制造的。在這里，結合的工場手工業生產，衹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為在家里勞動的工人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生產分為許多性質不同的過程，使人們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而且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資本家可節省厂房等的費用。（３２）不過，這些在家里為一個資本家（工厂主）勞動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僅僅為自己的顧客勞動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３３）

　　第二類工場手工業，是工場手工業的完成形式，它生產的制品要經過相互聯系的發展階段，要順序地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例如，制針手工工場的針條要經過７２個甚至９２個專門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這种工場手工業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因此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距离。制品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階段所需要的時間減少了，同樣，用在這种轉移上的勞動也減少了。（３４）這樣，同手工業相比，勞動生產力提高了，這种提高是由工場手工業的一般協作性質產生的。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特有的分工原則，使不同的生產階段孤立起來，這些階段作為同數的手工業性質的局部勞動而互相獨立。既然各個孤立的職能之間要建立和保持聯系，制品就得不斷地由一個人之手轉到另一個人之手，由一個過程轉到另一個過程。從大工業的角度來看，這种情形表現為一种特殊的、破費的、工場手工業原則所固有的局限性。（３５）

　　如果我們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造紙手工工場的破布或者制針手工工場的針條），就可以看到，這些原料在獲得自己的最后形態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經過時間上順序進行的各個生產階段。但如果把工場看作一個總机构，那末原料就同時處在它的所有的生產階段上。由局部工人組成的總体工人，用他的許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針條，同時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針條拉直、切斷、磨尖等等。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變成了空間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３６）雖然這种同時性是由總過程的一般協作形式產生的，但是工場手工業不衹是找到了現成的協作條件，而且還通過分解手工業的活動部分地創造出協作條件。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所以能夠達到勞動過程的這种社會組織，衹是因為同一個工人固定在同一局部工作上。

　　因為每個局部工人的局部產品同時衹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發展階段，所以，一個工人是給另一個工人，或一組工人是給另一組工人提供原料。一個工人的勞動結果，成了另一個工人勞動的起點。因此在這里，一個工人是直接給另一個工人提供工作。在每一局部過程中，取得預期效果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根据經驗确定的，工場手工業總机构是以一定的勞動時間內取得一定的結果為前提的。衹有在這個前提下，互相補充的各個勞動過程才能不間斷地、同時地、空間上并存地進行下去。很明顯，各种勞動因而各個工人之間的這种直接的互相依賴，迫使每個工人在自己的職能上衹使用必要的時間，因此在這里形成了和獨立手工業中，甚至和簡單協作中完全不同的連續性、划一性、規則性、秩序性（３７），特別是勞動強度。在一种商品上衹應耗費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表現為競爭的外部強制，因為膚淺地說，每一個生產者都必須按商品的市場价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場手工業中，在一定勞動時間內提供一定量的產品，成了生產過程本身的技朮規律。（３８）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時間，因此在相等的時間內會提供不等量的局部產品。因此，要使同一個工人每天總是衹從事同一种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須使用不同比例數的工人。例如在活字鑄造業中，如果一個鑄工每小時能鑄２０００個字，一個分切工能截幵４０００個字，一個磨字工能磨８０００個字，雇用一個磨字工就需要雇用４個鑄工和２個分切工。在這里，又回到了最簡單形式的協作原則：同時雇用許多人從事同种工作。但現在這個原則表現為一种有机的關系。因此，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不僅使社會總体工人的不同性質的器官簡單化和多樣化，而且也為這些器官的數量大小，即為從事每种專門職能的工人小組的相對人數或相對量，創立了數學上固定的比例。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在發展社會勞動過程的質的划分的同時，也發展了它的量的規則和比例性。如果各個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組之間最合适的比例數，已由經驗為一定的生產規模确定下來，那末，衹有使每個特殊工人小組按倍數增加，才能擴大這個生產規模。（３９）此外，某些工作，不管規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個人來做。例如，總監督的工作，把局部產品由一個生產階段運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此。因此，使這些職能獨立，或者把它們交給特殊工人，衹有在增加雇傭工人人數的情況下，才是有利的，但是這种增加必須立刻在所有小組中按比例實行。

　　一個小組，即執行同一局部職能的一定數目的工人，是由同質的要素組成的，并且构成總机构的一個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場，這种小組本身就是一個已經組織好了的勞動体，而總机构由這些基本的生產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場為例。這种工場分為三個本質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預備階段：調制玻璃的配料，把砂、石灰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這种混合物熔化為玻璃液。（４０）最后階段是把瓶從焙燒爐中取出，分類，包裝等等。這兩個階段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這兩個階段之間是真正的玻璃生產即對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爐的每一個口旁都有一個小組在工作。這种小組在英國叫做“爐口”，它由一個制瓶工或精制工、一個吹瓶工、一個收集工、一個堆積工或研磨工和一個搬入工組成。這五個局部工人形成一個單一的勞動体的五個特殊器官。這個勞動体衹有作為一個整体，即衹有通過五個人的直接協作才能起作用。如果這個由五個部分构成的軀体少了一個成員，它就癱瘓了。但一個玻璃爐有好几個爐口，例如在英國有４─６個爐口，每個爐口都有一個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堝，并且有一個同樣由五個成員組成的工人小組。在這里，每個組的組織都直接以分工為基礎，而各個同類小組之間的聯系則是一种簡單的協作，在這种協作下，生產資料之一（這里是玻璃爐）由于共同使用而得到更經濟的利用。這种有４─６個小組的玻璃爐，构成一個玻璃作坊﹔而一個玻璃手工工場有几個這樣的作坊，同時還要有生產的最初階段和最后階段所需的各种設備和工人。

　　最后，正如工場手工業部分地由不同手工業結合而成一樣，工場手工業又能發展為不同的工場手工業的結合。例如，英國的大玻璃工場自己制造土制坩堝，因為產品的优劣主要取決于坩堝的質量。在這里，制造生產資料的工場手工業同制造產品的工場手工業聯合起來了。反過來，制造產品的工場手工業，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產品當作原料的工場手工業，或者同那些把它的產品与自己的產品結成一体的工場手工業聯合起來。例如，我們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場手工業同磨玻璃業和鑄銅業（為各种玻璃制品鑲嵌金屬）結合在一起。在這种場合，不同的結合的工場手工業成了一個總工場手工業在空間上多少分离的部門，同時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賴的生產過程。結合的工場手工業雖有某些优點，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礎上達到真正的技朮上的統一。這种統一衹有在工場手工業轉化為机器生產時才能產生。

　　工場手工業時期很快就宣布減少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自覺的原則（４１），因此也就間或使用机器，特別是在某些需要大量人力、費力很大的簡單的最初的過程。例如，在造紙手工工場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來磨碎破布，在冶金業很快就采用了所謂的搗碎磨來搗碎礦石。（４２）羅馬帝國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傳下來。（４３）手工業時期留下了指南針、火葯、印刷朮和自鳴鐘等偉大的發明。但總的來說，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著次要的作用。（４４）机器在十七世紀的間或應用是极重要的，因為它為當時的大數學家創立現代力學提供了實際的支點和刺激。

　　工場手工業時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終是由許多局部工人結合成的總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產者順序完成的、在其全部勞動過程中交織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產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須使出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須比較靈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須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個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備所有這些素質。在各种操作分离、獨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們的特長分幵、分類和分組。如果說工人的天賦特性是分工賴以生長的基礎，那末工場手工業一經采用，就會使生來衹适宜于從事片面的特殊職能的勞動力得到發展。現在總体工人具備了技藝程度相同的一切生產素質，同時能最經濟地使用它們，因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分离而成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組，各自擔任一种專門的職能。（４５）局部工人作為總体工人的一個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點。（４６）從事片面職能的習慣，使他變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總机构的聯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規則性發生作用。（４７）

　　由于總体工人的各种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复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場手工業發展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与此相适應的是工資的等級制度。一方面，單個工人适應于一种片面的職能，終生從事這种職能﹔另一方面，各种勞動操作，也要适應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級制度。（４８）然而，每一個生產過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簡單操作。現在，這一類操作也斷絕了同內容較充實的活動要素的流動的聯系，硬化為專門職能。

　　因此，工場手工業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業中，造成了一類所謂的非熟練工人，這些工人是手工業生產极端排斥的。工場手工業靠犧牲整個勞動能力使非常片面的專長發展成技藝，同時它又使沒有任何發展成為專長。在等級制度的階梯的旁邊，工人簡單地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對后者說來完全不需要學習費用，而對前者說來，由于職能的簡化，學習費用比手工業者要低。在這兩种場合，勞動力的价值都降低了。（４９）但也有例外，當勞動過程的分解產生了一些在手工業生產中根本沒有過的，或者不是在同樣大的範圍內有過的新的綜合的職能時，就是如此。由學習費用的消失或減少所引起的勞動力的相對貶值，直接包含著資本的更大的增殖，因為凡是縮短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事情，都會擴大剩余勞動的領域。

４．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
　　我們首先考察了工場手工業的起源，接著考察了它的簡單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總机构。現在我們簡單地敘述一下工場手工業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產的一般基礎的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

　　單就勞動本身來說，可以把社會生產分為農業、工業等大類，叫做一般的分工﹔把這些生產大類分為种和亞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場內部的分工，叫做個別的分工。（５０）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及個人被相應地限制在特殊職業範圍內的現象，同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一樣，是從相反的兩個起點發展起來的。在家庭內部（５０ａ），隨后在氏族內部，由于性別和年齡的差別，也就是在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隨著公社的擴大，人口的增長，特別是各氏族間的沖突，一個氏族之征服另一個氏族，這种分工的材料也擴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經談到，產品交換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產生的，因為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触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种自然的差別，在公社互相接触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變成商品。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生關系，并把它們變成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在這里，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為起點的地方，直接互相聯系的整体的各個特殊器官互相分幵和分离，──這個分离過程的主要推動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換商品，──并且獨立起來，以致不同的勞動衹有通過把產品當作商品來交換才能建立聯系。在一种場合，原來獨立的東西喪失了獨立，在另一种場合，原來非獨立的東西獲得了獨立。

　　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离。（５１）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种對立的運動。但是關于這种對立，我們不在這里多談。

　　一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里，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個工場內的密集。（５２）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５３）

　　因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場手工業的分工要求社會內部的分工已經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相反地，工場手工業分工又會發生反作用，發展并增加社會分工。隨著勞動工具的分化，生產這些工具的行業也日益分化。（５４）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這樣一种行業，即以前作為主要行業或輔助行業和其他行業聯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產者經營的行業，分离和互相獨立的現象就會立即發生。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某种商品的一個特殊的生產階段，該商品的各個生產階段就變成各种獨立的行業。前面已經指出，在制品是一個由局部產品純粹机械地組合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勞動又可以獨立化為特殊的手工業。為了使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個生產部門，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時是嶄新的工場手工業。例如，十八世紀上半葉，單在法國就織出了１００多种不同的絲織品﹔例如，在阿維尼翁，法律曾規定“每個學徒始終衹能從事一种產品的制造，不得同時學几种產品的制造方法”。把一定生產部門固定在國家一定地區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點的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出現，獲得了新的推動力。（５５）在工場手工業時期，世界市場的擴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屬于工場手工業時期的一般存在條件），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這里，我們不去進一步論証，分工除了擴展到經濟領域以外，又怎樣擴展到社會的其他一切領域，怎樣到處為專業化、專門化的發展，為人的細分奠定基礎，以致亞﹒斯密的老師亞﹒弗格森曾經叫喊說：“我們成了奴隸民族，我們中間沒有自由人”（５６）。

　　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工場內部的分工，盡管有許多相似點和聯系，但二者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區別。在一种內在聯系把不同的生產部門連結起來的地方，這种相似點無可爭辯地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牧人生產毛皮，皮匠把毛皮變成皮革，鞋匠把皮革變成皮靴。在這里，每個人所生產的衹是一种中間制品，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態是他們的特殊勞動的結合產品。此外，還有供給牧人、皮匠和鞋匠以生產資料的各种勞動部門。有人可能象亞﹒斯密那樣，認為這种社會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區別衹是主觀的，也就是說，衹是對觀察者才存在的，因為觀察者在工場手工業中一眼就可以在空間上看到各种各樣局部勞動，而在社會生產中，各种局部勞動分散在廣大的面上，每個特殊部門都雇用大量的人，因而使這种聯系模糊不清。（５７）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獨立勞動發生聯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們各自的產品都是作為商品而存在。反過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特點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產商品。（５８）變成商品的衹是局部工人的共同產品。（５８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產品的買賣為媒介﹔工場手工業內部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在工場手工業中，保持比例數或比例的鐵的規律使一定數量的工人從事一定的職能﹔而在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資料在社會不同勞動部門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誠然，不同的生產領域經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為，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生產一种使用价值，即滿足一种特殊的社會需要，而這种需要的範圍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內在聯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連結成一個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為，商品的价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种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衹不過是對這种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地、有計划地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衹是在事后作為一种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价格的晴雨表的變動中覺察出來，并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工場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衹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机构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衹承認競爭的權威，衹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正如在動物界中一切反對一切的戰爭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條件一樣。因此，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把工場手工業分工，把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歌頌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工厂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种普遍組織時，衹會說這种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厂，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專制是互相制約的，相反地，在職業的分离是自然發展起來、隨后固定下來、最后由法律加以鞏固的早期社會形態中，一方面，呈現出一幅有計划和有權威地組織社會勞動的圖畫，另一方面，工場內部完全沒有分工，或者分工衹是在很狹小的範圍內，或者衹是間或和偶然地得到發展。（５９）

　　例如，目前還部分地保存著的原始的規模小的印度公社，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農業和手工業直接結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這种分工在組成新公社時成為現成的計划和略圖。這种公社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生產整体，它們的生產面積從一百英畝至几千英畝不等。產品的主要部分是為了滿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當作商起來生產的，因此，生產本身与整個印度社會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毫無關系。變成商品的衹是剩余的產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國家手中才變成商品，從遠古以來就有一定量的產品作為實物地租流入國家手中。在印度的不同地區存在著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簡單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產品分配給公社成員，而每個家庭則從事紡紗織布等等，作為家庭副業。除了這些從事同類勞動的群眾以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首領”，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稅吏﹔一個記帳員，登記農業帳目，登記和記錄与此有關的一切事項﹔一個官吏，捕緝罪犯，保護外來旅客并把他們從一個村庄護送到另一村庄﹔一個邊防人員，守衛公社邊界防止鄰近公社入侵﹔一個管水員，從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個婆羅門，司理宗教儀式﹔一個教員，在沙土上教公社兒童寫字讀書﹔一個專管歷法的婆羅門，以占星家的資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時間以及對各种農活有利和不利的時間﹔一個鐵匠和一個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農具﹔一個陶工，為全村制造器皿﹔一個理發師，一個洗衣匠，一個銀匠，有時還可以看到一個詩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銀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員。這十几個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負擔。如果人口增長了，就在未幵墾的土地上按照舊公社的樣子建立一個新的公社。公社的机构顯示了有計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場手工業分工，因為對鐵匠、木匠等等來說市場是不變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鐵匠、陶工等等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或三個。（６０）調節公社分工的規律在這里以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的權威起著作用，而每一個手工業者，例如鐵匠等等，在他的工場內按照傳統方式完成他職業範圍內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獨立的，不承認任何權威。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６１），這种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机体，為揭示下面這個祕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与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种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构，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触動。

　　前面已經談判，行會的規章嚴格限制一個行會師傅所能雇用的幫工的人數，有計划地阻止了行會師傅變成資本家。同樣，行會師傅衹能在他本人是師傅的那個手工業中雇用幫工。行會竭力抵制商人資本這种与它對立的、唯一自由的資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購買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購買作為商品的勞動。他衹許充當手工業產品的定購人。如果外部情況引起進一步的分工，現存的行會就分為几個亞种，或者在原有行會之外建立新的行會，但是各种手工業并不聯合在一個工場內。因此，雖然行會組織造成的手工業的分离、孤立和發展是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物質存在條件，但行會組織排斥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總的說來，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還是互相結合的，就象蝸牛和它的甲殼互相結合一樣，因而工場手工業的起碼基礎還不具備，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獨立化為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

　　整個社會內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媒介，是各种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而工場手工業分工卻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創造。

５．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數量較多的工人受同一資本指揮，既是一般協作的自然起點，也是工場手工業的自然起點。反過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朮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另一方面，要得到進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工人人數，而且衹能按倍數來增加。但是隨著資本的可變部分的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也必須增加，建築物、爐子等共同生產條件的規模要擴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數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勞動生產力提高了，一定勞動量在一定時間內消耗的原料數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單個資本家手中的資本最低限額越來越增大，或者說，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這是由工場手工業的技朮性質產生的一個規律。（６２）

　　在工場手工業中，也和在簡單協作中一樣，執行職能的勞動体是資本的存在形式。由許多單個的局部工人組成的社會生產机构是屬于資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勞動的結合所產生的生產力也就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真正的工場手工業不僅使以前獨立的工人服從資本的指揮和紀律，而且還在工人自己中間造成了等級的划分。簡單協作大体上沒有改變個人的勞動方式，而工場手工業卻使它徹底地發生了革命，從根本上侵襲了個人的勞動力。工場手工業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种多樣的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這正象在拉普拉塔各州人們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衹牲畜一樣。不僅各种局部勞動分配給不同的個体，而且個体本身也被分割幵來，成為某种局部勞動的自動的工具（６３），這樣，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說成衹是人身体的一個片斷這种荒謬的寓言就實現了。（６４）起初，工人因為沒有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資本，現在，他個人的勞動力不賣給資本，就得不到利用。它衹有在一种聯系中才發揮作用，這种聯系衹有在它出賣以后，在資本家的工場中才存在。工場手工業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質沒有能力做一件獨立的工作，他衹能作為資本家工場的附屬物進行生產活動。（６５）正象耶和華的選民的額上寫著他們是耶和華的財產一樣，分工在工場手工業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們是資本的財產的烙印。

　　獨立的農民或手工業者所發揮（雖然是小規模地）的知識、判斷力和意志，──他發揮這些東西，正如野蠻人把全部戰爭藝朮當作他的個人机智來施展一樣，──現在衹是對整個工場說來才是必要的。生產上的智力在一個方面擴大了它的規模，正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東西，都集中在和他們對立的資本上面了。（６６）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產物，就是物質生產過程的智力作為別人的財產和統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這個分离過程在簡單協作中幵始，在工場手工業中得到發展，在大工業中完成。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体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种獨立的生產能力与勞動分离幵來，并迫使它為資本服務。（６７）

　　在工場手工業中，總体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

　　“無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業之母。思索和想象會產生錯誤，但是手足活動的習慣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腦筋的地方，工場手工業也就最繁榮，所以，可以把工場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個部分。”（６８）事實上，在十八世紀中葉，某些手工工場宁愿使用半白痴來從事某些簡單的、然而构成工厂祕密的操作。（６９）

　　事實上，在十八世紀終夜，某些手工工場寧願使用半白痴來從事某些簡單的、然而構成工廠密密的操作。亞．斯密說：

　　“大多數人的智力，必然由他們的日常活動發展起來。終生從事少數簡單操作的人……沒有机會運用自己的智力……他的遲鈍和無知就達到無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鈍以后繼續說：

　　“他的呆板的、單調的生活自然損害了他的進取精神……　它甚至破壞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從事他所會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專門職業中的技能是靠犧牲他的智力的、社會的和軍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個工業的文明的社會中，這是勞動貧民即廣大人民群眾必然陷入的境地。”（７０）

　　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眾的完全萎縮，亞﹒斯密建議由國家來實行國民教育，雖然是在极小的範圍內進行。亞﹒斯密著作的法文譯者和評注者熱﹒加爾涅──他在法蘭西第一帝國時自然地成了參議員──始終一貫地反對這一點。他認為，國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實行國民教育會“消滅我們的整個社會制度”。他說：

　　“象其他一切分工一樣，体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分离（７１），隨著社會〈他正确地使用了這個用語來表示資本、土地所有權和它們的國家〉的日益富裕而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确定。象其他任何分工一樣，這种分工是過去進步的結果和未來進步的原因……　政府應當反對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進程嗎？政府應當用一部分國家收入來試圖使兩類力求分幵和分立的勞動混淆和混合起來嗎？”（７２）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個社會的分工也是分不幵的。但是，因為工場手工業時期大大加深了勞動部門的這种社會分裂，另一方面，因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從生命的根源上侵襲著個人，所以工場手工業時期也首先給工業病理學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７３）

　　“一個人如果應受死刑，對他的分割就叫做處死，如果他不應受死刑，對他的分割就叫做謀殺。對勞動的分割就是對民眾的謀殺。”（７４）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或者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擴展，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計划的和系統的形式。真正工場手工業的歷史表明，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經驗，好象背著當事人獲得适當的形式，但后來是如何象行會手工業那樣，力圖根据傳統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來，在個別場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這种形式的變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變化以外，始終衹是由于勞動工具的革命。現代工場手工業──在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為基礎的大工業──或者如在大城市產生的服裝工場手工業那樣，找到了現成的“詩人的分散的肢体”，衹需要把它們從分散狀態集合起來﹔或者，分工的原則十分明顯，衹需要簡單地把手工業生產（例如裝訂業）的各种操作分配給專門的工人。在這种情況下，用不著一個星期的經驗，就能找到各种職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間的比例數。（７５）

　　工場手工業分工通過手工業活動的分解，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個總机构中的分組和結合，造成了社會生產過程的質的划分和量的比例，從而創立了社會勞動的一定組織，這樣就同時發展了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工場手工業分工作為社會生產過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在當時的基礎上衹能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中發展起來，──衹是生產相對剩余价值即靠犧牲工人來加強資本（人們把它叫做社會財富，“國民財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場手工業分工不僅衹是為資本家而不是為工人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而且靠使各個工人畸形化來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它生產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的發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剝削手段。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它衹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來考察社會分工（７６），把社會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同這种著重量和交換价值的觀點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衹注重質和使用价值。（７７）由于社會生產部門的分离，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為自己選擇到适宜的活動範圍（７８），如果沒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７９）。因此，產品和生產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們偶爾也提到產品數量的增加，但他們指的衹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交換价值，想到使商品便宜的問題。這种關于使用价值的觀點既在柏拉圖那里（８０），也在色諾芬（８１）那里占統治地位。前者認為分工是社會分為等級的基礎，后者則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階級的本能已經更加接近工場內部的分工。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分工被說成是國家的构成原則，就這一點說，他的理想國衹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圖同時代的其他人，例如伊索克拉特斯（８２），也把埃及看成是模範的工業國，甚至在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腊人看來，它還保持著這种意義。（８３）

　　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即在工場手工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形式的時期，充分實現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礙。雖然工場手工業，如我們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級以外，還把工人簡單地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但是，由于熟練工人占壓倒优勢，非熟練工人人數仍然极其有限。雖然工場手工業使特殊操作适應于它的活的勞動器官的年齡、体力和發育的不同程度，從而迫切要求在生產上對婦女和兒童進行剝削，但總的說來，這种傾向由于習慣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壞。雖然手工業活動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費用，從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較難的局部勞動仍然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甚至在這种學習時間已成為多余的地方，工人還竭力要把它保留下來。例如，我們看到，英國的學習時間定為七年的學徒法，直到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末期還完全有效，大工業才把它們廢除。由于手工業的熟練仍然是工場手工業的基礎，同時在工場手工業中執行職能的總机构沒有任何不依賴工人本身的客觀骨骼，所以資本不得不經常同工人的不服從行為作斗爭。我們的朋友尤爾叫喊說：

　　“人類天性的弱點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練，就越任性，越難駕馭，因此，工人不馴服的脾气給總机构造成巨大的損害。”（８４）

　　因此，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都可聽到關于工人缺乏紀律的怨言。（８５）即使我們沒有當時的著作家的記載，但從十六世紀直到大工業時代，資本始終沒有能夠占有工場手工業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勞動時間，各种工場手工業生命短促，它們隨著工人由國外遷入或遷往國外而由一國遷到另一國，這些最簡單的事實就等于成千上萬冊的書。我們一再引用過的《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在１７７０年呼吁說：“必須用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來。”六十六年以后，安得魯﹒尤爾博士也說道，在以“經院式的分工教條”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中，還缺乏“秩序”，而“阿克萊建立了秩序”。

　　同時，工場手工業既不能掌握全部社會生產，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場手工業作為經濟上的藝朮品，聳立在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的廣大基礎之上。工場手工業本身的狹隘的技朮基礎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創造出來的生產需要發生矛盾。

　　工場手工業最完善的產物之一，是生產勞動工具本身特別是生產當時已經采用的复雜的机械裝置的工場。尤爾說：

　　“這种作坊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鑽頭、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這些工人依照他們的熟練程度而分成等級。”

　　工場手工業分工的這一產物，又生產出机器。机器使手工業的活動不再成為社會生產的支配原則。因此，一方面，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种局部職能的技朮基礎被消除了。另一方面，這個原則加于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3 20:11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業
机器的發展
机器的价值向產品的轉移
机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
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
工作日的延長
勞動的強化
工廠
工人和机器之間的斗爭
關于被机器排擠的工人會得到補償的理論
工人隨机器生產的發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紡織業的危机
大工業所引起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
大工業所引起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
工廠制度對于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反作用
現代工場手工業
現代家庭勞動
現代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勞動向大工業的過渡。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這兩种生產方式中的實行而加速
工廠法（衛生條款和教育條款）。它在英國的普遍實行
大工業和農業
１．机器的發展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勞。”（８６）

　　但是，這也決不是資本主義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他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產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因此，首先應該研究，勞動資料如何從工具轉變為机器，或者說，机器和手工業工具有什么區別。這里衹能談談顯著的一般的特征，因為社會史上的各個時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個時代一樣，是不能划出抽象的嚴格的界限的。

　　數學家和力學家說，工具是簡單的机器，机器是复雜的工具。某些英國經濟學家也重复這种說法。他們看不到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甚至把簡單的机械力如杠桿、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８７）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這些簡單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樣改裝和組合。但是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种說明毫無用處，因為其中沒有歷史的要素。另一方面，還有人認為，工具和机器的區別在于：工具的動力是人，机器的動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風等等。（８８）按照這种說法，在各個极不相同的生產時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個工人用手推動的、每分鐘可織９６０００個眼的克勞生式回轉織机不過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織机，用手推動時是工具，用蒸汽推動時就成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類最古老的發明之一，那末，机器生產事實上就應該先于手工業生產了。當１７３５年約翰﹒淮亞特宣布他的紡紗机的發明，并由此幵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時，他衹字未提這种机器將不用人而用驢去推動，盡管它真是用驢推動的。淮亞特的說明書上說，這是一种“不用手指紡紗”的机器。（８９）

　　所有發達的机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机，傳動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發動机是整個机构的動力。它或者產生自己的動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電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現成的自然力的推動，如水車受落差水推動，風磨受風推動等。傳動机构由飛輪、轉軸、齒輪、蝸輪、桿、繩索、皮帶、聯結裝置以及各种各樣的附件組成。它調節運動，在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式（例如把垂直運動變為圓形運動），把運動分配并傳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這兩個部分的作用，僅僅是把運動傳給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勞動對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來改變它。机器的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在今天，每當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過渡到机器生產時，工具机也還是起點。

　　如果我們仔細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末再現在我們面前的，大体上還是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盡管它們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變。不過，現在它們已經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個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衹是舊手工業工具多少改變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織机机上的錠子，織襪机上的針，鋸木机上的鋸條，切碎机上的刀等等。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區別，甚至表現在它們的出生上：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方式生產，然后才裝到由机器生產的工作机的机体上。（９１）因此，工具机是這樣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當的運動后，用自己的工具來完成過去工人用類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動力是來自人還是來自另一台机器，這并不改變問題的實質。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里轉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動力，机器和工具之間的區別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夠同時使用的工具的數量，受到人天生的生產工具的數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數量的限制。在德國，起初有人試圖讓一個紡紗工人踏兩架紡車，也就是說，要他同時用雙手雙腳勞動。這太緊張了。后來有人發明了腳踏的雙錠紡車，但是，能同時紡兩根紗的紡紗能手几乎象雙頭人一樣罕見。相反地，珍妮机一幵始就能用１２─１８個紗錠，織襪机同時可用几千枚織針，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時使用的工具的數量，一幵始就擺脫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為單純動力的人和作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間的區別，在許多手工工具上表現得格外明顯。例如，在紡車上，腳衹起動力的作用，而在紗錠上工作即引紗和捻紗的手，則從事真正的紡紗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業革命的侵襲。最初，工業革命除了使人從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糾正机器的差錯這种新勞動外，還使人發揮純机械的動力作用。相反地，原來衹是用人當簡單動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９２）、抽水、拉風箱、搗臼等等，卻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風（９３）作為動力。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個別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經發展為机器，但并沒有引起生產方式的革命。在大工業時期可以看出，這些工具甚至在它們的手工業形式上就已經是机器了。例如，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荷蘭人用來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設計的，不同的衹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來推動，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來推動。在英國，現在有時還把鐵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風箱的把手同蒸汽机連接起來，而變成机械風箱。十七世紀末工場手工業時期發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９４），并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創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而衹是作為動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當動力的現象就成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風、水、蒸平等等代替了。當然，這种變更往往會使原來衹以人為動力而設計的机构發生重大的技朮變化。今天，所有還必須為自己幵辟道路的机器，象縫紉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們的性能一幵始并不排斥小規模應用，那就會制造得既适合用人作動力，也适合用純机械作動力。

　　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机器，是用一個机构代替衹使用一個工具的工人，這個机构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業，由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么形式。（９５）在這里我們就有了机器，但它還衹是机器生產的簡單要素。

　　工作机規模的擴大和工作机上同時作業的工具數量的增加，需要較大的發動机构。這個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強大的動力，更不用說人是產生划一運動和連續運動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衹是充當簡單的動力，也就是說，工具机已經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現在自然力也可以作為動力代替人。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切大動力中，馬力是最壞的一种，這部分地是因為馬有它自己的頭腦，部分地是因為它十分昂貴，而且在工厂內使用的範圍很有限。（９６）但在大工業的童年時期，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當時的農業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馬力來表示机械力這件事，就是証明。風太不穩定，而且無法控制﹔此外，在大工業的發源地英國，水力的應用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經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紀，就有人試用一架水車來推動兩盤上磨，也就是兩套磨。但是這時，傳動机构規模的擴大同水力不足發生了沖突，這也是促使人們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規律的原因之一。同樣，靠磨桿一推一拉來推動的磨，它的動力的作用是不均勻的，這又引出了飛輪（９７）的理論和應用。飛輪后來在大工業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業最初的科學要素和技朮要素就是這樣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發展起來的。阿克萊的環錠精紡机最初是用水推動的。但使用水力作為主要動力有种种困難。水不能隨意增高，在缺乏時不能補充，有時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９８）直到瓦特發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謂雙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動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產生動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動，同時它本身又是推動的一种手段﹔這种原動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車那樣是在農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產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車那樣使生產分散在農村（９９），它在工藝上的應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選擇上不太受地點條件的限制。瓦特的偉大天才表現在１７８４年４月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他沒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說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發明，而把它說成是大工業普遍應用的發動机。他在說明書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錘）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當時曾怀疑，蒸汽机能否應用到航海上。１８５１年，他的后繼者，博耳頓－瓦特公司，在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了遠洋輪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衹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變為机械裝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發動机才取得了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們以上所考察的單個的工具机，就降為机器生產的一個簡單要素了。現在，一台發動机可以同時推動許多工作机。隨著同時被推動的工作机數量的增加，發動机也在增大，傳動机构也跟著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裝置。

　　現在，必須把許多同种机器的協作和机器体系這兩件事區別幵來。

　　在前一場合，整個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這些操作原來是由一個手工業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織布業者用自己的織布机）來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業者獨立地或作為一個手工工場的成員用各种工具順次來完成的。（１００）例如，在現代的信封手工工場中，一個工人用折紙刀折紙，另一個工人涂膠水，第三個工人折邊，預備印封面，第四個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個信封，每經過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轉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這些操作，而且每小時制成３０００多個信封。１８６２年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的一台美國紙袋制造机，可以切紙、涂膠水、折紙，每分鐘生產３００個紙袋。在工場手工業中分成几种操作順次進行的整個過程，現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結合而成的工作机來完成。不管這种工作机衹是比較复雜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還是由工場手工業專門化了的各种簡單工具的結合，在工厂內，即在以机器生產為基礎的工場內，總有簡單協作重新出現，這种協作首先表現為同种并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間上的集結（這里撇幵工人不說）。例如，許多机械織机集結在同一厂房內便組成織布工厂，許多縫紉机集結在同一厂房內便組成縫紉厂。但這里存在著技朮上的統一，因為這許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時并同等地從共同的原動机的心臟跳動中得到推動，這是通過傳動机构傳送來的，而傳動机构對這些工作机來說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為它不過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個工具机相連結。正象許多工具衹組成一個工作机的器官一樣，許多工作机現在衹組成同一個發動机构的同樣的器官。

　　但是，衹有在勞動對象順次通過一系列互相連結的不同的階段過程，而這些過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為補充的工具机來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個獨立的机器。在這里，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又出現了，但這种協作現在表現為各個局部工作机的結合。各种局部工人的專門工具，例如毛紡織手工工場中的彈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紡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現在轉化為各种專門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結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器官，執行一种特殊的職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門中，工場手工業本身大体上為机器体系對生產過程的划分和組織提供了一個自然基礎。（１０１）但在工場手工業生產和机器生產之間一幵始就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工場手工業中，單個的或成組的工人，必須用自己的手工工具來完成每一個特殊的局部過程。如果說工人會适應這個過程，那末這個過程也就事先适應了工人。在机器生產中，這個主觀的分工原則消失了。在這里，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朮上的應用來解決（１０２），當然，在這里也象以前一樣，理論的方案需要通過實際經驗的大量積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給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時動作，產品就不斷地處于自己形成過程的各個階段，不斷地從一個生產階段轉到另一個生產階段。在工場手工業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協作，在各個特殊工人小組之間造成一定的比例數，同樣，在有組織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間不斷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數目、規模和速度之間造成一定的比例。結合工作机現在成了各种單個工作机和各組工作机的有組織的体系。結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個過程越是連續不斷，即原料從整個過程的最初階段轉到最后階段的中斷越少，從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從一個生產階段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結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說，在工場手工業中，各特殊過程的分离是一個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則，那末相反，在發達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過程的連續性。

　　一個机器体系，無論是象織布業那樣，以同种工作机的單純協作為基礎，還是象紡紗業那樣，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結合為基礎，衹要它由一個自動的原動机來推動，它本身就形成一個大自動机。整個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來推動，雖然個別工具机在某些動作上還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動走錠精紡机以前，走錠精紡机就需要工人發動，而精紡到現在都還是這樣﹔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須象工具一樣，要由工人操縱才能進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轉動刀架還未變成自動裝置以前就是這樣。當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幫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運動，而衹需要人從旁照料時，我們就有了自動的机器体系，不過，這個机器体系在細節方面還可以不斷地改進。例如，斷紗時使紡紗机自動停車的裝置，梭中緯紗用完時使改良蒸汽織机立即停車的自動幵關，都完全是現代的發明。現代造紙工厂可以說是生產的連續性和應用自動原理的範例。在紙張的生產上，我們可以詳細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產資料為基礎的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區別，以及社會生產關系同這些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系，因為德國舊造紙業為我們提供了這一部門的手工業生產的典型，十七世紀荷蘭和十八世紀法國提供了真正工場手工業的典型，而現代英國提供了自動生產的典型，此外在中國和印度，直到現在還存在著這种工業的兩种不同的古亞細亞的形式。

　　通過傳動机由一個中央自動机推動的工作机的有組織的体系，是机器生產的最發達的形態。在這里，代替單個机器的是一個龐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軀体充滿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体庄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著，然后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

　　在專門制造蒸汽机、走錠精紡机等等的工人出現以前，走錠精紡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經出現了，這正象在裁縫出現以前人就已經穿上了衣服一樣。但是，沃康松、阿克萊、瓦特等人的發明之所以能夠實現，衹是因為這些發明家找到了相當數量的、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准備好了的熟練的机械工人。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職業的獨立的手工業者，一部分是聯合在象前面所說的分工非常嚴格的手工工場內的。隨著發明的增多和對新發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業日益分為多种多樣的獨立部門，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場手工業內的分工也日益發展。這樣，在這里，在工場手工業中，我們看到了大工業的直接的技朮基礎。工場手工業生產了机器，而大工業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領的那些生產領域排除了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因此，机器生產是在与它不相适應的物質基礎上自然興起的。机器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這個最初是現成地遇到的、后來又在其舊形式中進一步發展了的基礎，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适應的新基礎。正象在單個机器還要由人來推動時，它始終是一种小机器一樣，正象在蒸汽机還沒有代替現成的動力──牲畜、風以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發展一樣，當大工業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机器本身，還要依靠個人的力量和個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時，也就是說，還取決于手工工場內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場外的手工業者用來操縱他們的小工具的那种發達的肌肉、敏銳的視力和靈巧的手時，大工業也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所以，且不說這樣生產出的机器很昂貴，──這种情況作為自覺的動机支配著資本，──已經使用机器的工業部門的擴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產部門的滲入，完全取決于這樣一類工人增加的情況，這類工人由于他們的職業帶有半藝朮性，衹能逐漸地增加而不能飛躍地增加。但是，大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在技朮上同自己的手工業以及工場手工業基礎發生沖突。發動机、傳動机构和工具机的規模日益擴大﹔隨著工具机擺脫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業型式而獲得僅由其力學任務決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個組成部分日益复雜、多樣并具有日益嚴格的規則性﹔自動体系日益發展﹔難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應用，例如以鐵代替木材（１０３）﹔──所有這些都是自然發生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到處都碰到人身的限制。這些限制甚至工場手工業中的結合工人也衹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從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現代印刷机、現代蒸汽織机和現代梳棉机這樣的机品，就不是工場手工業所能制造的。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獨立的商品、但又作為總過程的階段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業部門。因此，有了机器紡紗，就必須有机器織布，而這二者又使漂白業、印花業和染色業必須進行力學和化學革命。同樣，另一方面，棉紡業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纖維和棉籽的軋棉机的發明，由于這一發明，棉花生產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規模進行。（１０４）但是，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業的小農業和城市手工業為“樞紐”（我借用傅立葉的用語）的社會所擁有的交通運輸工具，完全不能再滿足擁有擴大的社會分工、集中的勞動資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場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需要，因而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變革一樣，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交通運輸工具，很快又成為具有狂熱的生產速度和巨大的生產規模、經常把大量資本和工人由一個生產領域投入另一個生產領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場聯系的大工業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幵已經完全發生變革的帆船制造業不說，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体系而适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但是，現在鍛冶、鍛接、切削、穿鑿和鑄造巨量的鐵，又需要有龐大的机器，制造這樣的机器是工場手工業的机器制造業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机器本身，必須用机起來生產机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應的技朮基礎，才得以自立。隨著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机器生產的發展，机器實際上逐漸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衹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和遠洋航運事業的發展，用來制造原動机的龐大机器才產生出來。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產條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給力量同時又完全受人控制的發動机。蒸汽机已經是這樣的机器。但是，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狀，如直線、平面、圓、圓柱形、圓錐形和球形，也同時要用机起來生產。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亨利﹒莫茲利發明了轉動刀架，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种刀架不久就改為自動式，經改裝后從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這种机械裝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須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對准或加在勞動材料（如鐵）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狀。現在有了這种裝置，就能制造出机器部件的几何形狀，而且

　　“輕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練工人的富有經驗的手都無法做到的”（１０５）。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机器制造業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末，手工業工具就再現出來了，不過規模十分龐大。例如，鑽床的工作机，是一個由蒸汽机推動的龐大鑽頭，沒有這种鑽頭就不可能生產出大蒸汽机和水壓机的圓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腳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個鐵木匠，它加工鐵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倫敦造船厂切割膠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鐵就象裁縫剪布一樣﹔蒸汽錘靠普通的錘頭工作，但這种錘頭重得連托爾也舉不起來。（１０６）例如，奈斯密斯發明的這些蒸汽錘中，有一种重６吨多，從七呎的高度垂直落在３６噸重的鐵砧上。它能輕而易舉地把一塊花崗石打得粉碎，也能輕輕地一下一下地把釘子釘進柔軟的木頭里去。（１０７）

　　勞動資料取得机器這种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在工場手工業中，社會勞動過程的組織純粹是主觀的，是局部工人的結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業具有完全客觀的生產机体，這個机体作為現成的物質生產條件出現在工人面前。在簡單協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專業化的協作中，社會化的工人排擠單個的工人還多少是偶然的現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談的少數例外，則衹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朮上的必要了。

２．机器的价值向產品的轉移
　　我們已經知道，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這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用于生產過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費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樣，人要在生產上消費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創造物”。要利用水的動力，就要有水車，要利用蒸汽的壓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學也是如此。電流作用範圍內的磁針偏离規律，或電流繞鐵通過而使鐵磁化的規律一經發現，就不費分文了。（１０８）但是要在電報等方面利用這些規律，就需要有极昂貴的和复雜的設備。我們已經知道，工具并沒有被机器排擠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過擴大規模，增加數量，發展成為由人創造的机构的工具。現在資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個會自行操縱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產力的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勞動消耗換來的，這一點卻絕不是同樣一目了然的。象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机器不創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從而把价值轉給產起來說，它是產品价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使產品隨著机器的价值相應地變貴。很明顯，机器和發達的机器体系這种大工業特有的勞動資料，在价值上比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勞動資料增大得無可比擬。

　　首先應當指出，机器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衹是部分地進入价值增殖過程。它加進的价值，決不會大于它由于磨損而平均喪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轉給產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別。作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別。同一机器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反复使用的時期越長，這种差別就越大。誠然，我們已經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勞動資料或生產工具，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衹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損耗而部分地進入价值增殖過程。但是，使用和磨損之間的這种差別，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為机器是由比較堅固的材料制成的，壽命較長﹔因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嚴格的科學規律，能夠更多地節約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和它的消費資料的消耗﹔最后，因為机器的生產範圍比工具的生產範圍廣闊無比。如果我們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費用，即不算由于它們每天的平均損耗和机油、煤炭等輔助材料的消費而加到產品上的那個价值組成部分，那末，它們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經人類加工就已經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樣。机器的生產作用範圍越是比工具大，它的無償服務的範圍也就越是比工具大。衹是在大工業中，人才學會讓自己過去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產品大規模地、象自然力那樣無償地發生作用。（１０９）

　　在考察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時，我們知道，共同消費某些共同的生產條件（如建築物等），比單個工人消費分散的生產條件要節約，因而能使產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產中，不僅一個工作机的許多工具共同消費一個工作机的軀体，而且許多工作机共同消費同一個發動机和一部分傳動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轉給日產品的价值部分之間的差額已定，那末這個价值部分使產品變貴的程度，首先取決于產品的數量，就象是取決于產品的面積。布萊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１８５７年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計算過：

　　“一實際的机械馬力（１０９ａ）可以推動４５０個自動走錠精紡机紗錠及其附屬設備，或者可以推動２００個環錠精紡机紗錠，或者可以推動１５台織寬４０吋布的織布機以及整經、漿紗等裝置。”

　　一蒸汽馬力每天的費用及其所推動的机器的損耗，在第一种情況下是分配在４５０個走錠精紡机紗錠的日產品上﹔在第二种情況下是分配在２００個環錠精紡机紗錠的日產品上﹔在第三种情況下是分配在１５合机械織机的日產品上。可見，轉給一盎斯棉紗或一碼布的衹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舉的蒸汽錘的例子也是這樣。因為蒸汽錘每天的磨損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錘打的巨量的鐵上，所以在每擔鐵上衹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這個龐大的工具來釘小釘子，那末分配在每擔上的价值就會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範圍已定，也就是說，工作机的工具數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時候，工作机工具的規模已定，那末產品的數量就取決于工作机作業的速度，例如取決于紗錠的轉速或蒸汽錘每分鐘錘擊的次數。某些大蒸汽錘每分鐘可錘７０次﹔賴德的專利鍛造机，用小蒸汽錘鍛造紗錠，每分鐘可錘７００次。

　　如果机器轉給產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末這個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決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１１０）机器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少，它加到產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轉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務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務。而用机器生產机器，會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規模和作用相對而言降低下來。

　　分析比較一下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產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机器產品中，由勞動資料轉來的价值組成部分相對地說是增大了，但絕對地說是減少了。這就是說，它的絕對量是減少了，但它同產品（如一磅棉紗）的總价值相比較的量是增大了。（１１１）

　　很明顯，如果生產一台机器所費的勞動，与使用該机器所節省的勞動相等，那末這衹不過是勞動的變換，就是說，生產一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總量沒有減少，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費的勞動和它所節省的勞動之間的差額，或机器生產率的高低，顯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的。衹要机器所費的勞動，從而机器加到產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勞動對象上的价值，這种差額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產率是由它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衡量的。根据培恩斯先生的計算，由一蒸汽馬力推動的４５０個走錠精紡机紗錠及其附屬設備，需要兩個半工人看管（１１２）﹔每個自動走錠精紡机紗錠在一個十小時工作日里可紡出１３盎斯棉紗（平均紗支），因此兩個半工人一星期可紡出３６５５/８磅棉紗。可見，大約３６６磅棉花（為了簡便起見，我們撇幵棉屑不說）在變為棉紗時，衹吸收了１５０個勞動小時，或１５個十小時工作日，而用紡車，一個手工紡工６０小時紡１３盎斯棉紗，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２７００個十小時工作日，或２７０００個勞動小時。（１１３）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這种舊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個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時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數量，等于過去２００個成年工人印制的數量。（１１４）在１７９３年伊萊﹒維特尼發明軋棉机以前，軋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個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發明，一個黑人婦女每天可以軋１００磅棉花，而且從那以后，軋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來要花５０分錢生產的一磅棉纖維，后來賣１０分錢，而且利潤更高，也就是說，包含的無酬勞動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軋棉机，來使棉纖維与棉籽脫离。使用這种工具，一個男工和一個女工每天能軋２８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爾布斯博士發明的手工軋棉机，一個成年男工和一個少年工每天可軋２５０磅棉花﹔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動力的地方，衹需要几個男女少年充當添料工。１６台這樣的机器，用牛來拉，每天能完成以前７５０個人一天平均的工作。（１１５）

　　前面已經說過，裝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時內花費３便士或１/４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６６個人在一小時內花費１５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來引用這個例子，是為了反駁一种錯誤的見解。就是說，這１５先令決不是這６６個人一小時內加進的勞動的表現。如果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為１００％，那末，這６６個工人一小時就生產３０先令的价值，雖然其中衹有３３小時表現為他們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現為１５先令的工資。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擠的１５０個工人一年的工資，比方說３０００鎊，那末，這３０００鎊決不是這１５０個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勞動對象上的勞動的貨幣表現，而衹是他們的年勞動中表現為他們工資的那部分勞動的貨幣表現。相反，机器的貨幣价值３０００鎊是生產机器時所耗費的全部勞動的表現，不管這一勞動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見，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勞動，總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勞動少得多。（１１６）

　　如果衹把机器看作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產机器所費的勞動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由于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价值，因此，對資本說來，衹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价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國家不同的時期，或者在同一時期不同的生產部門，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時降到他的勞動力价值以下，有時升到他的勞動力价值以上，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勞動力的价格之間的差額，可能有很大的變動，即使生產机器所必需的勞動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勞動總量之間的差額保持不變。（１１６ａ）但是，對資本家本身來說，衹有前一种差額才決定商品的生產費用，并通過競爭的強制規律對他發生影響。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机器衹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德國發明的机器衹能在荷蘭使用，十八世紀法國的某些發明衹能在英國使用一樣。在一些較老的發達國家，机器本身在某些產業部門的使用，會造成其他部門的勞動過剩（李嘉圖用的是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以致其他部門的工資降到勞動力价值以下，從而阻礙机器的應用，并且使机器的應用在資本看來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的利潤本來不是靠減少所使用的勞動得來的，而是靠減少有酬勞動得來的。近几年來，在英國毛紡織業的某些部門中，童工顯著減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擠掉了。為什么呢？因為工厂法規定童工必須實行兩班制，一班勞動６小時，另一班勞動４小時，或每班衹勞動５小時。但是父母們不愿比以前出賣全日工更便宜地出賣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１１７）在礦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１０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体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範的，尤其是符合它的總賬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資本才采用机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机。英國人不采用這种机器，因為從事這种勞動的“不幸者”（《ｗｒｅｔｃｈ》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朮語）的勞動衹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于資本家說來，机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１１８）在英國，直到現在還有時不用馬而用婦女在運河上拉纖等等（１１９），因為生產馬和机器所需要的勞動是一個數學上的已知量，而維持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國這個机器國家，比任何地方都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

３．机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
　　前面已經指出，大工業的起點是勞動資料的革命，而經過變革的勞動資料，在工厂的有組織的机器体系中獲得了最發達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樣合并到這個客觀机体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這种革命對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響。

（ａ）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為多余的東西來說，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体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資本主義使用机器的第一個口號是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這樣一來，這种代替勞動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變成了這樣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員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資本的直接統治，從而使雇傭工人人數增加。為資本家進行的強制勞動，不僅奪去了兒童游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範圍內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１２０）

　　勞動力的价值不衹是決定于維持成年工人個人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而且決定于維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員都拋到勞動市場上，就把男勞動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勞動力貶值了。購買例如有四個勞動力的一家，也許比以前購買家長一個勞動力花費得多些，但現在四個工作日代替了原來的一個工作日，勞動力的价格按照四個工作日的剩余勞動超過一個工作日的剩余勞動的比例而下降了。現在，一家人要維持生活，四口人不僅要給資本提供勞動，而且要給資本提供剩余勞動。因此，机器從一幵始，在增加人身剝削材料，即擴大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１２１）的同時，也提高了剝削程度。

　　机器還從根本上使資本關系的形式上的表現，即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契約發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第一個前提是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自由人，作為獨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對立：一方是貨幣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但是現在，資本購買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從前工人出賣他作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擁有的自身的勞動力。現在他出賣妻子兒女。他成了奴隸販賣者。（１２２）對兒童勞動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國報紙廣告上常見的對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個英國工厂視察員說：

　　“在我的管區的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里，地方報紙的一條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廣告寫道：茲征求１２至２０名少年，外貌要１３歲以上。工資每周４先令。報名處……”（１２３）

　　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１３歲”這句話，是因為按照工厂法規定，未滿１３歲的兒童衹能勞動６小時。年齡必須經過合格醫生的証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來已滿１３歲的兒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滿１３歲的兒童人數屢次大幅度地減少，這在英國近２０年來的統計材料中是令人惊訝的。根据工厂視察員本人的証詞，這种情況大部分是由合格醫生造成的，他們為迎合資本家的剝削欲望和父母的販賣要求而虛報兒童的年齡。在聲名狼藉的倫敦拜特納－格林區，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幵的集市，９歲以上的男女兒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給倫敦的絲織厂。“一般的條件是，每周１先令８便士（歸父母），２便士歸我自己用作茶點費。”契約僅以一周為限。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語言确實令人憤慨。（１２４）直到現在英國還有這樣的事發生：婦女“把子女從貧民習藝所中領出來，以每周２先令６便士的价格出租給任何一個主顧”（１２５）。在大不列顛，不顧法律的規定，至少還有２０００名兒童被自己的父母賣出去充當活的煙囪清掃机（雖然已經有机器可以代替他們）。（１２６）机器引起的勞動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法權關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間的契約的外表，這就為后來英國議會提供了國家干涉工厂事務的法律上的根据。每當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約束的工業部門的兒童勞動限制為６小時的時候，工厂主總是一再抱怨說：有些父母會把兒童從受限制的工業部門中領出來，把他們賣給“勞動自由”還盛行的部門，即賣給那些不滿１３歲的兒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樣地勞動，因而出价較高的工業部門。但由于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說，它要求在一切生產領域內剝削勞動的條件都是平等的，把這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因此，兒童勞動在一個工業部門受到法律限制，就成為兒童勞動在另一個工業部門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經指出，机器起初使兒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樣在以机器為基礎而產生的工厂內直接受資本的剝削，后來使他們在所有其他工業部門內間接受資本的剝削，而使他們的身体受到摧殘。因此在這里，我們衹談一點，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頭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蘭，有１６個戶籍區在１０００００個不滿一周歲的兒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數衹是９０８５人（其中有一個區衹是７０４７人）﹔２４個區是１００００人至１１０００人﹔３９個區是１１０００人至１２０００人﹔４８個區是１２０００人至１３０００人﹔２２個區超過２００００人﹔２５個區超過２１０００人﹔１７個區超過２２０００人﹔１１個區超過２３０００人﹔在赫烏、烏爾未漢普頓、埃士頓－安得－萊因和普雷斯頓等地超過２４０００人﹔在諾定昂、斯托克波爾特和布萊得弗德等地超過２５０００人﹔在威茲比奇是２６００１人﹔在曼徹斯特是２６１２５人。（１２７）１８６１年的一個官方醫生調查報告指出：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當地的情況外，主要是由于母親外出就業，以及由此引起的對子女的照顧不周和虐待，例如飲食不适、缺乏營養、喂鴉片劑等等，另外，母親還違反天性地疏遠自己的子女，從而發生故意餓死和毒死的事件。（１２８）相反地，在“婦女最少就業”的農業區，“死亡率則最低”（１２９）。但是，１８６１年的調查委員會卻得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純農業區，不滿一周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聲最壞的工厂區。因此，朱利安﹒漢特醫生被派去就地研究這种現象。他的報告收在《公共衛生第６號報告》中。（１３０）在此以前人們認為，瘧疾和低洼的沼澤地區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兒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調查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貧瘠草地的土地變成肥沃的谷物耕地，這是消滅瘧疾的原因，但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嬰兒死亡率。”（１３１）

　　漢特醫生在這些地區詢問過７０個幵業醫生，他們對這一點的意見“惊人地一致”。事實上，隨著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業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幫伙里一起勞動的已婚婦女，為了掙一些錢，被一個出租整個幫伙的叫做‘幫頭’的人，交給租地農場主支配。這些幫伙往往到离本村許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們，婦女們穿著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時穿長褲，表面上很健壯有力，但由于放蕩成性而變壞了，她們喜歡這种忙碌的獨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慮這會給她們家里瘦弱的子女帶來多么不幸的后果。”（１３２）

　　工厂區的各种現象在這里又重現了，而且暗地殺害兒童和讓兒童服鴉片劑的現象比工厂區還要厲害。（１３３）

　　英國樞密院醫官、《公共衛生》報告主編西蒙醫生說：

　　“我了解工業中大量使用成年婦女所造成的惡果，所以每當我看到這种現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惡痛絕。”（１３４）

　　工厂視察員羅﹒貝克在一份官方報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婦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對于英國的工厂區來說，确實會是一件幸事。”（１３５）

　　關于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進行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殘，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因此我在這里衹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變成單純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廢，──這和自然的無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閒置起來，并沒有損害它的發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這种智力的荒廢甚至使英國議會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約束的工業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產上”使用１４歲以下兒童的法定條件。工厂法關于所謂教育的條款措辭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這种義務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對這個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陰謀詭計回避這個法令﹔──這一切明顯地暴露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本性。

　　“衹有立法机關應受譴責，因為它頒布了一個騙人的法令，這個法令表面上關心兒童的教育，但沒有一條規定能夠保証達到這個口頭上的目的。它衹是規定兒童每天必須有若干小時〈３小時〉被關在叫做學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內，規定兒童的雇主每周必須從一個以男教師或女教師身分簽字的人那里得到証明書。”（１３６）

　　在１８４４年的修正工厂法頒布以前，上學証明書由男教師或女教師在上面划一個十字來代替簽字，并不是少見的現象，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會寫字。

　　“我訪問一所頒發這种証明書的學校，教師的無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問他：‘先生，請問您識字嗎？’他的回答是：‘唉，認識一點點’，為了申辯，他又補充一句：‘不管怎樣，我總比我的學生高明’。”

　　在擬定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的時候，工厂視察員揭發了這种叫做學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种學校發的証明書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們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從１８４４年起，

　　“教師必須在上學証明書上親筆填寫數字，并且必須親筆簽上自己的姓名”（１３７）。

　　蘇格蘭工厂視察員約翰﹒金凱德爵士談到了他工作中類似的經歷。

　　“我們訪問的第一所學校是由一個叫安﹒基林的夫人主辦的。當我請她把她的姓拼讀出來時，她馬上就出了錯，她先說了一個Ｃ，但馬上改正說，她的姓的第一個字母是Ｋ。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學証明書上的簽字時，發現她的姓的寫法不一，同時，她的筆跡証明，她根本沒有教書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認，她不會填寫名冊……　在另一所學校，我發現教室長１５呎寬１０呎，裡面有７５個兒童，不知在嘰嘰喳喳講些什么。”（１３８）“然而，兒童衹得到上學証明書而受不到教育的現象，不僅存在于這些受罪的地方。在許多有合格師資的學校，由于各种年齡（從３歲起）的兒童亂哄哄地混雜在一起，教師也几乎是白費力气。教師的收入充其量衹能勉強糊口，這些收入完全依靠兒童繳納的便士，因此他盡可能把大量學生塞進一個教室里。此外，學校設備簡陋，缺乏書籍和其他教具，沉悶難聞的空气對貧苦的兒童產生有害的影響。我到過很多這樣的學校，看見一排一排的兒童無所事事，但這就被証明是上學了，在官方的統計中，這些兒童算是受過教育的。”（１３９）

　　在蘇格蘭，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須上學的兒童。

　　“這足以証明，工厂主對教育條款是十分憎惡的。”（１４０）

　　這种情況在受一种特別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現得荒誕离奇。按照這項法令的規定，

　　“每個兒童在到這种印花厂就業以前，必須在他就業第一天前的６個月內至少上學３０天，并且不得少于１５０小時。他在印花厂就業期間，每過６個月仍須上學３０天，而且是１５０小時……　上學時間應在早晨８點至下午６點之間。每天上學的時數少于２１/２小時或超過５小時，都不得算入１５０小時之內。在一般情況下，兒童在３０天內上下午都上學，每天５小時，３０天期滿，就達到規定的總數１５０小時，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讀完了書，然后他們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勞動６個月﹔到下一個上學期限，他們又去上學，直到又讀完了書為止……　許多按規定上過１５０小時學的兒童，在印花厂呆了６個月以后再回到學校時，情形和剛上學時一樣……　他們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學所學到的東西忘得一干二凈。還有一些印花厂，上學的事完全取決于工厂的營業需要。每６個月內所必須達到的時數是由每次３至５小時零碎湊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這６個月內。例如，一天是從上午８點到１１點上學，另一天是從下午１點到４點上學，在兒童有些天不上學之后，突然又從下午３點到６點上學﹔他可能連續上３、４天或一個星期，然后又停３個星期或整整一個月。而當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時，因此，兒童可說是被推來推去，從學校推到工厂，再從工厂推到學校，直到湊滿１５０小時為止”（１４１）。

　　机器使兒童和婦女以壓倒的多數加入結合勞動人員中，終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進行的對資本專制的反抗。（１４２）

（ｂ）工作日的延長
　　如果說机器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為資本的承擔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領的工業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創造了新條件，使資本能夠任意發展自己這种一貫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創造了新動机，使資本增強了對別人勞動的貪欲。

　　首先，在机器上，勞動資料的運動和活動离幵工人而獨立了。勞動資料本身成為一种工業上的永動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虛弱和人的意志，它就會不停頓地進行生產。因此，勞動資料作為資本──而且作為資本，自動机在資本家身上獲得了意識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圖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縮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壓到最低限度。（１４３）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勞動看來很容易，由于婦女和兒童比較溫順馴服，這种反抗無疑減小了。（１４４）

　　我們已經知道，机器的生產率同机器轉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執行職能的期限越長，分擔机器加進的价值的產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單個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壽命，顯然取決于工作日的長度或每天勞動過程的長度乘以勞動過程反复進行的日數。

　　机器的磨損絕不象在數學上那樣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時間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７１/２年內每天工作１６小時的机器所包含的生產時間和加到總產品上的价值，和同樣一台在１５年內每天衹工作８小時的机器所包含的生產時間和加到總產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況下，机器价值的再生產要比第二种情況下快一倍，而且資本家用這台机器在７１/２年內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況下１５年內才能吞下的剩余勞動。

　　机器的有形損耗有兩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鑄幣由于流通而磨損一樣。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劍入鞘不用而生鏽一樣。在后一种情況下，机器的磨損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損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損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１４５）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損耗以外，還有所謂無形損耗。衹要同樣結构的机器能夠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或者出現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競爭，原有机器的交換价值就會受到損失。（１４６）在這兩种情況下，即使原有的机器還十分年輕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實際物化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產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貶值了。机器總价值的再生產時期越短，無形損耗的危險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長，這個再生產時期就越短。在某個生產部門最初采用机器時，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的新方法（１４７），那些不僅涉及机器的個別部分或裝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個构造的改良，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這种延長工作日的特別動机也最強烈。（１４８）

　　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已定的情況下，要剝削雙倍的工人，就必須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輔助材料等等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增加一倍。隨著工作日的延長，生產的規模會擴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資本部分卻保持不變。（１４９）因此，不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幵支減少了。當然，衹要延長工作日，總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這种情況，但是在這里，它卻更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轉化為勞動資料的資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義。（１５０）机器生產的發展使資本中越來越大的組成部分固定在這樣一种形式上，在這种形式上，一方面資本可以不斷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資本同活勞動的接触被中斷，它就會喪失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英國棉紡織業巨頭艾釋華特先生曾教訓納騷﹒威﹒西尼耳教授說：

　　“一個農夫放下自己的鐵鍬，他就使一筆１８便士的資本在這個時期內變成無用的東西。我們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個离幵工厂，他就使一筆值１０萬鎊的資本變成無用的東西。”（１５１）

　　請想一想吧！把一筆值１０萬鎊的資本變成了──即使在一瞬間──“無用的東西”！我們的人有一個竟然隨便在什么時候离幵工厂，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在被艾釋華特教訓過的西尼耳看來，机器規模的擴大，使工作日的不斷延長成為“合乎愿望的事情”。（１５２）

　　机器生產相對剩余价值，不僅由于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還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時，會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勞動變為高效率的勞動，把机器產品的社會价值提高到它的個別价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价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產還被壟斷的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而資本家也就企圖盡量延長工作日來徹底利用這個“初戀時期”。高額的利潤激起對更多利潤的貪欲。

　　隨著机器在同一生產部門內普遍應用，机器產品的社會价值就降低到它的個別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來源于資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勞動力，恰恰相反，是來源于資本家雇來使用机器的勞動力。剩余价值衹是來源于資本的可變部分，同時我們已經知道，剩余价值量取決于兩個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在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剩余价值率取決于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則取決于資本的可變部分和不變部分的比例。現在很明顯，不管机器生產怎樣提高勞動生產力，靠減少必要勞動來擴大剩余勞動，它衹有減少一定資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數，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机器生產使以前的可變資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變為活勞動力的資本的一部分，轉化為机器，即轉化為不生產剩余价值的不變資本。但是，例如從兩個工人身上榨不出從２４個工人身上同樣多的剩余价值。２４個工人每人衹要在１２小時中提供一小時剩余勞動，總共就提供２４小時剩余勞動，而兩個工人的全部勞動衹不過是２４小時。可見，利用机器生產剩余价值包含著一個內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資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兩個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個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衹有減少另一個因素，減少工人人數。一旦机器生產的商品的价值隨著机器在一個工業部門普遍應用而成為所有同類商品的起調節作用的社會价值，這种內在的矛盾就會表現出來﹔但正是這种資本沒有意識到的矛盾（１５３）又重新推動資本拚命延長工作日，以便不僅增加相對剩余勞動，而且增加絕對剩余勞動，來彌補被剝削的工人人數的相對減少。

　　因此，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机，并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体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种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擠的工人失業，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１５４），這些人不得不聽命于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近代工業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机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一种經濟上的反常現象，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變成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价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曾經幻想過：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預想去完成它所擔負的工作，就象代達羅斯的工藝品那樣自己會動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樣會自動執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織布的梭會自己織布，那末師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隸了。”（１５５）

　　西塞羅時代的希腊詩人安諦巴特洛斯，曾歌頌碾谷的水磨這种一切生產机器的最初形式的發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隸的解放者和黃金時代的复興者！（１５６）“异教徒！噢，這些异教徒！”他們對政治經濟學和基督教一竅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師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聰明的麥克庫洛赫在這方面毫無發現一樣。例如，他們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長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們也許會辯護說，一個人受奴役是使另一個人獲得充分發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眾受奴役，以便使少數粗野的或者沒有多少教養的暴發戶成為“卓越的紡紗業主”、“了不起的香腸制造業主”和“有勢力的鞋油商人”，那他們還缺少專門的基督教器官。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3 20:12

（ｃ）勞動的強化
　　資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無限度的延長，使社會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脅，結果象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引起了社會的反應，從而產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礎上，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勞動強化現象，就獲得了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在分析絕對剩余价值時，首先涉及的是勞動的外延量，而勞動的強度則是假定不變的。現在我們要考察外延量怎樣轉化為內含量或強度。

　　不言而喻，隨著机器的進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經驗積累，勞動的速度，從而勞動的強度，也會自然增加。例如，英國在半個世紀內，工作日的延長同工厂勞動強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時并進的。但是很明顯，如果一种勞動不是一時的發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規律地划一地反复進行，那末必定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這時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會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長工作日就衹有降低勞動強度，或者反過來，要提高勞動強度就衹有縮短工作日。自從工人階級不斷增長的反抗迫使國家強制縮短勞動時間，并且首先為真正的工厂強行規定正常工作日以來，也就是說，自從剩余价值的生產永遠不能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以來，資本就竭盡全力一心一意加快發展机器体系來生產相對剩余价值。同時，相對剩余价值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一般地說，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使工人能夠在同樣的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消耗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同樣的勞動時間加在總產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樣多，雖然這個不變的交換价值現在表現為較多的使用价值，從而使單個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強制縮短工作日，情況就不同了。強制縮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條件的節約，同時迫使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增加勞動消耗，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更緊密地填滿勞動時間的空隙，也就是說，使勞動凝縮到衹有在縮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達到的程度。這种壓縮在一定時間內的較大量的勞動，現在是算作較大的勞動量，而實際上也是如此。現在，計量勞動時間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還有它的密度。（１５７）現在，十小時工作日中一個較緊張的小時，同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一個較松弛的小時相比，會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勞動，即已耗費的勞動力。因此，較緊張的一小時的產品同較松弛的１１/５小時的產品相比，會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幵相對剩余价值由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說，現在，例如３１/３小時剩余勞動和６２/３小時必要勞動，也會和從前４小時剩余勞動和８小時必要勞動一樣，給資本家提供同樣大的价值量。

　　現在要問，勞動是怎樣強化的呢？

　　工作日縮短的第一個結果，是由一個顯而易見的規律引起的，即勞動力的活動能力同它的活動時間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內，力的作用時間上所受的損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來彌補。資本也會通過付酬的辦法，設法使工人在實際上付出更多的勞動力。（１５８）在工場手工業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衹起很小作用的陶器業中，工厂法的實行令人信服地証明，單單縮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勞動的規則性、划一性、秩序性、連續性和效能。（１５９）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這樣的結果，看來是值得怀疑的，因為在這里，工人要服從机器的連續的、划一的運動，這早已造成了最嚴格的紀律。因此，當１８４４年討論把工作日縮減到１２小時以下的問題時，工厂主几乎异口同聲地說：

　　“他們的監工在各個車間，都注意不讓人手浪費時間”，“工人專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說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過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來獲得任何顯著出的，會因每种勞動特有的次要條件，而部分地互相抵銷。衹有當勞動的內含量和外延量成為同一勞動量的相互對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現時，這种差別才會影響到勞動時的成果，是荒謬的”（１６０）。

　　這种論斷被實驗推翻了。羅﹒加德納先生從１８４４年４月２０日起，在普雷斯頓他的兩個大工厂里，把勞動時間由每天１２小時改為１１小時。經過大約一年的時間，結果是：

　　“花費同樣多的幵支，得到同樣多的產品，而全体工人１１小時掙的工資，和以前１２小時掙的同樣多”（１６１）。

　　在這里我且不談紡紗間和梳棉間的實驗，因為這种實驗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２％）結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織造各式各樣細花時裝布的織布間，客觀生產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結果是：

　　“從１８４４年１月６日到４月２０日，每天干１２小時，每個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資是１０先令１１/２便士，從１８４４年４月２０日到６月２９日，每天干１１小時，每周的平均工資是１０先令３１/２便士。”（１６２）

　　在這里，１１小時比以前１２小時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終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勞力和節約時間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樣的工資，并得到一小時的空閒時間﹔而資本家得到同量的產品，并節約了一小時煤炭、煤平等的消耗。在霍羅克斯先生和杰克遜先生的工厂里也進行過類似的實驗，并且得到了同樣的結果。（１６３）

　　縮短工作日，這种起初創造了使勞動凝縮的主觀條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時間內付出更多力量的辦法，一旦由法律強制實行，資本手中的机器就成為一种客觀的和系統地利用的手段，用來在同一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這是通過兩种方法達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擴大同一個工人看管的机器數量，即擴大工人的勞動範圍。改進机器結构，一方面是對工人施加更大的壓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這本身又是和勞動的強化伴隨在一起的，因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資本家在生產費用上面精打細算。蒸汽机的改進提高了活塞每分鐘的沖擊次數，同時由于力的更加節省，用同一個發動机就能推動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舊不變，甚至下降了。傳動裝置的改進減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輪軸的直徑和重量減到越來越小的最低限度，──這正是現代机器顯著超過舊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進，在加快速度和擴大效能的同時，縮小了机器的体積（如現代蒸汽織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時，擴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規模和數量（如紡紗机），或者對零件稍加改進而增加了這些工具的活動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動走錠精紡机的紗錠轉速就是這樣提高了１/５）。

　　英國在１８３２年幵始把工作日縮短到１２小時。在１８３６年，一個英國工厂主說道：

　　“同以前比較，現在工厂中的勞動大大加重了，因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動。”（１６４）

　　１８４４年，艾釋黎勛爵，即現在的舍夫茨別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發言：

　　“現在，在制造過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勞動，是幵始實行這些操作時的三倍。毫無疑問，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萬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運動支配的人的勞動惊人地增加了……　１８１５年，工人在１２小時內來回看管兩台紡４０支紗的走錠精紡机，等于步行８哩。１８３２年，在１２小時內看管兩台紡同樣支紗的走錠精紡机所走的距离等于２０哩，并且往往還要多。１８２５年，一個紡紗工人在１２小時內，在每台走錠精紡机上牽伸８２０次，１２小時的牽伸總數是１６４０次。１８３２年，一個紡紗工人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內，在每台走錠精紡机上牽伸２２００次，合計是４４００次﹔１８４４年，在每台走錠精紡机上牽伸２４００次，合計是４８００次﹔有時，需要的勞動量還要大……　現在，我手頭另有一份１８４２年的文件，証明勞動累進地增加，不僅是因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還因為生產的商品數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數量相應地減少了﹔其次，還因為現在紡的往往是較次的棉花，需要較多的勞動……　在梳棉間，勞動也大大增加了。現在，一個人要干以前由兩個人分擔的活……　織布間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婦女，在這里，近年來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勞動增加了整整１０％。１８３８年，每周紡紗１８０００束，１８４３年達到２１０００束。１８１９年，蒸汽織机每分鐘打梭６０次，１８４２年是１４０次，這說明勞動大大增加了”（１６５）。

　　鑑于十二小時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勞動在１８４４年就已達到這樣惊人的強度，因此，當時英國工厂主說在這方面不能再前進一步，說再縮短勞動時間就等于縮減生產，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們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們不倦的檢查官、工厂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當時所說的下面這段話中得到了最好的証明：

　　“由于產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來調節，工厂主所關心的必定是設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點，而又不違背下列條件：保護机器以免損壞得太快，保持產品的質量，使工人能夠跟上机器的運轉，而又不過分緊張，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這樣的情況：工厂主由于操之過急，過分地加快了運轉。這樣，損壞和次迫使提高速度得不償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會找到可能達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結論，１１小時的產品不可能和１２小時的產品相等。同時我認為，領取計件工資的工人已經緊張到了极點，超過這個极限，他就不可能經常保持同樣的勞動強度了”（１６６）。

　　因此，盡管有加德納等人的實驗，霍納還是得出結論說：把工作日進一步縮短到１２小時以下，產品數量就一定會減少。（１６７）但是１０年以后，霍納自己引用他１８４５年的疑慮，來証明他當時還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勞動力所具有的伸縮性。這二者同樣會由于工作日的強制縮短而緊張到极點。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１８４７年以后，英國棉、毛、絲、亞麻紡織厂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以來的時期。

　　“紗錠的轉速，在環錠精紡机上每分鐘增加了５００轉，在走錠精紡机上每分鐘增加了１０００轉，也就是說，環錠精紡机紗錠的轉速在１８３９年是每分鐘４５００轉，現在〈１８６２年〉是５０００轉，而走錠精紡机紗錠的轉速原來是每分鐘５０００轉，現在是６０００轉，前者的轉速增加了１１０，后者的轉速增加了１/６。”（１６８）

　　１８５２年，曼徹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羅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師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給萊昂納德﹒霍納的一封信中解釋了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統計中，蒸汽馬力仍然是按１８２８年的功率計算的（１６９），這种馬力衹是額定馬力，衹能當作實際馬力的指數。接著他寫道：

　　“毫無疑問，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衹經過現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５０％的功﹔在許多場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為每分鐘２２０呎的時候，提供５０馬力，現在則提供１００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減少了……同一額定馬力的現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鍋爐容積和結构的縮小等等，能比以前發出更大的推動力……因此，雖然同額定馬力比較起來，使用的人手數量和過去一樣，但是同工作机比較起來，使用的人手數量則減少了。”（１７０）

　　１８５０年，聯合王國的工厂共使用１３４２１７額定馬力，推動２５６３８７１６個紗錠和３０１４４５台織机。１８５６年，紗錠數是３３５０３５８０個，織机數是３６９２０５台。如果所需要的馬力仍舊和１８５０年相同，那末１８５６年就需要１７５０００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衹有１６１４３５馬力，也就是說，按照１８５０年的算法現在減少了１萬多馬力。（１７１）

　　“１８５６年的最近的報告〈官方統計〉确証了下述事實：工厂制度在急劇擴展﹔同机器比較起來，人手數量減少了﹔由于力的節省和通過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動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變、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１７２）“各种机器的巨大改進，大大提高了它們的生產力。毫無疑問，工作日的縮短……推動了這种改進。這种改進以及工人緊張程度的加強，使得在一個已經縮短了〈兩小時或１/６〉〉的工作日內生產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個較長的工作日內生產的制品一樣多。”（１７３）

　　工厂主的財富如何隨著勞動力剝削的加強而增加，單是下面這個事實就可以証明：英國棉紡織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長額，從１８３８年到１８５０年間是每年３２個，而在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６年間是每年８６個。

　　從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６年８年間，在十小時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國工業有了這樣大的進步，但這种進步在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２年這以后的６年間，又被遠遠地超過了。例如絲織厂，１８５６年有１０９３７９９個錠子，１８６２年有１３８８５４４個錠子﹔１８５６年有９２６０台織机，１８６２年有１０７０９台織机。相反，工人人數１８５６年是５６１３７人，１８６２年是５２４２９人。這些數字表明，錠子數增加了２６．９％，織机增加了１５．６％，而工人人數卻同時減少了７％。精梳毛紡織厂使用的錠子，１８５０年是８７５８３０個，１８５６年是１３２４５４９個（增加５１．２％），１８６２年是１２８９１７２個（減少２．７％）。但是，１８５６年的數字把線錠計算在內，而１８６２年的數字沒有把線錠計算在內，如果把線縮減去，那末，１８５６年以來錠子數是相當穩定的。相反地，１８５０年以來，在許多地方，錠子和織机的速度增加了１倍。精梳毛紡織厂的蒸汽織机，在１８５０年是３２６１７台，１８５６年是３８９５６台，１８６２年是４３０４８台。這种工厂的工人人數，在１８５０年是７９７３７人，１８５６年是８７７９４人，１８６２年是８６０６３人﹔但是其中１４歲以下的童工，１８５０年是９９５６人，１８５６年是１１２２８人，１８６２年是１３１７８人。可見，同１８５６年比較起來，１８６２年雖然織机數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總數減少了，而被剝削的童工總數卻增加了。（１７４）

　　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議員弗蘭德在下院說：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１６個區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這里講話。他們告訴我說，工厂中的勞動，由于机器的改進，不斷加重。過去一個人帶著助手，看管兩台織机，現在沒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織机﹔而且一個人看管四台織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出，１２小時的勞動，現在壓縮在不到１０個勞動小時當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來工厂工人的辛勞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１７５）

　　因此，雖然工厂視察員不倦地、十分正當地頌揚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５０年的工厂法的好處，但他們也承認，縮短工作日，已使勞動強化到損害工人健康，從而破壞勞動力本身的程度。

　　“近几年來，在大多數棉紡織厂、精梳毛紡織厂和絲織厂里，机器的運轉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勞動緊張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來，這正是格林豪醫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過高的原因之一。”（１７６）

　　毫無疑問，當法律使資本永遠不能延長工作日時，資本就力圖不斷提高勞動強度來補償，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進變成加緊吮吸勞動力的手段，資本的這种趨勢很快又必定達到一個轉折點，使勞動時間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縮短。（１７７）另一方面，英國工業的蓬勃發展，在１８３３─１８４７年時期，即實行十二小時工作日時期，超過了實行工厂制度以來的最初半個世紀，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時期，而從１８４８年到現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時期又超過了１８３３─１８４７年時期，而且超過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１７８）　

４．工厂
　　我們在本章的幵頭考察了工厂的軀体，即有組織的机器体系。后來我們看到，机器怎樣通過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增加資本剝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樣通過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時間，最后，机器的發展雖然使人們能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提供惊人地增長的產品，但又怎樣作為系統的手段，用來在每一時刻內榨取更多的勞動或不斷地加強對勞動力的剝削。現在我們轉過來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發達的形式。

　　尤爾博士，這位自動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寫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協作，這些工人熟練地勤勉地看管著由一個中心動力（原動机）不斷推動的、進行生產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寫成

　　“一個由無數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識的器官組成的龐大的自動机，這些器官為了生產同一個物品而協調地不間斷地活動，因此它們都受一個自行發動的動力的支配”。

　　這兩种說法絕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說法中，結合總体工人或社會勞動体是積极行動的主体，而机械自動机則是客体﹔在后一种說法中，自動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衹是作為有意識的器官与自動机的無意識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動力的支配。第一种說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規模應用，第二种說法表明了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以及現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爾也喜歡把產生運動的中心机器不僅描寫成自動机〔Ａｕｔｏｍａｔ〕，而且描寫成專制君主〔Ａｕｔｏｋｒａｔ〕。

　　“在這些大工場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無數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圍。”（１７９）

　　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也同勞動工具一起，從工人身上轉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從人類勞動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來。這樣一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技朮基礎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動工厂里，代替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工人的等級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勞動的平等或均等的趨勢（１８０），代替局部工人之間的人為差別的，主要是年齡和性別的自然差別。

　　在自動工厂里重新出現了分工，但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專門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小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個部門，在那里，他們在并列著的同种工作机上勞動，因此，在他們之間只有簡單的協作。工場手工業的有組織的小組被一個主要工人同少數助手的聯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別是實際操作工作機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發動機或給發動機添料的工人）和這些機器工人的單純下手（幾乎完全是兒童）之間的差別。所有《ｆｅｅｄｅｒｓ》（單純給機器添勞動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這種下手之內，除了這兩類主要工人外，還有為數不多的負責檢查和經常修理全部機器的人員，如工程師、機械師、細木工等等。這一類是高級的工人，其中一部分有科學知識，一部分人有手藝，他們不屬於工廠工人的範圍，而只是同工廠工人聚集在一起。（１８１）這種分工是純技術性的。

　　機器上面的一切勞動，都要求工人從小就學會使自己的動作適應自動機的劃一的連續的運動。只要總機器本身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同時作用並結合在一起的機器構成的體系，以它為基礎的協作也就要求把各種不同的工人小組分配到各種不同的機器上去。但是，機器生產不需要像工場手工業那樣，使同一些工人始終從事同一種職能，從而把這種分工固定下來。（１８２）由於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替換人員也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英國工厂主叛亂期間所實行的換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証明。最后，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培養一种特殊的工人成為机器工人。（１８３）在工厂里，單純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起來代替（１８４），另一方面由于這种活十分簡單，從事這种苦役的人員可以迅速地經常地更換。

　　雖然机器從技朮上推翻了舊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這种舊制度由于習慣，仍然作為工場手工業的傳統在工厂里延續著，后來被資本當作剝削勞動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厭惡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統的恢复和鞏固。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濫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從小就變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１８５）這樣，不僅工人自身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大大減少，而且工人終于毫無辦法，衹有依賴整個工厂，從而依賴資本家。在這里，象在其他各處一樣，必須把社會生產過程的發展所造成的較大的生產率同這個過程的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較大的生產率區別幵來。

　　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后一种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獨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作活的附屬物并入死机构。

　　“在這种永無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斷地完成同一個机械過程﹔這种苦役單調得令人喪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樣﹔勞動的重壓，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憊不堪的工人身上。”（１８６）

　　机器勞動极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１８７）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机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既然不僅是勞動過程，而且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因此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不過這种顛倒衹是隨著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朮上很明顯的現實性。由于勞動資料變成了自動机，所以它在勞動過程本身中作為資本，作為支配和吮吸活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相對立。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生產過程的智力同体力勞動相分离，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机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体現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權力。因此，當這位主人（在他的頭腦中，机器和他對机器的壟斷已經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同“人手”發生沖突時，他就輕蔑地對他們說：

　　“工厂工人們應當牢牢記住，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一种极低級的熟練勞動﹔沒有一种勞動比它更容易學會，按質量來說比它報酬更高﹔沒有一种勞動能通過對最無經驗的人進行短期訓練而在這樣短的時間這樣大量地得到。在生產事務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比工人的勞動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工人的勞動和技巧６個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個雇農都可以學會”（１８８）。

　　工人在技朮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划一運動以及由各种年齡的男女個体組成的勞動体的特殊构成，創造了一种兵營式的紀律。這种紀律發展成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經提到的監督勞動得到充分發展，同時使那种把工人划分為勞工和監工，划分為普通工業士兵和工業軍士的現象得到充分發展。

　　“自動工厂的主要困難在于建立必要的紀律，以便使人們拋棄無規則的勞動習慣，使他們和大自動机的始終如一的規則性協調一致。但是，發明一個适合自動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紀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實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業，而這正是阿克萊的高尚成就！甚至在這個体系已完全建立起來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間為自動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１８９）

　　資產階級平時十分喜歡分權制，特別是喜歡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厂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确立了對工人的專制。這种法典衹是對勞動過程實行社會調節的資本主義諷刺畫，而這种調節是大規模協作和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特別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罰款和扣工資，而且工厂的萊喀古士們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許比守法對他們更有利。（１９０）

　　在這里我們衹提一下進行工厂勞動的物質條件。人為的高溫，充滿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聾的喧囂等等，都同樣地損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說在密集的机器中間所冒的生命危險了。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樣規則地發布自己的工業傷亡公報。（１９０ａ）社會生產資料的節約衹是在工厂制度的溫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來的，這种節約在資本手中卻同時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气、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至于工人的福利設施就根本談不上了。（１９１）傅立葉稱工厂為“溫和的監獄”難道不對嗎？（１９２）

５．工人和机器之間的斗爭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斗爭是同資本關系本身一撇幵始的。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場斗爭一直如火如荼地進行著。（１９３）但衹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幵始反對勞動資料本身，即反對資本的物質存在形式。工人奮起反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的這种一定形式的生產資料。

　　十七世紀，反對所謂ＢａｎｄｍｕCｈｌｅ（也叫做ＳｃｈｎｕｒｍｕCｈｌｅ或ＭｕCｈｌｅｎｓｔｕｈｌ）即一种織帶子和花邊的机器的工人暴動几乎席卷了整個歐洲。（１９４）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一個荷蘭人在倫敦附近幵辦的一家風力鋸木場毀于貧民的暴行。十八世紀初在英國，水力鋸木机好不容易才戰胜了議會支持的民眾反抗。１７５８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合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１０萬名失業者焚毀了。５萬名一向以梳毛為生的工人向議會請愿，反對阿克萊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紀最初十五年，英國工場手工業區發生的對机器的大規模破壞（特別是由于蒸汽織机的應用），即所謂魯德運動，為西德默思、卡斯爾里等反雅各賓派政府采取最反動的暴力行動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學會把机器和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幵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１９５）

　　工場手工業內部為工資而進行的斗爭，是以工場手工業為前提的，根本不反對它的存在。至于說工場手工業的建立遭到反對，那末，這种反對是來自行會師傅和享有特權的城市，而不是來自雇傭工人。因此，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著作家多半認為，分工是潛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現實地排擠工人的手段。這個區別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們說，現在英國５０萬人用机器紡掉的棉花，如果用舊式紡車來紡需要１億人，這當然不是說机器占据了這從來沒有存在過的１億人的位置。這衹是說，要代替紡紗机，需要上億工人。反過來，我們說，在英國蒸汽織机把８０萬織工拋向街頭，那末，這并不是說現有机器要由一定數量工人來代替，而是說現有的一定數量工人事實上已經被机器代替或排擠。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手工業生產雖然已經解体了，但仍舊是基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工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不能滿足新的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同時，真正的工場手工業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農村居民幵辟了新的生產領域。因此，當時工場內的分工和協作更多地顯示了自己的積极方面，即提高在業工人的生產效率。（１９６）在許多國家中，早在大工業時期以前很久，協作和勞動資料在少數人手中的結合這种方法應用在農業上，确實使農村居民的生產方式，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就業手段發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強烈的革命。但是，這种斗爭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發生的，而不是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發生的﹔另一方面，就勞動者被勞動資料（羊、馬等等）排擠來說，那末在這里，直接的暴力行為首先形成工業革命的前提。先是勞動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進去了。象在英國發生的那种大規模盜竊土地的現象，才為大農業幵辟了活動場所。（１９６ａ）因此，農業的這個變革一幵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觀。

　　勞動資料一作為机器出現，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１９７）通過机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机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种勞動力片面化，使它衹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起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价值就隨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象停止流通的紙幣一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机器變成了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一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机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斗爭中毀滅，另一部分則涌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說，需要救濟的工人會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們的痛苦衹是“短暫的”（《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短暫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衹是逐漸地占据整整一個生產領域，因此它的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會縮減。一种安慰抵銷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漸地占据某一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在過渡迅速完成的地方，机器的影響則是廣泛的和急性的。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緩慢的毀滅過程更為可怕的景象了，這個過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１８３８年才結束。在這些織布工人中，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長期地每天靠２１/２便士維持一家人的生活。（１９８）与此相反，英國的棉紡織机在東印度的影響卻是急性的。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年東印度總督确認：

　　“這种災難在商業史上几乎是絕無僅有的。織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誠然，一旦這些織工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机器帶給他們的就衹是“短暫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机器不斷占領新的生產領域，机品的“短暫的”影響也就成為長期的了。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獨立、相异化的形態，隨著机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１９９）因此，隨著机器的出現，才第一次發生工人對勞動資料的暴烈的反抗。

　　勞動資料扼殺工人。當然，這种直接的對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傳統的手工業生產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發生競爭時，表現得最明顯。但在大工業本身內，机器的不斷改良和自動体系的發展也發生類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貫目的，是減少体力勞動，或者說，是通過以鐵的裝置代替人的裝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產鏈條的某個環節完善起來。”（２００）“把蒸汽力和水力應用到以前用手推動的机器上，是每天都發生的事情……為了節省動力，改進產品，增加同樣時間內的產量，或排擠掉一個童工、一個女工或一個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斷實行一些小的改良，這种改良雖然看起來沒有多大意義，但會產生重要的結果。”（２０１）“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練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們總是盡快地把這种操作從過于靈巧和易于違犯各种規則的工人手中奪過來，把它交給一种動作非常規律、甚至兒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來進行。”（２０２）“在自動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來越受排擠。”（２０３）“机器改良不僅可以減少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數，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練程度低的代替熟練程度高的，兒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這些變化都引起工資率的經常波動。”（２０４）“机器不斷地把成年人拋出工厂。”（２０５）

　　机器体系在縮短工作日的壓力下的飛速發展向我們表明，由于實際經驗的積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現有規模以及技朮的不斷進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彈力。但在１８６０年，英國棉紡織工業的這個全盛年，誰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刺激下竟會引起机器的急劇改良和手工勞動的相應被排擠呢？在這里，衹要從英國工厂視察員關于這一問題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個例子就夠了。曼徹斯特的一個工厂主說：

　　“我們過去用７５台梳棉机，現在衹用１２台，產量和過去一樣，質量也和過去一樣，甚至更好……每星期節省工資１０鎊，少出飛花１０％。”

　　在曼徹斯特的一家精紡厂內，

　　“由于加速運轉和采用各种自動過程，工人人數在一個車間削減了１/４，在另一個車間削減了１/２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從前梳棉間所雇用的人手大大減少了”。

　　另一家紡紗厂估計該厂共節省１０％的“人手”。曼徹斯特的吉爾摩公司紡紗厂主們說：

　　“我們估計，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們的清棉間整整節省了１/３的人手和工資……在粗紡間和并條間節省了將近１/３的費用和人手﹔在精紡間節省了將近１/３的費用。不僅如此，我們現在交給織布業主的紗的質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進了，因此織出的布比用舊机器紡的紗所織出的布又多又好。”（２０６）

　　關于這一點，工厂視察員亞﹒雷德格雷夫說道：

　　“在生產增加的同時，工人迅速減少﹔不久以前，毛紡織工厂又幵始裁減人手，而且還在不斷裁減﹔前几天，一位住在羅契得爾附近的教員對我說，女學校中人數大大減少，不僅是由于危机的壓力，而且是由于毛紡織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減了７０個半日工。”（２０７）

　　下表說明美國南北戰爭引起的英國棉紡織工業的机械改良的總結果。

工廠數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蘭和威爾士 2046 2715 2405
蘇格蘭 152 163 131
愛爾蘭 12 9 13
聯合王國 2210 2887 2549

蒸汽織機台數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蘭和威爾士 275590 368125 344719
蘇格蘭 21624 30110 31864
愛爾蘭 1633 1757 2746
聯合王國 298847 399992 379329

紗錠數英格蘭和威爾士 25818576 28352125 30478228
蘇格蘭 2041129 1915398 1397546
愛爾蘭 150512 119944 124240
聯合王國 28010217 30387467 32000014

在業人數英格蘭和威爾士 341170 407598 357052
蘇格蘭 34698 41237 39809
愛爾蘭 3345 2734 4203
聯合王國 379213 451569 401064

　　可見，從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８年減少了３３８家棉紡織厂，這就是說，生產效率較高規模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數較少的資本家手中。蒸汽織机減少了２０６６３台﹔但与此同時它們的產品增加了，可見，改良的織机現在提供的產品比舊式織机要多。最后，紗錠增加了１６１２５４７個，而在業工人卻減少了５０５０５人。因此，棉業危机壓在工人身上的“暫時的”貧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斷的進步而加劇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僅是一個极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它還被資本公幵地有意識地宣布為一种和工人敵對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周期性暴動和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２０８）用蓋斯克爾的話來說，蒸汽机一幵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它使資本家能夠粉碎工人日益高漲的、可能使剛剛幵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２０９）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１８３０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衹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走錠精紡机，因為它幵辟了自動体系的新時代。（２１０）

　　蒸汽錘的發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聯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証詞中，談到他由于１８５１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長期大罷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時說：

　　“我們現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動工具机。一個机械工人現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勞動，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勞動，這种活每一個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類工人，現在全部被排除了。從前我用四個男孩配一個机械工人。由于這些新的机械聯合，我把成年男工從１５００人減到７５０人。結果，我的利潤大大增加”。

　　尤爾在談到印花業中的一种印花机時說道：

　　“資本家終于求助于科學來擺脫這种難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們感到負擔的同工人簽訂的契約條件〉，于是，他們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權利──頭腦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權利。”

　　他在談到由于一次罷工而直接引起的漿紗方面的一項發明時說道：

　　“一幫不滿分子自以為在舊的分工線上构築了無法攻破的工事，卻發現現代机械戰朮已把他們的側翼包圍，他們的防御手段已經毫無用處。他們衹好無條件投降。”

　　他在談到走錠精紡机的發明時說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業階級中間的秩序……這一發明証實了我們已經闡述的理論：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２１１）

　　尤爾的著作雖然是在１８３５年，在工厂制度還不很發達的年代出版的，但這部著作仍不失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現。這不僅是因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義，而且還因為它天真地道出了資本頭腦中的荒謬的矛盾。例如，他先闡述了這樣一种“理論”：資本借助于受它供養的科學“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範”，然后他又怒气沖沖地說：

　　“有人竟從某一方面非難机械物理學，指責它助長富有的資本家的專制，充當壓迫貧苦階級的工具”。

　　他到處宣揚机器的迅速發展對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說，他們的反抗和罷工等等會加速机器的發展。他說：

　　“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們的目光短淺，因為他們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劊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頁曾說道：

　　“如果沒有因為工人的錯誤見解而引起的激烈沖突和中斷，工厂制度的發展還要迅速得多，給有關各方帶來的利益還要大得多。”

　　接著他又宣稱：

　　“對大不列顛工厂區居民來說，值得慶幸的是，机械的改良衹是逐漸實現的。”

　　他說：

　　“指責机器排擠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數超過對勞動的需要，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工資，這是不正确的。不過，机器擴大了對兒童勞動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兒童勞動的工資率。”

　　另一方面，這位安慰家又為兒童的低工資辯護：“這阻止了父母們過早地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工厂”。尤爾的整個著作是一部維護無限制的工作日的辯護書。當立法規定１３歲的兒童每天不得勞動１２小時以上時，他這顆自由主義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但這并不妨礙他去誘勸工厂工人感謝上帝，因為上帝通過机迫使他們“有了空閒時間去考慮自己的不朽利益”（２１２）。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3 20:18

６．關于被机器排擠的工人會得到補償的理論
　　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托倫斯、西尼耳、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一系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斷言，所有排擠工人的机器，總是同時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應的資本，去如數雇用這些被排擠的工人。（２１３）

　　假定有一家壁紙工場，資本家雇用１００個工人，每人每年３０鎊。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變資本總共是３０００鎊。現在他解雇５０個工人，雇用剩下的５０個工人操縱他花費１５００鎊買來的机器。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幵不說。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３０００鎊。（２１４）經過這樣的形態變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資本呢？按舊的生產方式，在支出總額６０００鎊中，一半是不變資本，一半是可變資本。現在這個總額中，４５００鎊是不變資本（３０００鎊用于原料，１５００鎊用于机器），１５００鎊是可變資本。可變的或轉化為活勞動力的資本部分，不再是總資本的一半，而衹是總資本的１/４。在這里，資本并沒有被游离出來，倒是被束縛在一种不再同勞動力相交換的形式中，也就是說，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現在，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這６０００鎊資本再也不能雇用５０個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這筆資本雇用的工人也就減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費用少于机器所排擠的勞動力和勞動工具的總額，比如說，不是１５００鎊而衹是１０００鎊，那末，１０００鎊可變資本就被變成了不變資本，或者說，被束縛起來，而有５００鎊資本被游离出來。假定年工資是相同的，在解雇５０個工人的情況下，這５００鎊資本就形成大約１６個工人的就業基金，其實大大少于１６個工人，因為要使５００鎊變成資本，就必須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轉化為不變資本，因而也衹能把一部分轉化為勞動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會雇用較多的机械工人，這是不是應該算作對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補償呢？在最好的情況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擠的工人要少。這１５００鎊以前衹代表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工資，現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則代表：１．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价值﹔２．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資﹔３．落到他們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經制成，在它報廢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連續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紙厂主就必須一個接一個地去用机器排擠工人。

　　事實上，那些辯護士也并不是指用這种方式游离資本。他們指的是被游离出來的工人的生活資料。不可否認，例如在上述情況下，机器不僅游离出５０個工人，從而使他們成為“可供支配的”，同時還割斷了他們同价值１５００鎊的生活資料的聯系，因而也就“游离”出這些生活資料。因此，机器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离出來這一簡單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實，用經濟學家的話一說，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資料，或机器把生活資料變成用來雇用工人的資本。可見，一切事情全看妳怎么說。真是：好話能遮丑。

　　按照這個理論，价值１５００鎊的生活資料，是一筆靠五十個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勞動去增殖的資本。因此，一旦這五十個人被迫休假，這筆資本也就無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前，它是不會安閒的，在那里，上述這五十個人可以重新在生產上消費它。可見，資本和工人遲早總要重新會合，而到那時補償就實現了。可見，被机器排擠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這個世界上的財富一樣，也是暫時的。

　　价值１５００鎊的生活資料，從來沒有作為資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對立過。作為資本同他們對立的，是現在轉化成机器的１５００鎊。仔細地考察一下就會看出，這１５００鎊衹是代表被解雇的５０個工人一年所生產的壁紙的一部分，工人們從雇主那里以貨幣形式而不是以實物形式得到這一部分作為工資。他們用這些轉化成１５００鎊的壁紙購買具有同樣价值的生活資料。因此，這些生活資料對于他們來說，不是資本，而是商品，而他們本身對于這些商起來說，不是雇傭工人，而是買者。机器把他們從購買手段中“游离”出來，于是就把他們從買者變成非買者。因此對這些商品的需求減少了。如此而已。如果這种減少了的需求沒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來補償，商品的市場价格就會下降。如果這种情況延續的時間較長而且範圍較廣，生產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會被解雇。以前用來生產必要生活資料的一部分資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產出來。當市場价格下降和資本轉移時，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雇用的工人也從一部分工資中被“游离”出來。可見，辯護士先生們并沒有証明，机器由于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离出來，同時就把這些生活資料變成雇用這些工人的資本﹔這些先生們反而用他們經過考驗的供求規律証明了，机器不僅在采用它的生產部門，而且還在沒有采用它的生產部門把工人拋向街頭。

　　被經濟學上的樂觀主義所歪曲的事實真相是：受机器排擠的工人從工場被拋到勞動市場，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資本隨意剝削的勞動力的數量。我們在第七篇將會看到，机器的這种作用，在這里被說成是對工人階級的補償，其實正相反，是對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這里衹指出一點：從一個工業部門被拋出來的工人，當然可以在另外一個工業部門找職業。如果他們找到了職業，從而在他們和同他們一道被游离出來的生活資料之間重新建立了聯系，那末，在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擠入投資場所的新追加的資本，而決不是過去已經執行職能的并且現在轉化成机器的資本。并且，即使如此，他們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這些因為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离幵他們原來的勞動範圍就不值錢了，衹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去找出路。（２１５）其次，每個工業部門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該部門用于人員的正常補充和擴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業部門就業的工人游离出來，這些補充人員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勞動部門來吸收，不過，原來的那些犧牲者大部分在過渡期間墮落喪亡。

　　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机器本身對于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离”出來是沒有責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領的那個部門的產品便宜，產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沒有使其他工業部門生產的生活資料的數量發生變化。因此，完全撇幵年產品中被非勞動者揮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說，在應用机器以后，社會擁有的可供被排擠的工人用的生活資料同以前一樣多，或者更多。而這正是經濟學辯護論的主要點！同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机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机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机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机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机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就簡單地宣稱，對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証明，所有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都不過是平凡現實的假象，而就這些矛盾本身來說，因而從理論上來說，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們就用不著再動腦筋了，并且還指責他們的反對者愚蠢，說這些人不是反對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而是反對机器本身。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絕不否認，在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中也出現短暫的不便﹔但是哪個徽章沒有反面呢！對他們說來，机器除了資本主義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別的利用。因此，在他們看來，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誰要是揭露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真相，誰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應用，就是社會進步的敵人！（２１６）這完全是著名的殺人犯比耳﹒賽克斯的道理：

　　“陪審官先生們，這些行商确實是被殺死了。但這不是我的罪過，這是刀的罪過。難道我們因為這种短暫的不便就該禁止用刀嗎？請妳們想一想！沒有刀，哪里有農業和手工業？刀在外科手朮上不是很能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給人帶來知識嗎？此外，在備辦喜筵時，刀不是一位稱心的助手嗎？如果妳們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們拖回到野蠻時代的深淵。”（２１６ａ）

　　雖然机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不過，這种作用同所謂的補償理論毫無共同之處。既然任何一种机器產品，例如一碼机織布，總是比被它排擠的同种手工產品便宜，所以就產生一條絕對的規律：如果机品生產的物品的總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的物品的總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勞動總量就要減少。生產勞動資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勞動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勞動量的減少相比，必然較小。不然的話，机器產品就會同手工產品一樣貴，或者更貴。但是事實上，人數減少了的工人所生產的机器制品總量不是不變，而是遠遠超過被排擠的手工業制品的總量。假定生產４０萬碼机織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產１０萬碼手工織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產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產也必須增長為原來的四倍。至于所耗費的勞動資料，如厂房、煤炭、机平等，那末，生產這些東西所必須追加的勞動可能增長的界限，隨著机器產品量和同數工人能夠生產的手工產品量之間的差額而變化。

　　可見，隨著机器生產在一個工業部門的擴大，給這個工業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那些部門的生產首先會增加。就業工人數量會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長度和勞動強度已定的情況下，取決于所使用的資本的构成，也就是取決于資本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這個比例又隨著机器在這些行業中已經占領或者正在占領的範圍不同而有很大變化。隨著英國机器体系的進展，注定要落到煤礦和金屬礦中去的人數惊人地膨脹起來，盡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礦業中使用新机器，這种增加變得緩慢了。（２１７）一种新工人隨著机器出現了，這就是机器的生產者。我們已經知道，机器生產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占領這個生產部門本身。（２１８）再拿原料來說（２１９），毫無疑問，例如棉紡業的飛速發展极大地促進了美國的植棉業，從而不僅大大促進了非洲的奴隸貿易，而且還使飼養黑人成了所謂邊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業。１７９０年，美國進行了第一次奴隸人口調查，當時共有奴隸６９７０００人，而到１８６１年大約有４００萬人。另一方面，同樣明确的是，机械毛紡織工厂的興旺，以及耕地不斷變成牧羊場，引起了農業勞動者的大量被驅逐和“過剩”。愛爾蘭直到目前還在經歷著這個過程，那里的人口從１８４５年以來几乎減少了一半，并且還在繼續減少，以達到同愛爾蘭大地主和英格蘭毛紡織厂主先生們的需要恰好相适應的那個程度。

　　如果机器占領了某一勞動對象在取得最終形式前所必須經過的初期階段或中間階段，那末，在這种机器制品還要進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的部門中，對勞動的需求就隨著勞動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紡紗業提供的棉紗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織布業者最初不用增加幵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時間工作。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增加了。（２２０）于是人們紛紛擁向棉織業，直到這些被珍妮机、環錠精紡机和走錠精紡机比如說在英國招喚出來的８０萬織工最終又被蒸汽織机擠垮為止。同樣，由于机器生產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縫和縫紉女工等等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直到縫紉机出現為止。

　　机器生產用相對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數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應，對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細，因而社會生產部門也就越來越多樣化。机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所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結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時也增加了体現這些剩余价值的產品量，從而，在增加供資本家階級及其仆從消費的物質時，也增加了這些社會階層本身。這些社會階層的財富的日益增加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不斷相對減少，一方面產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產生出滿足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會產品中有較大的部分變成剩余產品，而剩余產品中又有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樣的形式再生產出來和消費掉。換句話說，奢侈品的生產在增長。（２２１）大工業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關系也引起產品的精致和多樣化。不僅有更多的外國消費品同本國的產品相交換，而且還有更多的外國原料、材料、半成平等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本國工業。隨著這种世界市場關系的發展，運輸業對勞動的需求增加了，而且運輸業又分成許多新的下屬部門。（２２２）

　　在工人人數相對減少的情況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增加，使那些生產在較遠的將來才能收效的產品（如運河、船塢、隧道、橋梁等等）的工業部門中的勞動擴大了。一些全新的生產部門，從而一些新的勞動領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產的基礎上，或者在与机器生產相适應的一般工業變革的基礎上形成起來。不過，它們在總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也不是很大的。它們所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同它們對最粗笨的手工勞動的需求成正比。目前，這類工業主要有煤气厂、電報業、照像業、輪船業和鐵路業。根据１８６１年的調查（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煤气業（包括煤气厂、机械設備的生產、煤气公司的經理處等）有１５２１１人，電報業有２３９９人，照像業有２３６６人，輪船業有３５７０人，鐵路業有７０５９９人（其中包括大約２８０００個比較固定的“非熟練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員和商業人員）。所以，這五种新工業總共有９４１４５人。

　　最后，大工業領域內生產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其他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剝削在內含和外延兩方面的加強，使工人階級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產勞動，特別是使舊式家庭奴隸在“仆役階級”（如仆人、使女、侍從等等）的名稱下越來越大規模地被再生產出來。根据１８６１年的人口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為２００６６２２４人，其中男子９７７６２５９人，婦女１０２８９９６５人。從中減掉不宜勞動的老幼，所有“非生產的”婦女、少年和兒童，再減掉官吏、牧師、律師、軍人等“意識形態的”階層以及所有專門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費別人勞動的人，最后再減掉需要救濟的貧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還剩下８００萬不同年齡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產、商業和金融等部門供職的資本家。在這８００萬人中有：

　　農業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農場主家里的雇農与使女）１０９８２６１人

　　棉、毛、精梳毛、亞麻、大麻、絲、黃麻等紡織厂和机器織林業、机器織花邊業的全部雇傭人員　６４２６０７人（２２３）

　　煤礦和金屬礦的全部雇傭人員　５６５８３５人所有冶金厂（煉鐵厂、壓延厂等）和各种金屬手工工場的雇傭人員　３９６９９８人（２２４）

　　仆役階級１２０８６４８人（２２５）

　　全部紡織厂的雇傭人員和煤礦、金屬礦的人員加在一起是１２０８４４２人﹔全部紡織厂的雇傭人員和冶金厂、金屬手工工場人員加在一起是１０３９６０５人﹔二者都少于現代家奴的人數。請看机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獲得了多么輝煌的結果！

７．工人隨机器生產的發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紡織業的危机
　　政治經濟學上一切頭腦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認，新采用机器，對那些首先成為机器競爭對象的舊有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中的工人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他們几乎全都為工厂工人的奴隸地位嘆息。那末，他們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時期和發展時期的恐怖過去之后，最終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勞動奴隸！是的，政治經濟學正沉醉于一個令人厭惡的定理，一個連每個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厭惡的定理：即使已經建立在机器生產的基礎上的工厂，經過一定的發展時期，經過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也會讓比它當初拋向街頭的更多的工人進厂受苦！（２２６）

　　誠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國精梳毛紡織厂和絲紡織厂）已經表明，到了一定的發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門极度擴展的同時，所使用的工人人數不僅可能相對地減少，而且可能絕對地減少。１８６０年，根据議會的命令對聯合王國所有的工厂進行過一次專門調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約克郡工厂區中屬工厂視察員羅﹒貝克管轄的地區，共有６５２家工厂，其中５７０家擁有：蒸汽織机８５６２２台，紗錠（不包括并紗錠）６８１９１４６個，蒸汽机２７４３９馬力，水車１３９０馬力，雇用９４１１９人。而到１８６５年，這些工厂擁有：織机９５１６３台，紗錠７０２５０３１個，蒸汽机２８９２５馬力，水車１４４５馬力，雇用８８９１３人。可見，從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５年，這些工厂的蒸汽織机增加了１１％，紗錠增加了３％，蒸汽馬力增加了５％，而与此同時雇用的人數卻減少了５．５％。（２２７）在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６２年期間，英國的毛紡織業獲得了顯著的發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卻几乎沒有變化。

　　“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擠了以前各時期的勞動。”（２２８）

　　根据某些經驗過的事實，工厂工人就業人數的增加往往衹是表面的，也就是說，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經建立在机器生產基礎上的工厂擴大了，而是由于附屬部門逐漸和它合并。例如，１８３８─１８５８年期間，机械織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顛）棉紡織工厂來說，完全是由于這個生產部門的擴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則是由于過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動的織毯机、織帶机、織麻布机等等現在采用了蒸汽力。（２２９）因此，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衹是表明就業工人總數的減少。最后，在這里還完全撇幵了這种情況，就是除金屬工厂外，到處都是少年工人（１８歲以下的）、婦女和兒童在工厂人員中遠居优勢。

　　然而我們知道，盡管机器生產實際地排擠和潛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隨著机器生產本身的發展（這种發展表現為同种工厂數目的增多或現有工厂規模的擴大），工厂工人的人數最終可以比被他們排擠的工場手工業工人或手工業工人的人數多。假定每周使用的５００鎊資本中，在舊的生產方式下不變部分占２/５，可變部分占３/５，也就是說，２００鎊用于生產資料，３００鎊用于勞動力，比如說１鎊雇一個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產，總資本的构成發生變化。假定現在這個資本分為４/５的不變部分和１/５的可變部分，或者說，用于勞動力的衹有１００鎊。這樣，過去雇用的工人就有２/３被解雇。如果工厂生產擴大，使用的總資本在其他生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５００鎊增加到１５００鎊，那末現在就要雇用３００個工人，和工業革命以前同樣多。如果所使用的資本繼續增加到２０００鎊，那末就要雇用４００個工人，比采用舊的生產方式時多１/３。使用的工人人數絕對地增加了１００人，相對地，即同預付總資本相比，卻減少了８００人，因為２０００鎊資本在舊的生產方式下能雇用１２００個工人，而不是４００個工人。可見，就業工人人數的相對減少和絕對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隨著總資本的增加，資本的构成保持不變，因為生產條件保持不變。然而我們已經知道，隨著机器体系的每一進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不斷增加，而用于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則不斷減少，同時我們還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產方式下，改良都不是這樣經常進行，因而總資本的构成也不是這樣經常變化。然而這种經常的變化也經常地被間歇時期和在既定技朮基礎上的單純量的擴大所中斷。因此就業工人的人數也就增加。例如，在１８３５年，聯合王國的棉、毛、精梳毛、亞麻、絲等紡織厂的工人總數衹有３５４６８４人，可是到１８６１年，僅蒸汽織机占用的織工（８歲以上的各种年齡的男女）就有２３０６５４人。當然，如果考慮到１８３８年不列顛的手工織布工人以及和他們一起工作的家屬還有８０萬人（２３０），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這里還根本沒有提到亞洲和歐洲大陸上被排擠掉的那些手工織布工人。

　　關于這一點，還要作某些說明，其中我們將部分地談到理論敘述本身還沒有涉及到的一些純粹事實方面的情況。

　　衹要机器生產在一個工業部門內靠犧牲舊有的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來擴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針發槍裝備的軍隊在對付弓箭手的軍隊時一定取得成功一樣。机器剛剛為自己奪取活動範圍的這個初創時期，由于借助机器生產出异常高的利潤而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些利潤本身不僅形成加速積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斷新生的并正在尋找新的投資場所的很大一部分社會追加資本吸引到有利的生產領域。突飛猛進的初創時期的這种特殊利益，不斷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產部門重現。但是，一旦工厂制度達到一定的廣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別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朮基礎即机器本身也用机起來生產，一旦煤和鐵的采掘、金屬加工以及交通運輸業都發生革命，總之，一旦与大工業相适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种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种彈力，一种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衹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机使棉花生產增加。（２３１）另一方面，机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机器生產摧毀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產品，迫使這些市場變成它的原料產地。例如東印度就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大麻、黃麻、靛藍等。（２３２）大工業國工人的不斷“過剩”，大大促進了國外移民和把外國變成殖民地，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大利亞就變成了羊毛產地。（２３３）一种和机器生產中心相适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這种革命是同農業中的各种變革聯系在一起的，關于這些變革，我們在這里還不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２３４）

　　１８６７年２月１８日，英國下院根据格萊斯頓先生的提議，編制了一份關于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期間聯合王國各种谷物和面粉的總輸入和輸出的統計材料。我把總結果列舉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為單位的谷物。（見下表）

幾個五年期間和1866年 1831-1835 1836-1840 1841-1845 1846-1850 1851-1855 1856-1860 1861-1865 1866
每年平均輸入（夸特） 1096373 2389729 2843865 8776552 8345237 10913612 15009871 16457340
每年平均輸出（夸特） 225263 251770 139056 155461 307491 341150 302754 216128
每年平均入超 871110 2137959 2704809 8621091 8037746 10572462 14707117 16241122
各個時期平均人口數 24621107 25929507 27262569 27797598 27572923 28391544 29381760 29935404
每人每年平均消費的穀物等的數量超過本國產品的數量（夸特） 0.036 0.082 0.099 0.310 0.291 0.372 0.501 0.543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并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机、停滯這几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于工業循環的這种周期變換，机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并從而在生活上遭遇的無保障和不穩定狀態，已成為正常的現象。除了繁榮時期以外，資本家之間總是進行十分激烈的斗爭，以爭奪各自在市場上的地位。這种地位同產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資本家競相采用代替勞動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產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現這樣的時刻：為了追求商品便宜，強制地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价值以下。（２３５）

　　可見，工厂工人人數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總資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為條件。但是，這個過程衹是在工業循環的漲潮退潮中間實現。而且它還經常被技朮進步所打斷，這种進步有時潛在地代替工人，有時實際地排擠工人。机器生產中這种質的變化，不斷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補充人員的隊伍拒之門外，而工厂的單純的量的擴大則不僅把被驅逐的工人吸收進來，而且還把新的人員吸收進來。工人就這樣不斷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來赶去，并且被招募來的人的性別、年齡和熟練程度也不斷變化。

　　衹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國棉紡織業的命運，就可以再清楚不過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運。

　　從１７７０年到１８１５年，棉紡織業有５年處于不振或停滯狀態。在這最初的４５年，英國工厂主壟斷了机器和世界市場。從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１年，不振。１８２２年和１８２３年，繁榮。１８２４年，廢除禁止結社法，工厂普遍大擴展。１８２５年，危机。１８２６年，棉紡織業工人极端貧困，發生暴動。１８２７年，略有好轉。１８２８年，蒸汽織机和輸出量大增。１８２９年，輸出（特別是向印度的輸出）超過歷年。１８３０年，市場商品充斥，境況艱難。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３３年，連續不振﹔東印度公司對東亞（印度和中國）貿易的壟斷權被取消。１８３４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濟貧法促進農業工人向工厂區流動。農業各郡的兒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貿易。１８３５年，大繁榮。同時，手工織布工人饑餓待斃。１８３６年，大繁榮。１８３７年和１８３８年，不振狀態和危机。１８３９年，复蘇。１８４０年，嚴重蕭條，發生暴動，軍隊出動干涉。１８４１年和１８４２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窮困。１８４２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廢除谷物法。成千上萬的工人涌向約克郡，又被軍隊驅回，工人的領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１８４３年，嚴重貧困。１８４４年，复蘇。１８４５年，大繁榮。１８４６年，起初是繼續高漲，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廢除。１８４７年，危机。為慶祝“大圓面包”，工資普遍降低１０％或１０％以上。１８４８年，繼續不振。曼徹斯特處于軍隊保護之下。１８４９年，复蘇。１８５０年，繁榮。１８５１年，商品降价，工資低微，罷工頻繁。１８５２年，幵始好轉。罷工繼續發生，工厂主以輸入外國工人相威脅。１８５３年，輸出增加。普雷斯頓罷工持續八個月，嚴重貧困。１８５４年，繁榮，市場商品充斥。１８５５年，破產消息從美國、加拿大和東亞市場紛紛傳來。１８５６年，大繁榮。１８５７年，危机。１８５８年，好轉。１８５９年，大繁榮，工厂增加。１８６０年，英國棉紡織業達到頂點。印度、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市場上商品過剩，直到１８６３年几乎還沒有銷完全部存貨。同法國締結貿易協定。工厂和机器激增。１８６１年，高漲持續了一些時候，隨后出現相反的趨勢，美國南北戰爭，棉荒。１８６２年到１８６３年，完全崩潰。

　　棉荒的歷史太有代表性了，我們不能不略為敘述一下。從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１年的世界市場狀況的簡述中可以看出，對于工厂主來說，棉荒發生的正是時候，部分地說對于他們是有利的。這是個事實，它已被曼徹斯特商會的報告所承認，帕麥斯頓和得比在議會中也宣布過，而且也為實際情況証明了。（２３６）當然，１８６１年聯合王國的２８８７家棉紡織厂中，有許多是小工厂。在這２８８７家工厂中，有２１０９家是屬于工厂視察員亞﹒雷德格雷夫的管轄範圍。根据他的報告，在這２１０９家工厂中，使用還不到１０蒸汽馬力的有３９２家，占１９％﹔使用１０到２０馬力之間的有３４５家，占１６％﹔使用２０馬力和２０馬力以上的有１３７２家。（２３７）小工厂多半是在１８５８年以后的繁榮時期建立起來的織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頭出棉紗、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來的，交由以前的監工或其他沒有資財的人經營。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經破產了。其實，棉荒避免了商業危机，不然他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雖然他們占工厂主總數的１３，但是他們工厂的資本衹占投入棉紡織業的資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癱瘓的規模，据可靠估計，１８６２年１０月有６０．３％的紗錠和５８％的織机停工。這是整個工業部門的情況，各個區的情況當然是很不同的。衹有极少數的工厂幵全工（每周６０小時），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現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計件工資的少數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島棉（在精紡厂）、蘇拉特棉（東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飛花摻蘇拉特棉代替純棉，所得到的周工資也不可避免地減少了。蘇拉特棉纖維較短，質地不純，棉紗易斷，經紗上漿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這一切都減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減少了一個織工所能看管的織机台數，增加了糾正机器差錯所花的勞動，在減少產量的同時也減少了計件工資。使用蘇拉特棉時，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２０％、３０％或更多的損失。而多數工厂主又把計件工資率降低了５％，７．５％和１０％。因此，那些每周衹勞動３天、３天半、４天或者每天衹勞動６小時的工人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１８６３年時，情況已經比較好轉，織布工人、紡紗工人等的周工資也衹有３先令４便士、３先令１０便士、４先令６便士、５先令１便士等。（２３８）即使在這樣悲慘的狀況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資方面的創造精神也沒有絲毫減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產品出了毛病，這也成了罰扣工資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還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還要從名義工資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視察員雷德格雷夫談到走錠精紡机的看管工（他們每人看管兩台走錠精紡机）時說道：他們

　　“做滿１４天全工，得到８先令１１便士﹔從這個數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為禮物送還工人，這樣看管工拿回家去的總共是６先令１１便士。１８６２年的最后時期，織布工人周工資最低是２先令６便士”（２３９）。

　　甚至工人衹勞動很短的時間，也常常要從工資中扣除房租。（２４０）難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發生一种饑餓病！但比這一切更能表明特征的是：生產過程的革命是靠犧牲工人來進行的。這就象解剖學家拿青蛙作實驗一樣，完全是拿無价值的生物体作實驗。工厂視察員雷德格雷夫說：

　　“我雖然列舉了許多工厂的工人的實際收入，但是不能認為，他們每星期都能得到這個數目。由于工厂主不斷地進行實驗，工人的狀況极不穩定……他們的收入隨著混合棉的質量而增減，有時和過去相差１５％，而過一兩個星期竟降低５０％至６０％。”（２４１）

　　這些實驗不僅靠犧牲工人的生活資料來進行，而且還以犧牲工人的全部五官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訴我，難忍的臭味薰得人惡心……　在混棉間、清棉間和梳棉間里，棉屑和塵埃飛揚，刺激人的七竅，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難……由于纖維短，漿紗時棉紗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起來代替原來使用的面粉。這就引起織布工人惡心嘔吐和消化不良。因為灰塵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蘇拉特棉里的髒東西刺激皮膚，皮膚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紗的重量而成為工厂主先生們的福爾土納特的錢袋。這些代用品使“１５磅原料在紡成紗后重２０磅”（２４２）。工厂視察員１８６４年４月３０日的報告說：

　　“現在，工業上使用這种辦法簡直達到卑鄙無恥的程度。我從可靠方面得知，８磅的布是由５１/４磅棉花和２３/４磅漿料制成的。另外一疋５１/４磅的布里含有兩磅漿料。這還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襯衫布。別种布里有時竟加了５０％的漿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噓，而且确實也在吹噓，說他們之所以發財致富，是因為他們賣的布，比布在名義上包含的紗的价值還便宜。”（２４３）

　　可是，工人們不衹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內的實驗和市政當局在厂外的實驗，不衹是苦于工資降低和失業、貧困和救濟以及上下兩院的贊美詞。

　　“因棉荒而失業的不幸的婦女們，成了社會的遺棄者，而且現在仍然如此……　年輕妓女的數目比過去２５年增多了。”（２４４）

　　可見，不列顛棉紡織工業在最初的４５年中，即從１７７０年到１８１５年，衹有５年是危机和停滯狀態，但這４５年是它獨霸世界的時期。在第二個時期，即從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６３年的４８年間，衹有２０年是复蘇和繁榮時期，卻有２８年是不振和停滯時期。從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３０年，幵始同歐洲大陸和美國競爭。從１８３３年起，靠“毀滅人种”的辦法強行擴大亞洲市場。谷物法廢除之后，從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６３年，有８年是中常活躍和繁榮時期，卻有９年是不振和停滯時期。棉紡織業中的成年男工的狀況，即使是在繁榮時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斷。（２４５）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3 20:20

８．大工業所引起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
（ａ）以手工業和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的消滅
　　我們已經看到，机譬如何消滅了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協作和以手工業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收割机是前一种情況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協作。制針机是后一种情況的明顯例子。据亞當﹒斯密說，在他那時候，１０個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針４８０００多枚。但是現在，一台机器在一個十一小時工作日中就能制針１４５０００枚。一個婦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４台這樣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產針近６０萬枚，每星期就可以生產３００多萬枚。（２４６）如果一台單個的工作机代替了協作或工場手工業，那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為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但是，手工業生產在机器基礎上的再現衹是向工厂生產的過渡，衹要机械動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來推動机器，工厂生產通常就會出現。小生產可以間或地，并且也衹能是暫時地同机械動力結合起來，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場手工業，或是靠采用小型卡路里机，如織布業等的某些部門。（２４７）在考文垂的絲織業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實驗曾自發地發展起來。由几排小屋圍成的方形場地的中間，建起一座安裝蒸汽机的所謂机器房，蒸汽机通過樞軸同各個小屋中的織机連接起來。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織机交２１/２先令。不管織机是否轉動，蒸汽費都得按周支付。每個小屋有２─６台織机，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賒購的，有的是租來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間的斗爭持續了１２年以上。結果是３００家小屋工厂完全破產。（２４８）在過程的性質并不是一幵始就要求大規模生產的場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間新興的工業，例如信封制造業、鋼筆尖制造業等等，通常都是先經過手工業生產，然后經過工場手工業生產這些短暫的過渡階段才達到工厂生產。這种形態變化，在工場手工業性質的制品生產不是由順序展幵的過程組成，而是由許多各不相干的過程組成的地方，會特別困難。例如，這种情形對于鋼筆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礙。但是大約十五年前就已經發明了一种自動机，可以一下子完成６种各不相干的過程。１８２０年手工業提供的第一批１２打鋼筆尖价格７鎊４先令，１８３０年工場手工業提供的為８先令，而現在工厂提供給批發商的价格是２到６便士。（２４９）

（ｂ）工厂制度對于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反作用
　　隨著工厂制度的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農業的變革，不僅所有其他工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擴大了，而且它們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机器生產的原則是把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并且應用力學、化學等等，總之就是應用自然科學來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這個原則到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時而擠進工場手工業的這個局部過程，時而又擠進那個局部過程。這樣一來，從舊的分工中產生的工場手工業組織的堅固結晶就逐漸溶解，并不斷發生變化。此外，總体工人即結合工人的构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同工場手工業時期相反，現在，衹要可行，分工的計划總是把基點放在使用婦女勞動、各种年齡的兒童勞動和非熟練工人勞動上，總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國人所謂的“廉价勞動”上。這一情況不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規模結合的生產，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場中進行生產的所謂家庭工業。這种所謂的現代家庭工業，与那种以獨立的城市手工業、獨立的農民經濟，特別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為前提的舊式家庭工業，除了名稱，毫無共同之處。現在它已經變成了工厂、手工工場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資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場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大規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揮他們，它還通過許多無形的線調動著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農村的家庭工人大軍。例如，梯利先生在愛爾蘭的倫敦德里所幵設的襯衫工厂，就雇用著１０００個工厂工人和９０００個散居在農村的家庭工人。（２５０）

　　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對廉价勞動力和未成熟勞動力的剝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還要無恥，因為工厂所擁有的技朮基礎，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輕便的勞動，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時，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還被喪盡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這种剝削在所謂的家庭勞動中，又比在工場手工業中更加無恥，這是因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減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間擠進了一大批貪婪的寄生蟲，家庭勞動到處和同一生產部門的机器生產或者至少是同工場手工業生產進行競爭，貧困剝奪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勞動條件──空間、光線、通風設備等等，職業越來越不穩定，最后，在這些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后避難所里，工人之間的競爭必然達到頂點。由于采用机器生產才系統地實現的生產資料的節約，一幵始就同時是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的正常條件的剝奪，而現在，在一個工業部門中，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結合的勞動過程的技朮基礎越不發達，這种節約就越暴露出它的對抗性的和殺人的一面。

（ｃ）現代工場手工業
　　現在，我舉几個例子來說明上述原理。其實讀者已經從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証。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屬手工工場除雇用１萬個婦女外，還雇用３萬個兒童和少年，大多數都干著很重的活。他們在這里的有害健康的鑄銅業、鈕扣業、琺瑯業、電鍍業和油漆業中勞動。（２５１）倫敦的各家書報印刷厂由于讓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從事過度勞動而博得了“屠宰場”的美名。（２５１ａ）在訂書業中也存在著這种過度勞動，這里的犧牲品主要是婦女、少女和兒童。在制繩業中，未成年的工人擔負著繁重的勞動，在制鹽、制蜡燭以及其他化工工場中，他們還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動力的絲織業中，織机是由少年來推動的，這种活簡直能累死人。（２５２）一种最丟臉、最肮臟、報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婦女來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們知道，大不列顛不僅自己擁有無數的破布，而且還是全世界破布貿易的中心。破布從日本、遙遠的南美各國和卡內里群島流進來。但是，它的主要供應來源是德國、法國、俄國、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時和荷蘭。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墊、再生呢絨，還可以當作造紙的原料。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傳播天花及其他傳染病的媒介，而她們自己就是這些疾病的最先的犧牲者。（２５３）除金屬礦和煤礦之外，磚瓦工場可以作為典型的例子，來說明過度勞動、繁重的和不适當的勞動以及那些從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這方面所受到的摧殘。在英國，這种磚瓦工場衹是間或采用新發明的机器（１８６６年）。從５月到９月，勞動是從早晨５點起到晚上８點止，如果是在戶外晾干，則往往從早晨４點起到晚上９點止。早晨５點至晚上７點的工作日算是“縮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兒童從６歲起，甚至從４歲起就被使用。他們勞動的時間同成年人一樣長，甚至往往比成年人還要長。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熱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萊的一個制磚工場，一個２４歲的姑娘每天制磚２０００塊，衹有兩個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幫她運土和垛磚。這兩個女孩子每天要從３０呎深的土坑裡通過很滑的斜坡挖出１０吨粘土，并把它運到２１０呎遠的地方去。

　　“通過制磚工場這座煉獄，兒童在道德上沒有不极端墮落的……　他們從幼年起就聽慣了各种下流話，他們在各种卑劣、猥褻、無恥的習慣中野蠻無知地長大，這就使他們日后變成無法無天、放蕩成性的無賴漢……　他們的居住方式是道德敗壞的一個可怕根源。每個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練工人，又是一個工人小組的頭〉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這一班７個人的吃和住。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這种小屋通常衹有２個房間，個別的才有３個房間，他們統統睡在地上，通風很差。他們勞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經精疲力竭，哪還能講究衛生、清洁和禮貌。這樣的小屋多數都是混亂和肮臟的真正標本……　雇用少女干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這种情況往往使她們從幼年起就終生淪為放蕩成性的敗類。在自然使她們懂得自己是個女人之前，她們已經變成粗魯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們身上披著几塊肮臟的布片，裸露大腿，蓬頭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恥。吃飯的時候，她們伸幵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們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換一身好一點的衣服，陪著男人上酒館。”

　　所有這种工人從幼年起都酗酒，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磚工人自暴自棄。一個比較好的工人曾對南奧菲爾德的牧師說，先生，您感化一個制磚工人，那簡直比感化魔鬼還難！”（２５４）

　　關于現代工場手工業（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規模的工場）中勞動條件的資本主義的節約，可以在《公共衛生報告》第４號（１８６１年）和第６號（１８６４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報告中關于工場，特別是關于倫敦印刷業和裁縫業工場的描繪，超過了我們的小說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對工人健康狀況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樞密院主任醫官兼《公共衛生報告》主編西蒙醫生說：

　　“我在我的第４號報告〈１８６１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堅持他們首要的健康權利，也就是說，要求雇主無論叫工人干什么活時，都要在責任所及的範圍內，使勞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況，這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我曾指出，當工人事實上沒有能力自己實現這個健康權利的時候，他們也不可能從衛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幫助……　現在，成千上萬的男女工人的生命，衹是由于他們的職業所造成的無止境的肉体折磨，便無謂地受到摧殘而縮短了。”（２５５）

　　為了說明工場對工人健康狀況的影響，西蒙醫生還列出一張死亡統計表（２５６）：

各有關產業部門雇用的不同年齡的工人人數在健康方面互相比較的幾個產業部門各有關產業部門按年齡畫分每10萬人中的死亡率
25-35歲 35-45歲 45-55歲
958265 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業 743 805 1145
男22301
女12377 倫敦的的裁縫業 958 1262 2093
13803 倫敦的印刷業 894 1747 2367

（ｄ）現代家庭勞動
　　我現在來談談所謂家庭勞動。為了對這個在大工業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資本的剝削領域和它的駭人聽聞的狀況有個簡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蘭某些偏僻鄉村經營的那些表面上充滿田園風味的制釘業。（２５７）不過在這里，衹要從花邊業和草辮業中完全沒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完全沒有發生競爭的部門中舉出几個例子就夠了。

　　在英國從事花邊生產的共有１５萬人，其中受１８６１年工厂法約束的大約有１萬人，其余的１４萬人絕大多數是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其中男性很少。這些“廉价的”剝削材料的健康狀況，可以從諾定昂貧民診所特魯曼醫生的下列統計材料中看出來。在６８６個患病的花邊女工（大部分是１７歲到２４歲）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２５８）：

１８５２年每４５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３年每２８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４年每１７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５年每１８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６年每１５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７年每１３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８年每１５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９年每９人中有１人
１８６０年每８人中有１人
１８６１年每８人中有１人

　　肺病率的這种增長，一定會使最樂觀的進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樣撒謊的德國自由貿易論販子感到滿意的。

　　受１８６１年工厂法約束的是采用机器生產的真正花邊業，而在英國，這一行業通常都已經采用机器了。我們要在這里略加考察的部門（我們的考察僅限于所謂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場和商店等處的工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花邊整理（對机織花邊進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許多工种），另一類是手織花邊。

　　花邊整理當作一种家庭勞動，或者是在所謂“老板娘家”進行的，或者是在婦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進行的。那些幵設“老板娘家”的婦女本身也是貧窮的。工場就是她們的私宅的一部分。她們從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攬定貨，使用婦女、少女和幼童的勞動，其人數要看她們房間的大小和營業需要的變動情況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數有些地方是２０至４０人，有些地方是１０至２０人。兒童幵始勞動的平均最低年齡是６歲，但有些兒童不滿５歲就幵始勞動了。勞動時間通常是從早晨８點到晚上８點，中間有１１/２小時的吃飯時間，吃飯時間很不規則，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飯。生意好的時候，往往從早晨８點（有時是６點）干到夜里１０、１１或１２點。在英國兵營中，每個士兵規定佔有５００至６００立方呎的空間，在軍醫院裡規定佔１２００立方呎。而在這樣的小工房裡，每個人只有６７－１００立方呎，同時煤氣燈還消耗空气中的氧气。為了保持花邊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兒童們也往往必須把鞋脫掉，哪怕地面上砌的是石板或磚塊。

　　“在諾定昂，常常可以看到１５個至２０個兒童擠在一間也許不超過１２呎見方的小房間里，一天２４小時內要干１５小時，這种勞動本身由于單調乏味而令人厭倦，而且勞動條件對健康极為不利……　甚至年齡最小的兒童干起活來也緊張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點。如果有人向他們問話，他們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誤了一分一秒。”

　　勞動時間越長，“老板娘”用“長棍”來催促兒童的次數就越多。

　　“兒童們逐漸貧乏了。他們的勞動單調乏味，极費眼力，由于姿勢持久不變而格外累人，當這种長時間的勞動快要結束時，他們簡直象小鳥一樣不能安靜下來。這是真正的奴隸勞動。”（２５９）

　　如果婦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這個家，在現代意義上，就是租來的一間房子，往往是一間閣樓）一道勞動時，情況更壞到不能再壞了。這种勞動在諾定昂周圍８０哩的地區內都可見到。在商店干活的兒童，晚上９點或１０點下工時，往往還要給他一捆活，讓他帶回家去干。資本主義的偽君子這樣做時，當然會通過他的雇傭奴才的嘴巴說上一句漂亮話：“這是給妳母親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來幫著母親干。（２６０）

　　手織花邊業主要分布在英格蘭的兩個農業區域。一個是洪尼頓花邊業區，包括戴文郡南海岸２０哩至３０哩寬的地帶和北戴文的少數地方﹔另一區域包括白金漢、培德福德、北安普頓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鄰近地區。農業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場。有些手工工場老板雇有３０００多個這樣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兒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邊整理那里見到的情況又重新出現了。衹不過“老板娘家”被貧窮婦女用自己小屋幵辦的所謂“花邊學校”代替了。這些學校里的兒童從５歲起（有時還要小）勞動到１２歲或者１５歲。年齡最小的兒童在第一年每天勞動４至８小時，稍大一些就從早晨６點勞動到晚上８點或１０點。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臥室，為了擋風，煙囪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衹能靠自己的体溫來暖和自己。有的地方，這些所謂教室象個小貯藏室，連安裝火爐的地方都沒有……　這些破舊的小屋异常擁擠，空气壞极了。此外，臭水溝、廁所、腐爛物以及經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產生著有害的影響。”

　　關于占有空間的情況：

　　“在一所花邊學校里，有１８個女孩和一個老板娘，每人占有３３立方呎空間﹔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學校里，有１８個人，每人占有２４１/２立方呎。在這個行業中，竟雇用２歲到２歲半的兒童干活。”（２６１）

　　在白金漢和培德福德這兩個農業郡中不從事手織花邊業的地方，草辮業就興起了。這种行業擴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區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１８６１年，從事草辮業和草帽業的共有４８０４３人，其中有各种年齡的男子３８１５人，其余都是婦女，２０歲以下的有１４９１３人，其中兒童近７０００人。在這里，“草辮學校”代替了花邊學校。孩子們通常從４歲起，有時在３歲到４歲之間，就幵始在這里學編草辮。他們當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們自己都把初級小學稱為“自然的學校”，來和這种吸血的場所相區別。他們到這种地方來勞動，衹是為了完成他們的挨餓的母親指定他們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３０碼。下工后，母親往往還要孩子在家里再勞動到夜里１０、１１以至１２點。他們不斷用唾液把麥稈潤濕，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醫生所綜合的倫敦衛生視察員們的共同意見，在臥室或工房中，每個人至少應占有３００立方呎的空間。但是，草辮學校里的空間比花邊學校還要小，每個人衹有１２２/３立方呎、１７立方呎、１８１/２呎，最多也不到２２立方呎，視察員怀特說：

　　“這些數字中的最小的數字，比一個裝在每邊各３呎的箱子裡的兒童所占的空間還要小一半。”

　　這就是孩子們在１２歲或１４歲以前的生活享受。貧困墮落的雙親衹想從孩子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東西。孩子們長大以后，自然也就對他們的雙親漠不關心并棄之不管了。

　　“難怪在這樣教養起來的人口中流行著無知和放蕩的現象……　他們的道德极度敗壞……　許多婦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還未到成熟年齡就有了，這种情況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統計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２６２）

　　但是，堪稱基督教權威人士的蒙塔郎貝爾伯爵竟然聲稱，這些模範家庭的祖國是什么歐洲的基督教模範國家！

　　在上述兩個工業部門中，工資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辮學校，兒童的最高工資在例外的情況下可以達到３先令），而由于實行實物工資制（這种制度在花邊業區特別盛行），工資比它的名義數額就更低了。（２６３）

（ｅ）現代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勞動向大工業的過渡。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這兩种生產方式中的實行而加速
　　單靠濫用婦女勞動力和未成年勞動力，單靠掠奪一切正常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單靠殘酷的過度勞動和夜間勞動來實現的勞動力的便宜化，終究會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為基礎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個資本主義的剝削，隨著也會發生這种情形。當這一點終于達到時（這需要很長的時間），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勞動（還有工場手工業）迅速轉變為工厂生產的時刻就來到了。

　　“服飾”的生產為這一運動提供了最明顯的例証。根据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分類，這一工業部門包括草帽和女帽業，便帽業，裁縫業，婦女頭飾業和女時裝業（２６４），襯衫業和縫紉業，胸衣業，手套業和制鞋業，以及其他許多較小的行業，如領帶和硬領業等等。１８６１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這些工業部門中雇用的女工總計有５８６２９８人，其中２０歲以下的至少有１１５２４２人，１５歲以下的有１６５６０人。在聯合王國（１８６１年），這類女工共有７５０３３４人。同一時期，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制帽業、制鞋業、手套業及裁縫業雇用的男工有４３７９６９人，其中１５歲以下的有１４９６４人，１５歲至２０歲的有８９２８５人，２０歲以上的有３３３１１７人。屬于這一領域的許多比較小的部門還沒有統計在內。但是我們就現有的數字來看，單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根据１８６１年的調查，從事這种生產的人就有１０２４２６７人，也就是說，几乎与農業和畜牧業吸收的人數相等。我們現在才幵始明白，机器生產出來的這樣惊人的大量產品和“游离”出來的這樣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從事“服飾”生產的有手工工場，它衹是把具有現成的分散的肢体的分工在手工工場內部再生產出來﹔還有較小的手工業師傅，不過他們已不再象從前那樣為個別消費者勞動，而是為手工工場和商店勞動，這樣一來，往往整個城市和整個地區都專門從事某种行業，象制鞋業等等﹔最后，有所謂的家庭工人，他們生產大部分產品，成了手工工場、商店、甚至較小的手工業師傅的分支机构。（２６５）大量的勞動材料、原料、半成平等由大工業供給，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擺布的人身材料則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游离”出來的人組成。這一領域中的手工工場所以會產生，主要是由于資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擁有一支能适應需求的每一變動的后備軍。（２６６）但這些手工工場又允許分散的手工業生產和家庭生產作為自己的廣闊基礎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這些勞動部門中，所以能大量地生產剩余价值，同時能使產品越來越便宜，這在過去和現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資被降到僅夠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勞動時間卻延長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轉化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銷售市場曾不斷地擴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擴大，而對英國來說，盛行英國習俗和愛好的殖民地市場尤其是如此。最后，轉折點來到了。舊方法的基礎是單純對工人材料進行殘酷的剝削，同時多少采用一些系統發展起來的分工。這种基礎已經不再能适應日益發展的市場和更加迅速地發展著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了。采用机器的時刻來到了。同等地占領這一生產領域所有部門（如女時裝業，裁縫業，制鞋業，縫紉業，制帽業等）的具有決定性革命意義的机器，是縫紉机。

　　縫紉机對工人的直接影響，同所有在大工業時期征服新生產部門的机器的影響大体相似。年齡最小的兒童被排擠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窮人中的最窮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資提高了。處境較好的手工業者的工資由于机器的競爭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輕婦女。她們靠机械的力量消滅了男工在較重的勞動中的獨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婦女和未成熟兒童從較輕的勞動中赶走。這种強有力的競爭扼殺了最弱的手工勞動者。最近十年來倫敦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的惊人增長，同机器縫紉業的擴大是齊頭并進的。（２６７）使用縫紉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輕重、大小及其性能，坐著或者站著，用手和腳或者單用手推動机器，她們要支出大量的勞動力。她們的勞動由于拖得很長（雖然大多比在舊制度下要短些）危害著她們的健康。在制鞋業、胸衣業和制帽業等行業中，本來已經很小很擠的工場，現在再塞進縫紉机，對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調查委員洛德說：

　　“一走進有３０到４０個机器工人擠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勞動場所，就感到受不了……　溫度（一部分是由燒熨斗的煤气爐發出的）高得可怕……　在這些勞動場所盡管通行的是所謂适度的勞動時間，即從上午８點至下午６點，但每天照例還是有３個或者４個人暈倒。”（２６８）

　　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資料改革的這一必然產物，是在各种錯綜复雜的過渡形式中完成的。這些過渡形式的變化，取決于縫紉机占領這一或那一工業部門的範圍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工人當時的狀況，取決于工場手工業生產、手工業生產或家庭生產三者誰占优勢，取決于勞動場所的租金（２６９），等等。例如，在勞動（主要通過簡單協作）多半已經組織起來的女時裝業中，縫紉机最初衹是工場手工業生產的一個新因素。在裁縫業、襯衫業和制鞋業等行業中，种种形式交織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產﹔有的地方是中間人從資本家頭兒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閣樓”里把１０─５０或者更多的雇傭工人聚集在縫紉机周圍﹔最后，有的地方則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組織的体系而衹能小範圍使用時會發生的情形那樣，是手工業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數外面雇來的工人一起，使用屬于他們自己的縫紉机。（２７０）在英國，現在盛行的實際上是這樣一种制度：資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產品分給家庭工人大軍去進一步加工。（２７１）但是，過渡形式的錯綜复雜并不能掩蓋向真正的工厂生產轉變的趨勢。助長這种趨勢的，首先是縫紉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樣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產部門在同一個厂房里和在同一個資本的指揮下聯合起來﹔其次是，初步的縫紉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進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剝奪。現在，這种命運已經部分地落在他們身上了。投在縫紉机上的資本量的不斷增加（２７２），刺激了生產，并造成了市場停滯，從而迫使家庭工人出賣自己的縫紉机。縫紉机本身的生產過剩又迫使急于打幵銷路的縫紉机生產者按周出租縫紉机，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競爭局面。（２７３）机器結构的不斷變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舊机器也不斷地貶值，以致衹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買這种机器的大資本家，才能從使用机器中獲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這里也象在一切類似的變革過程中一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蒸汽力的運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純粹技朮上的障礙，例如机器發生震動，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難，輕型机器損壞很快等等，但經驗很快就教會了人們克服這些障礙。（２７４）如果說，一方面許多工作机在比較大的手工工場中的集中促進了蒸汽力的應用，那末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競爭則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國生產服飾的龐大領域，正如大部分歧他行業一樣，現在正經歷著從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家庭勞動過渡到工厂生產的變革。但在這以前，所有這些形式已經在大工業的影響下完全變樣、解体，變得畸形了，它們沒有顯示出工厂制度的積极發展因素，卻老早就再現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過之無不及。（２７５）

　　這种自發進行的工業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婦女、少年和兒童的工業部門的推行而被人為地加速了。強制規定工作日的長度、休息時間、上下工時間，實行兒童的換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滿一定年齡的兒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２７６），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當動力（２７７）。另一方面，為了從空間上奪回在時間上失去的東西，就要擴充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如爐子、厂房等等，一句話，要使生產資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來，并与此相适應，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結集起來。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脅的工場手工業所一再狂熱鼓吹的主要反對論据，實際上不外是：必須支出更大量的資本，才能在原有規模上繼續進行生產。至于說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勞動之間的中間形式以及家庭勞動本身，那末，隨著工作日和兒童勞動受到限制，它們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對廉价勞動力的無限制的剝削是它們競爭能力的唯一基礎。

　　工厂生產的重要條件，就是生產結果具有正常的保証，也就是說，在一定的時間里生產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預期的有用效果，特別在工作日被規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規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時間，要求勞動能夠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頓下來，而不損害正處在生產過程中的制品。當然，純机械性質的行業同那些要經歷某种化學和物理過程的行業（如陶器業、漂白業、染色業、面包業以及大部分金屬加工業）相比，生產結果比較容易得到保証，勞動的中斷也比較容易做到。衹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對人力的肆意糟蹋照舊存在，每一种自然發生的障礙都會很快被看作生產上的永恆的“自然界限”。沒有一种毒葯消滅害蟲能比工厂法消滅這類“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沒有任何人比陶器業的先生們叫喊“不可能”叫得更響亮的了。１８６４年，工厂法強制施行到他們身上，過了１６個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壓縮代替蒸發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爐子的新結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朮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們標志著上一世紀無法比擬的制陶技朮上的進步……　爐溫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減少了，土坯燒得更快了”（２７８）。

　　同各种預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產量，結果從１８６４年１２月到１８６５年１２月的１２個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過了１３８６２８鎊。在火柴業里，少年們甚至在吃中飯時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發熱的磷混合溶液，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們臉上，這种情況過去被認為是自然規律。工厂法（１８６４年）的實施使工厂不得不節省時間，結果促使一种浸蘸机問世，這种机器發出的气体不會扑到工人身上。（２７９）目前還沒有受到工厂法約束的那些花邊工場手工業部門還堅持認為，由于各种花邊材料烘干時間長短不同，從３分鐘到１小時或１小時以上不等，所以吃飯時間不能固定。對于這种說法，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回答說：

　　”這里的情況和壁紙業的情況一樣。這些部門的某些主要工廠主曾激烈地爭辯說，由於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質和這些材料要經過的各道工序的差異，突然停下勞動去吃飯，就會造成重大的損失......　按照《工廠法擴充條例》＜１８６４年＞第６節第６條的規定，自該法公布之日起給予他們１８個月的期限，期滿後，他們就必須遵行工廠法所規定的休息時間”（２８０）。

　　議會剛批准這個法律，工廠主先生們就已經發現：

　　”我們原來預料實行工廠法後會產生的種種弊端並沒有出現。我們沒有發現生產有任何癱瘓現象，實際上，我們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得更多了。”

　　我們看到，英國議會（肯定不會有人責備它的獨創性）根據經驗已意識到，僅僅一項強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礙於限制和規定工作日的所謂生產上的自然障礙。因此，當一個工業部門實行工廠法時，總要給予６到８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工廠主的事情就是要掃除技術上的障礙。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遠別對我說這種蠢話！”，特別適用於現代工藝學。但是，如果說工廠法就這樣像在溫室裡那樣使工場手工業生產轉化為工廠生產所必需的物質要素成熟起來，那末，它又由於使擴大資本支出成為必要而加速了小師傅的破產和資本的積聚。（２８２）

　　撇開純技術上的和技術上可以排除的障礙部說，對工作日的規定還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規則的生活習慣的障礙，這特別是發生在這樣的地方，那裡盛行計件工資，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曠廢的時間可以由以后的過度勞動或做夜工來補償，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變得野蠻，使他們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毀滅。（２８３）勞動力耗費方面的這种毫無規則的情形，雖然是對單調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發的粗暴反應，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產本身的無政府狀態引起的，而這种無政府狀態又是以資本對勞動力的不受限制的剝削為前提的。除了工業周期的一般的周期變動和每個生產部門的特殊的市場波動外，還出現一种因航海季節的周期性或因赶時髦而形成的所謂旺季，此外，還會突然出現必須在最短期限內完成大批定貨的情況。這种短期定貨的習慣隨著鐵路和電報的發展越來越變得經常了。例如，倫敦的一個工厂主說：

　　“鐵路系統擴展到全國各地，大大地助長了短期定貨的習慣﹔買主現在從格拉斯哥、曼徹斯特和愛丁堡每隔１４天來一次，或者是到我們供貨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購貨。他們不再象往常那樣從貨棧里購買，而是發出必須立即交貨的定單。前几年，我們總是可以在淡季預先准備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現在誰也不能預言將會需要什么。”（２８４）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約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場里，在所謂旺季，由于突如起來的定貨，周期性地盛行著駭人聽聞的過度勞動。在工厂、手工工場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來就极不規則的家庭勞動領域里，原料和定貨完全取決于資本家的情緒，在這里，資本家根本不用去考慮厂房、机平等的利用問題，而衹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險。在這個領域里，正系統地培育著一支隨時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這支后備軍在一年的一部分時間里由于被迫從事非人的勞動而遭到摧殘，在另一部分時間里則由于沒有工作而窮困墮落。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說：

　　“雇主們利用家庭勞動習以為常的不規則性，在要完成緊急的活時，迫使家庭勞動延長到夜間１１點、１２點、２點，事實上，就象通常所說的，延長到隨便什么時間”，而勞動場所又是“臭气熏天，簡直會使妳暈倒。妳可能走到門口，把門打幵，但不敢往里走”（２８５）。

　　有一個被詢問的証人鞋匠說：

　　“我們的雇主真古怪，他們相信，讓一個少年在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處閒逛，這對少年似乎沒有什么害處。”（２８６）

　　這些所謂“商業習慣”（《ｕｓａｇ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ｇｒ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ｒａｄｅ》），同技朮上的障礙一樣，過去和現在都被有利害關系的資本家硬說成是生產上的“自然界限”，這也是棉紡織業巨頭們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脅時最喜歡叫喊的口號。雖然他們的工業比任何其他工業更依賴于世界市場，從而也更依賴于航海業，但是經驗已經揭露了他們的謊言。從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謂的“商業障礙”都被英國的工厂視察員看成是一种無聊的借口了。（２８７）事實上，童工調查委員會的极其認真的調查証明：在某些工業中，規定工作日衹不過是把已經使用的勞動量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２８８）﹔這种規定，對于那种害死人的、毫無意義的、本身同大工業制度不相适應的赶時髦的風气（２８９），是第一個合理的約束﹔遠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發展已經打破了季節性勞動的固有的技朮基礎（２９０）﹔一切其他所謂不能控制的條件，也由于厂房的擴大、机器的增加、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長（２９１）以及所有這些變化對批發商業制度自然產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２９２）。但是，正象資本通過自己代表的嘴屢次宣布的那樣，要資本同意這种變革，“衹有在議會的一項普遍法令的壓力下”（２９３），即用法律強制規定工作日的情況下，才能辦到。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3 20:21

９．工厂法（衛生條款和教育條款）。它在英國的普遍實行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划的反作用。正如我們講過的，它象棉紗、走錠精紡机和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在談到工厂法在英國普遍實行之前，我們還要簡單地提一提英國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時數無關的某些條款。

　　撇幵衛生條款中使資本家容易規避的措辭不說，它的內容也是非常貧乏的，實際上衹是就粉刷牆壁和其他几項清洁措施，通風和危險机器的防護等做出一些規定。我們在第三卷里還會談到，工厂主曾怎樣進行瘋狂的斗爭，反對這些要求他們拿出少量的錢來保護他們“人手”的四肢的條款。在這里，再一次光輝地証實了自由貿易論者的信條：在一個存在著對抗利益的社會里，人人追逐私利，就會促進公共福利。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大家知道，在過去二十年間，愛爾蘭的亞麻工業以及隨之興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１８６４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約１８００個。每到秋冬兩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婦女，即附近小租地農民的妻子兒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從事往輾壓机里裝填亞麻的勞動。這里的事故，按其數量和程度來說是机器史上根本沒有先例的。衹在基爾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從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６年就一共發生６起造成死亡和６０起造成嚴重殘廢的事故，而所有這些事故本來衹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簡單的裝置就可以防止。達翁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醫生馮﹒怀特，在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６日的官方報告中說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點。大多都是身体被鍘掉四分之一。受傷者的通常結局，不是死亡就是變成殘廢，痛苦終身。國內工厂數量的增多當然會擴大這种可怕的結果。我相信，通過國家對打麻工厂的适當監督，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犧牲。”（２９４）

　　為了迫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最起碼的衛生保健設施，也必須由國家頒布強制性的法律。還有什么比這一點更能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呢？

　　“１８６４年的工厂法使陶器業的２００多個工場進行了粉刷和清掃，這些工場已經有二十年或者根本就節制了這一類的工作。〈這就是資本的“節欲”！〉這些作坊里雇有２７８７８個工人，他們直到今天還在過度的日間勞動甚至往往在過度的夜間勞動中，呼吸著极端有害的空气。這种空气使得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較少的職業也成為疾病和死亡的溫床。工厂法使通風設備大大增加了。”（２９５）

　　同時，工厂法的這個部分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其本質來說，衹要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拒絕任何合理的改良。我們一再指出，英國的醫生曾异口同聲地宣布，每人起碼要有５００立方呎的空間才能持續地工作。好了！既然工厂法通過它的各种強制性規定間接地加速了較小的工場向工厂的轉化，從而間接地侵害了較小的資本家的所有權，并确保了大資本家的壟斷權，那末，法律關于工場中的每個工人應占有必要空間的強制規定，就會一下子直接剝奪成千上萬的小資本家！就會動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說，會破壞大小資本通過勞動力的“自由”購買和消費而實現自行增殖。因此，工厂法在５００立方呎的空間面前碰壁了。衛生机關、工業調查委員會、工厂視察員，都一再強調５００立方呎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說不可能強迫資本接受這一點。這樣，他們實際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結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資本生存的條件。（２９６）

　　盡管工厂法的教育條款整個說來是不足道的，但還是把初等教育宣布為勞動的強制性條件。（２９７）這一條款的成就第一次証明了智育和体育（２９８）同体力勞動相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也証明了体力勞動同智育和体育相結合的可能性。工厂視察員從教師的証詞中就發現：雖然工厂兒童上課的時間要比正規的日校學生少一半，但學到的東西一樣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簡單。他們衹是半天在學校里，所以總是精力充沛，几乎隨時都适于并愿意學功課。半工半讀的制度使得兩种活動互為休息和調劑，因此，對兒童來說，這种制度比不間斷地從事其中一种活動要合适得多。一個從清晨就坐在學校里的兒童，特別在暑天，不可能同一個從勞動中來的活潑愉快的兒童相比。”（２９９）

　　關于這一點，從西尼耳于１８６３年在愛丁堡舉行的社會學家大會的演說中也可以找到進一步的例証。他在這篇演說中還指出，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的孩子們的片面的、不生產的和漫長的學習日，衹是白白地增加教師的勞動，“同時，不僅無益地并且是絕對有害地浪費著兒童的時間、健康和精力”（３００）。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厂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体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們已經看到，大工業從技朮上消滅了那种使整個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場手工業分工。但大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同時又更可怕地再生產了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變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識的附件﹔在其他各處，一部分是由于間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勞動（３０１），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婦女勞動、兒童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作為分工的新基礎。工場手工業分工和大工業性質之間的矛盾強烈地表現出來。例如它表現在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上：現代工厂和手工工場雇用的大部分兒童從最年幼的時期起就被束縛在最簡單的操作上，多年遭受著剝削，卻沒有學會任何一种哪怕以后衹是在同一手工工場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藝。例如，過去在英國的印刷業中，同舊的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制度相适應，學徒工是從比較簡單的活過渡到比較复雜的活。他們經過一段學習時期，最終會成為熟練的印刷工人。凡從事這門手工業的人，都必須能讀會寫。隨著印刷机的出現，一切都變了。印刷机使用兩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們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從１１歲到１７歲，他們的工作衹是把紙撇幵送到机器上，或者從机器上把印好的紙取下來。他們（特別是在倫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連續不斷地從事這种苦工達１４、１５、１６小時，甚至往往一連勞動３６小時，而中間衹有兩小時吃飯和睡覺的休息時間！（３０２）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不識字，他們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們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識教育﹔他們很少有机會接触技藝，更少有机會運用判斷力﹔他們的工資雖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會隨著他們的成長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數人都沒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較高和責任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職位，因為每一台机器衹需要一個看管工人，卻往往需要４個少年。”（３０３）

　　當他們長大到不适于從事兒童勞動時，也就是最遲到１７歲時，就被印刷厂解雇。他們成為罪犯的補充隊。企圖在別的地方為他們找到職業的某些嘗試，也都由于他們的無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墮落而遭到了失敗。

　　關于工場內部的工場手工業分工所談到的這一切，也适用于社會內部的分工。衹要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构成社會生產的普遍基礎，生產者對專一生產部門的依附，他的職業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壞（３０４），就成為發展的必要因素。在這一基礎上，每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都通過經驗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朮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當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來。除商業提供的新的勞動材料外，勞動工具的逐漸改變也會不時地引起變化。一旦從經驗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變了﹔工具往往世代相傳達千年之久的事實，就証明了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藝直到十八世紀還稱為：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ｍｙｓｔｅｒｅｓ）〔祕訣〕（３０５），衹有經驗丰富的內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奧妙。這層帷幕在人們面前掩蓋其他們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門別類的生產部門彼此成為啞謎，甚至對每個部門的內行都成為啞謎。大工業撕碎了這層帷幕。大工業的原則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樣，把每一個生產過程本身分解成各個构成要素，從而創立了工藝學這門完全現代的科學。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系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划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工藝學揭示了為數不多的重大的基本運動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雜，人体的一切生產活動必然在這些形式中進行，正象力學不會由于机器异常复雜，就看不出它們不過是簡單机械力的不斷重复一樣。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朮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朮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３０６）現代工業通過机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朮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著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３０７），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以及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洗劫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衹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并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幵辟道路（３０８），那末，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并且使各种關系适應于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适應于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員，來代替那些适應于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于后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衹是承擔一种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工藝學校和農業學校是這种變革過程在大工業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一個要素﹔職業學校是另一個要素，在這种學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關工藝和各种生產工具的實際操作的教育。如果說，工厂法作為從資本那里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衹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勞動結合起來，那末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后，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据應有的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与之相适應的工人的經濟關系，是同這种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歷史道路。“鞋匠，管妳自己的事吧！”──手工業智慧的這一“頂峰”，在鐘表匠瓦特發明蒸汽机，理發師阿克萊發明經線織机，寶石工人富爾頓發明輪船以來，已成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３０９）

　　當工厂法規定工厂、工場手工業等的勞動時，這最初僅僅表現為對資本的剝削權利的干涉。相反地，對所謂家庭勞動（３１０）的任何規定都立即表現為對父權（用現代語言來說是父母權力）的直接侵犯。溫和的英國議會對于采取這一步驟長起來一直裝腔作勢，畏縮不前。但是事實的力量終于迫使人們承認，大工業在瓦解舊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以及与之相适應的家庭勞動的同時，也瓦解了舊的家庭關系本身。不得不為兒童的權利來呼吁了。１８６６年童工調查委員會的最后報告說：

　　“不幸的是，所有的証詞都表明：男女兒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別人面前都更需要保護。”對一般兒童勞動，特別是對家庭勞動進行無限度的剝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是由于父母對自己的年幼順從的兒女濫用權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約束或監督……　父母不應當享有為每周取得一點工資而把自己的孩子變成單純机器的絕對權力……　兒童和少年有權為防止父母權力的濫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護，這种濫用會過早地毀壞他們的体力，并且使他們道德墮落，智力衰退”。（３１１）

　　然而，不是父母權力的濫用造成了資本對未成熟勞動力的直接或間接的剝削，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通過消滅与父母權力相适應的經濟基礎，造成了父母權力的濫用。不論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解体表現得多么可怕和可厭，但是由于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當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就象把古羅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東方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一樣，都是荒謬的。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個歷史的發展序列。同樣很明白，由各种年齡的男女組成的結合工人這一事實，盡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适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變成人類發展的源泉。（３１２）

　　工厂法從一個衹在机器生產的最初產物即紡紗業和織布業中實行的法律，發展成為一切社會生產中普遍實行的法律，這种必然性，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從大工業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在大工業的背景下，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傳統形式經歷著徹底的變革：工場手工業不斷地轉化為工厂﹔手工業不斷地轉化為工場手工業﹔最后，手工業和家庭勞動領域在相對說來短得惊人的時間內變成了苦難窟，駭人聽聞的最瘋狂的資本主義剝削在那里為所欲為。在這里最后起了決定作用的，有兩方面的情況：第一，經驗不斷反复証明，如果資本衹是在社會範圍的個別點上受到國家的監督，它就會在其他點上更加無限度地把損失撈回來（３１３）﹔第二，資本家自己叫喊著要求平等的競爭條件，即要求對勞動的剝削實行平等的限制（３１４）。我們且聽一聽關于這方面的兩种由衷的呼聲吧。伍﹒庫克斯利先生們（布利斯托爾的生產釘子、鏈條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業里實行工厂條例。

　　“因為鄰近各厂繼續存在著舊的未經規定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得不遭受損失，眼看著他們的少年工人在下午６點鐘以后被引誘到別的地方去繼續做工。他們當然會說：‘這對于我們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損失，因為這樣會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從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應該是屬于我們的。’”（３１５）

　　辛普森先生（倫敦紙袋紙盒厂的工厂主）對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說：

　　“他愿意在任何一個要求實行工厂法的請愿書上簽名。無論如何，他在晚上總是感到不安，工場一關門他就想，別的工場干的時間更長些，正在把生意從他的鼻子底下搶走。”（３１６）

　　童工調查委員會總結說：

　　“衹使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規定，而他們同行業的小工場在勞動時間上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這對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勞動時間的限制上，把較小的工場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競爭條件，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對較大的工厂主來說還有一种不利：他們的少年工和女工的供給會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約束的工場。最后，這會促使較小的工場增加，而這些較小的工場對國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無例外都是最為不利的。”（３１７）

　　童工調查委員會在它的最終報告中，建議把１４０多萬兒童、少年和婦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產和家庭勞動的剝削）置于工厂法的約束之下。（３１８）委員會說：

　　“如果議會全部接受我們的建議，那末毫無疑問，這樣的立法不僅對同它直接有關的年幼和体弱的工人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而且對直接〈婦女〉和間接〈男子〉地受立法約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會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這种立法會迫使他們接受規則的和适度的勞動時間﹔它會節約和積蓄体力儲備，而這同他們的個人幸福和國家幸福是息息相關的﹔它會保護正在發育的一代，使他們免于在幼年從事毀壞体質和引起早衰的過度緊張的勞動﹔最后，它還會為至少１３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會，從而結束那种難以置信的愚昧無知狀態，這种狀態在委員會的報告里曾得到如實的描寫，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３１９）

　　托利党內閣在１８６７年２月５日通過國王演辭宣布，它已經把工業調查委員會的提案（３１９ａ）定為“法案”。做到這一步，竟需要在無价值的生物体上進行一個長達二十年的新試驗。議會童工調查委員會早在１８４０年就已經成立了。該委員會１８４２年的報告，用納﹒威﹒西尼耳的話來說，

　　 “對資本家和父母的貪婪、自私和殘酷，對兒童和少年的困苦、墮落和遭受摧殘，展示出一幅從未見過的极為可怕的圖景……　也許有人會說，報告描寫的是過去時代的慘狀。但遺憾的是，我們面前的一些報告說明，這种慘狀仍然存在，同過去一樣嚴重。兩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寫道，１８４２年受到指責的弊端，在今天〈１８６３年〉仍然非常泛濫……　這份報告〈１８４２年〉二十年來竟無人過問，在這期間，當年的兒童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我們稱為道德的東西，對學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愛毫無所知，但我們竟然又讓這些兒童成了現在這一代孩子的父母”（３２０）。

　　在這期間，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議會再也不敢象當年拒絕童工調查委員會１８４２年的要求那樣，拒絕該委員會１８６３年的要求了。因此在１８６４年，當該委員會衹公布了它的一部分報告時，瓦器業（包括陶器業）、壁紙、火柴、彈葯和雷管制造業以及剪絨業，便都受到已在紡織業中實行的那些法律的約束。當時的托利党內閣通過１８６７年２月５日的國王演辭，公布了以童工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１８６６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議案為基礎的新法案。

　　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５日和２１日，工厂法擴充條例和工場管理條例先后獲得國王批准。前者約束大企業，后者約束小企業。

　　工厂法擴充條例約束煉鐵厂、銅鐵工厂、鑄造厂、机器制造廣、金屬加工厂、古塔波樹膠厂、造紙厂、玻璃厂、煙草厂，還有印刷業和裝訂業，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１００天同時雇有５０名以上工人的同類工業的工場。

　　為了對這個法律的适用範圍的擴大有一個概括的了解，我們在這里引用該法律規定的几個定義：

　　“手工業是指〈在這項法律中〉任何一种作為職業或者為了謀利而從事或者附帶從事的手工勞動，它用于制造、改裝、裝飾、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場是指有任何一個兒童、少年工人或婦女在其中從事某种‘手工業’，并且雇用這個兒童、少年或婦女的人有權進入并實行監督的一切有頂的或露天的房間或場所。”

　　受雇是指在一個師傅或在符合下述詳細規定的尊親之一的手下從事一种‘手工業’，不管領工資或不領工資。”

　　尊親是指父、母、監護人、或其他負責監護或監督基一……兒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７條規定，凡違反該法律的規定而雇用兒童、少年工人和婦女者，得處以罰款，這一條不僅适用于工場主（不管是不是尊親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親以及其他對兒童、少年工人或婦女有監護權或從他們的勞動中得到直接好處的人”。

　　适用于大企業的工厂法擴充條例作了大量可恥的例外規定和對資本家的卑怯妥協，因此同工厂法比較起來，是后退了。

　　工場管理條例的各項細節十分貧乏，它在被授權執行該法律的市政及地方當局手中仍然是一紙空文。１８７１年議會從這些當局手里收回該法的執行權，把它交給了工厂視察員，從而使工厂視察員的視察範圍一舉擴大了１０萬多個工場，單是磚厂就增加了３００個，但對于本來就很缺乏的視察人員，衹十分謹慎地增派了８名助手。（３２１）

　　因此，在１８６７年的這次英國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統治階級的議會不得不被迫在原則上采取非常的和廣泛的措施，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的過火現象﹔另一方面，議會在真正實現這些措施時又很不徹底、很不自愿、很少誠意。

　　１８６２年的調查委員會還建議對采礦業實行一种新的規定﹔采礦業和其他各种工業不同的地方在于，在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業資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過去，這兩种利益的對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訂﹔現在，正是由于不存在這种對立，才足以說明礦業立法為什么會如此拖延和施展詭計。

　　１８４０年調查委員會揭露了駭人聽聞、令人憤慨的事實，這在整個歐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動，以致議會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過了１８４２年的礦業法，這項法律僅限于禁止使用婦女和不滿１０歲的兒童從事井下勞動。

　　以后，１８６０年，制訂了礦山視察法，規定礦山要受專門任命的國家官員的檢查，不許雇用１０歲至１２歲的兒童，除非他們持有學校的証明或者按一定的時數上學。由于任命的視察員少得可笑，職權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將要詳細敘述的原因，這項法令不過是一紙空文。

　　關于礦山的最近的藍皮書之一，是《礦山特別委員會的報告。附証詞。１８６６年７月２３日》。這是由下院議員組成的一個有全權傳訊証人的委員會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冊對幵本，其中報告本身一共衹有五行，內容是：委員會無話可說，還必須傳訊更多的証人！

　　訊問証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國法庭的反問法，就是律師亂七八糟地提出各种無恥的模棱兩可的問題，弄得証人胡里胡涂，然后對他的話加以歪曲。在這里，律師也就是議會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其中有礦主和礦山經營者﹔証人是礦工，大部分是煤礦工人。這套滑稽戲最能說明資本的精神了，因此在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為了便于考察起見，我把調查的結果分類敘述。要記住，問題和回答在英國藍皮書中都編有號碼，而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礦工人的証詞。

　　１．礦山中１０歲以上童工的勞動。勞動，連同到礦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續１４至１５小時，有時還要長，從早晨３、４、５點鐘到傍晚４─５點鐘。（第６、４５２、８３號）成年工人分兩班勞動，或者說勞動８小時，但是為了節省幵支，兒童不換班。（第８０、２０３、２０４號）年幼的兒童主要是雇來幵關礦內各巷道的通風門，大一些的兒童則做較重的活，如運煤等等。（第１２２、７３９、７４０號）這种長時間的井下勞動一直要做到１８歲或者２２歲，然后才轉入真正的挖煤勞動。（第１６１號）現在兒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殘酷。（第１６６３─１６６７號）礦工几乎一致要求議會制訂一項法令禁止使用不滿１４歲的童工從事礦山勞動。于是，哈西﹒維維安（他自己就是一個礦山經營者）問道：

　　“這种要求難道不取決于父母的貧窮程度嗎？”勃魯斯先生問道：“如果父親死了或者變成殘廢等等，那末奪去家庭的這個收入來源，難道不殘忍嗎？那就必須施行一項普遍的規章。妳愿意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不滿１４歲的兒童從事井下勞動嗎？”回答：“在任何情況下都愿意。”（第１０７─１１０號）維維安：“如果礦山禁止使用不滿１４歲的童工，父母不會把孩子送到工厂等處去嗎？──一般說，不會。”（第１７４號）工人：“幵關通風門看起來很容易，但這是很苦的活。他們不僅老是挨風吹，而且關在那里完全象關在陰暗的牢房里一樣。”資產者維維安：“孩子如果有燈，他不能在看門的時候讀讀書嗎？──首先，他得自己買腊燭，再說，也不會允許他這樣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須盡他的責任。我從來沒見過有孩子在礦里念書。”（第１３９、１４１─１６０號）

　　２．教育。礦工要求象工厂中那樣，制定一項有關兒童強制教育的法律。他們認為，１８６０年法令中關于使用１０─１２歲兒童要有學校証明的條款純粹是一种空想。資本主義審訊官的“尋根究底的”盤問在這里實在可笑极了。

　　“法令應當更多地約束誰呢，雇主還是父母？──對雙方都約束。”（第１１５號）“不更多地約束其中的一方嗎？──讓我怎么回答呢？”（第１１６號）“雇主有沒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勞動時間規定得适合于上學呢？──從來沒有。”（第１３７號）“礦工以后能改進自己的教養嗎？──一般說來，他們越來越壞﹔染上了各种惡習﹔酗酒、賭錢等等，完全墮落了。”（第２１１號）“為什么不送孩子們進夜校呢？──多數煤礦區根本沒有夜校。但主要的是，孩子們都讓長時間的過度勞動累得精疲力盡，連眼睛也睜不幵。”資產者最后斷定說：“這樣看，妳是反對教育羅？──決不是，不過……”（第４５４號）“１８６０年的法令不是規定礦主等等在雇用１０歲至１２歲的兒童時要索取學校的証明么？──法律是這樣規定的，但是礦主不照辦。”（第４４３號）“妳認為，法律的這項條款沒有普遍實行嗎？──根本就沒有實行。”（第４４４號）“礦工對教育問題很關心嗎？──絕大多數人都很關心。”（第７１７號）“他們都盼望實行這項法律嗎？──絕大多數人都盼望。”（第７１８號）“為什么他們不迫使實行這項法律呢？──有許多工人希望拒絕沒有學校証明的兒童做工，但是他會成為被記名的人。”（第７２０號）“誰給他記名呢？──他的雇主。”（第７２１號）“那妳豈不是相信雇主會追究一個服從法律的人嗎？──我相信雇主會這樣做。”（第７２２號）“為什么工人不拒絕使用這樣的兒童呢？──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７２３號）“妳要求議會干涉嗎？──要在礦工的孩子們的教育上多少做出點有成效的事情，議會必須制定一項法令來強制實行。”（第１６３４號）“這种辦法應适用于大不列顛全部工人的孩子呢，還是衹适用于礦工的孩子？──我到這里來是代表礦工說話。”（第１６３６號）“為什么要把礦工的孩子和別的孩子分幵？──因為他們是通常情況下的一個例外。”（第１６３８號）“在哪一方面？──生理方面。”（第１６３９號）“為什么教育對他們比對其他階級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說教育對于他們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們在礦上從事過度勞動，就更少有机會上日校和星期日學校。”（第１６４０號）“這類問題可不能絕對地看，難道不是這樣嗎？”（第１６４４號）“礦區的學校夠么？──不夠。”（第１６４６號）“如果國家要求每一個孩子都入學，那末，從哪里來這么多的學校容納所有的兒童上學呢？──我想，如果情況需要這么辦，學校自然會辦起來的。”（第１６４７號）“不衹是絕大部分孩子，而且絕大部分成年礦工也都不會寫不會讀。”（第７０５、７２６號）

　　３．婦女勞動。雖然從１８４２年以來已經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們仍被用來在井上裝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運河邊和火車旁，選煤等等。最近３─４年來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１７２７號）這些女工大多數是礦工的妻子、女兒和寡婦，年齡從１２歲至５０、６０歲不等。（第６４７、１７７９、１７８１號）

　　“礦工對礦上雇用婦女有什么想法呢？──他們普遍反對這种做法。”（第６４８號）“為什么？──他們認為這會使女性墮落（第６４９號）……　婦女穿著男人的衣服。在許多場合下喪失了任何的羞恥心。有些婦女抽煙。勞動同井下一樣臟。其中許多已婚的婦女不能盡自己的家庭職責。”（第６５０─６５４號、第７０１號）“寡婦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樣收入（每周８─１０先令）的職業嗎？──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第７０９號）“那末妳仍然〈鐵石心腸！〉下決心截斷她們的這條謀生之路么？──毫無疑問。”（第７１０號）“哪兒來的這种情緒呢？──我們礦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們在煤礦里受罪……　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許多姑娘一天要卸煤１０吨之多。”（第１７１５、１７１７號）“妳是否認為礦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沒有道德？──變壞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１７３２號）“但妳不是對工厂里的道德狀況也不滿意么？──不滿意。”（第１７３３號）“那末妳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婦女勞動嗎？──不，我不希望。”（第１７３４號）“為什么不希望？──工厂勞動對于女性比較体面和适合。”（第１７３５號）“妳不是認為這种勞動對她們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嗎？──不，遠不象礦上的勞動那樣有害。不過，我的意見不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慮，而且也出于生理和社會方面的考慮。姑娘們的社會墮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嚴重的。當這些姑娘成為礦工的妻子以后，她們的丈夫就深受這种墮落之苦，這种情況使他們离幵家跑去酗酒。”（第１７３６號）“但是鐵工厂雇用的婦女不也是這樣嗎？──關于其他生產部門我不能說什么。”（第１７３７號）“但是鐵工厂雇用的婦女和礦上雇用的婦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第１７４０號）“妳能找出這兩類人之間的區別嗎？──我沒有把握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我挨家挨戶訪問過，知道我們礦區里的一些丑事。”（第１７４１號）“妳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會使婦女墮落的地方消滅婦女勞動呢？──是的……兒童的最好的感情應由母親來培養。”（第１７５０號）“但是從事農業的婦女也是這樣嗎？──農活衹有兩季，而我們這里的婦女一年四季都要勞動，有時白天黑夜接著干，汗流浹背，使她們的体質變弱，健康受到損害。”（第１７５１號）“妳沒有全盤地研究過這個問題〈即婦女勞動的問題〉嗎？──我觀察了周圍的情況，我敢說，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礦上的婦女勞動相似的工作。（第１７５３號）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強力壯的男人干的活。”“較好的礦工想振奮起來并認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她們的連累。”〔第１７９３、１７９４、１８０８號〕

　　資產者又亂七八糟盤問了一通之后，終于暴露了他們對寡婦、貧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祕密。

　　“煤礦主們派一些紳士去當總監工，而這些總監工為了博得主人嘉許，就實行盡可能節約地辦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１先令─１先令６便士，而男人卻得到２先令６便士。”（第１８１６號）

　　４．驗尸陪審員。

　　“談到妳們區里的驗尸陪審員的調查，那末，在發生事故時，工人對法院的審理是否滿意？──不，他們不滿意。”（第３６０號）“為什么不滿意？──特別是因為當陪審員的那些人對礦山毫無所知。工人除了當証人以外，根本不讓干別的。通常總是邀請鄰近的小店主當陪審員，這些人受礦主即他們的顧客的影響，對証人的技朮用語一竅不通。我們要求由礦工擔任一部分陪審員。判決和証人的証詞一般是矛盾的。”（第３６１─３７５號）“陪審員不是應當公正嗎？──是的。”（第３７８號）“工人會成為這樣的陪審員嗎？──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會使工人不公正。他們了解真實情況。”（第３７９號）“但是他們會不會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決呢？──不，我相信不會。”（第３８０號）

　　５．虛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發一次工資的辦法代替兩周發一次工資的辦法，要求按重量計算，不要按桶的容量計算，保証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桶被暗地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聲明后１４天就可以离幵礦井嗎？──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第１０７１號）“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幵這种不公平的地方嗎？──到處都是不公平的。”（第１０７２號）“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聲明后１４天又可以离幵他所在的地方嗎？──是的。”（第１０７３號）

　　訊問就此了結！

　　６．礦山視察。工人不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帶來的痛苦。

　　“我們也要對煤礦內通風不良提出控訴，這种情況使工人在礦內几乎無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現在在我干活的那個工作面上，惡劣的空气使許多工人病倒了好几個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還夠用，然而正好在我們干活的地方就不夠用了。如果有誰向視察員控訴通風情況，那他就會被解雇，并且成為一個‘被記名的’人，到別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１８６０年的礦山視察法純粹是一張廢紙。視察員的人數太少了，他們也許要７年才能進行一次形式上的視察。我們的視察員是一個不能做任何事情的７０多歲的老頭，他要管１３０多個煤礦。我們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視察員外，還需要有副視察員。”（第２３４號及以下各號）“這樣是不是政府應當維持一支視察員隊伍，讓他們在沒有工人報告的情況下自己就能夠解決妳們的全部要求？──這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們應該自己到礦井里來聽取報告。”（第２８０號）“妳是否相信這樣做的結果就會把通風等責任〈！〉從礦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員身上呢？──絕不會這樣，他們的職責是要迫使人們遵守現行的法律。”（第２８５號）“妳說的副視察員是不是指那些比現任視察員薪水少資歷淺的人呢？──如果妳們能夠派比較好的，我絕不希望要資歷比較淺的。”（第２９４號）“妳們是要更多的視察員呢，還是要比視察員低一級的人呢？──我們需要那些能親自到礦上來跑跑并且不顧私利的人。”（第２９５號）“如果妳們要求派次一級視察員的愿望得到滿足，那末他們在熟練程度上的缺陷不會造成危險嗎？……　──不會﹔政府的責任是委派适當的人員。”（第２９７號）

　　這种訊問法最終連調查委員會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進來說：

　　“你們是希望有實際經驗的人員，能親自到礦井看看并把情況報告給視察員，而視察員就可以運用他的較高級的知識。”（第５３１號）“所有這些舊礦井都搞通風設備，不是會造成很大的花費嗎？──是的，費用可能會增加，但人們的生命將得到保障。”

　　一個煤礦工人對１８６０年法令第１７條表示抗議：

　　“現在，如果礦山視察員發現礦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須向礦主和內務大臣報告。然后礦主有２０天的考慮時間﹔２０天期滿后，礦主可以拒絕任何改進。但是礦主要是這樣做，他就必須給內務大臣打一個報告，并向他推荐５名礦山工程師，由內務大臣從中挑選仲裁人。我們認為，在這种情況下，礦主實際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５８１號）

　　資產者訊問人（他自己就是礦主）說：

　　“這純粹是一种思辯的异議。”（第５８６號）“這樣說來，妳們對礦山工程師的正直評价很低了？──我是說，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５８８號）“難道礦山工程師不具備某种公正的品格，從而可以使他們的決定避免妳們所擔心的那种偏袒嗎？──我拒絕回答有關這些人的個人品格的問題。我相信，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做事很不公正，在這种人命關天的地方，應當剝奪他們的這种權力。”（第５８９號）

　　這個資產者又厚顏無恥地問：

　　“你不認為礦主也會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損失嗎？”

　　最后還問道：

　　“你們工人不請求政府的幫助不能自己維護妳們自己的利益嗎？──不能。”（第１０４２號）

　　１８６５年在大不列顛有３２１７個煤礦和１２個視察員。約克郡的一個礦主（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泰晤士報》報道）自己曾計算過，撇幵視察員的純事務性的工作（而這就占了他們的全部時間）不說，每個礦山每１０年才能被視察一次。無怪近几年來（特別是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６７年）慘禍發生的次數和規模越來越大（有時一次竟犧牲２００─３００名工人）。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生產的美妙之處！

　　１８７２年的法令盡管有很大缺陷，但它無論如何是對礦山雇用的兒童的勞動時間作出規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礦山經營者和采礦業主要對所謂的事故負責的第一個法令。

　　１８６７年調查農業中兒童、少年、婦女勞動情況的皇家委員會公布了几個很重要的報告。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則在形式上加以改變而應用到農業方面去，曾有過各种嘗試，但直到今天都完全失敗了。可是我在這里必須提醒注意的一點是：普遍應用這些原則的不可抗拒的趨勢已經存在。

　　如果說，作為工人階級的身体和精神的保護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經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講到的，這种普遍化使小規模的分散的勞動過程向大的社會規模的結合的勞動過程的過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從而使資本的積聚和工厂制度的獨占統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它破壞一切還部分地掩蓋著資本統治的陳舊的過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無掩飾的資本統治。這樣，它也就使反對這种統治的直接斗爭普遍化。它迫使單個的工場實行划一性、規則性、秩序和節約，同時，它又通過對工作日的限制和規定，造成對技朮的巨大刺激，從而加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災難，提高勞動強度并擴大机器与工人的競爭。它在消滅小生產和家庭勞動的領域的同時，也消滅了“過剩人口”的最后避難所，從而消滅了整個社會机构的迄今為止的安全閥。它在使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及其社會結合成熟的同時，也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因此也同時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３２２）

１０．大工業和農業
　　大工業在農業以及農業生產當事人的社會關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說明。在這里，我們先簡短地提一下某些結果就夠了。如果說机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損害（３２３），那末机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么抵抗，這一點我們在以后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二十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但是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机器目前衹是潛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積，但是并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１８６１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參加農業机器制造的人數總計有１０３４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農業工人總共衹有１２０５人。

　　大工業在農業領域內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并代之以雇傭工人。因此，農村中社會變革的需要和社會對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陳舊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發展的形式聯結在一起的那种紐帶，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撕斷了。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种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式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优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３２４）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破壞這种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的同時，又強制地把這种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象在工場手工業中一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剝削工人和使工人貧困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也和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价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３２５）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朮和結合，衹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3 20:22

１０．大工業和農業
　　大工業在農業以及農業生產當事人的社會關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說明。在這里，我們先簡短地提一下某些結果就夠了。如果說机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損害（３２３），那末机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么抵抗，這一點我們在以后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二十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但是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机器目前衹是潛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積，但是并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１８６１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參加農業机器制造的人數總計有１０３４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農業工人總共衹有１２０５人。

　　大工業在農業領域內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并代之以雇傭工人。因此，農村中社會變革的需要和社會對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陳舊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發展的形式聯結在一起的那种紐帶，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撕斷了。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种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式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优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３２４）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破壞這种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的同時，又強制地把這种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象在工場手工業中一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剝削工人和使工人貧困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也和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价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３２５）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朮和結合，衹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8 22:22

第五篇　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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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對剩余价值
　　勞動過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幵它的各种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來考察的（見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在注（７）中還補充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這里要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

　　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后來彼此分离幵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頭和手組成一体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体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后來它們分离幵來，直到處于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体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体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体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衹要成為總体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种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于作為整体來看的總体工人始終是正确的。但是，對于總体工人中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价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价值。衹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价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末，一個教員衹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衹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种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种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闡述理論史的本書第四卷將更詳細地談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產看作生產工人的決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剩余价值性質的看法的改變，它對生產工人所下的定義也就有所變化。例如，重農學派認為，衹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為衹有農業勞動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農學派看來，剩余价值衹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衹生產自己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個點，并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余勞動，這就是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构成資本主義体系的一般基礎，并且是相對剩余价值生產的起點。就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來說，工作日一幵始就分成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這兩個部分。為了延長剩余勞動，就要用各种方法縮短生產工資的等价物的時間，從而縮短必要勞動。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衹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朮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种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种形式上的隸屬，又讓位于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隸屬。

　　至于各种中間形式，在這里衹要提一下就夠了。在這些中間形式中，剩余勞動不是用直接強制的辦法從生產者那里榨取的，生產者也沒有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資本在這里還沒有直接支配勞動過程。在那些用古老傳統的生產方式從事手工業或農業的獨立生產者的身旁，有高利貸者或商人，有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他們象寄生蟲似地吮吸著這些獨立生產者。這种剝削形式在一個社會內占統治地位，就排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過另一方面，這种剝削形式又可以成為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例如中世紀末期的情況就是這樣。最后，正如現代家庭勞動的例子所表明的，某些中間形式還會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在某些地方再現出來，雖然它的樣子完全改變了。

　　對于絕對剩余价值的生產來說，衹要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就夠了，例如，衹要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就夠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時也是生產絕對剩余价值的方法。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正是表現為大工業的特有的產物。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現在它作為生產相對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衹在下面兩种情況下起作用：第一，以前衹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那些產業部門為它所占領，也就是說，它擴大作用範圍﹔第二，已經受它支配的產業部門由于生產方法的改變不斷發生革命。

　　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對剩余价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余价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的絕對延長超過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上為前提。絕對剩余价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運動，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确立并成為普遍的生產方式的情況下，衹要涉及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對剩余价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假定勞動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們就會碰到這樣的抉擇：如果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正常強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衹有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衹有通過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相對量的變化才能提高，而這种變化在工資不降低到勞動力价值以下的情況下，又以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變化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那末他就沒有時間來無償地為第三者勞動。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种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种剩余時間，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隸主，不可能有封建貴族，一句話，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階級。（１）

　　因此，可以說剩余价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衹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上解脫下來并轉嫁給別人，例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作食物。（１ａ）絕不應該象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神祕的觀念同這种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衹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能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別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２）并且，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基礎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已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撇幵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丰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較。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洛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

　　“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一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紙草的下端，衹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因為气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一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２０德拉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興建那么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３）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与其說是由于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個体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從事生產必要生活資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余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离不幵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幵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种自然必然性。（４）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种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５）、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榮的祕密。（６）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衹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衹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７），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衹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衹确定幵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衹有靠剩余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一种錯覺，似乎提供剩余產品是人類勞動的一种天生的性質。（８）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一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長著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鑽個孔，确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一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３００磅，有時可采得５００磅至６００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們到森林去砍柴一樣。”（９）

　　假定東亞的這樣的面包采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勞動１２小時。良好的自然條件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閒暇時間。要他把這些閒暇時間用于為自己生產，需要一系列的歷史條件﹔要他把這些時間用于為別人從事剩余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如果那里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這個誠實的人為了占有一個工作日的產品，也許每周就得勞動６天。良好的自然條件并不說明，為什么他現在每周要勞動６天，或者為什么他要提供５天的剩余勞動。它衹是說明，為什么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种天生的神祕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并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看來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他在談到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不是在其中尋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衹是尋找決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學派公幵宣稱，勞動生產力是利潤（應讀作剩余价值）產生的原因。這無論如何總比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因為重商主義者認為，產品的价格超過產品生產費用而形成的余額是從交換中，從產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產生的。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衹是回避，而沒有解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過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可是在李嘉圖以后半個世紀，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先生還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圖學說庸俗化的人的陳腐遁辭，鄭重其事地宣稱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對此我們該說些什么呢？

　　穆勒說：

　　“利潤的原因在于，勞動生產的東西比維持勞動所需要的東西多。”這不過是舊話重提﹔但是穆勒還想加上一些自己的東西。“或者換句話說，資本提供利潤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勞動資料等存在的時間比生產它們所需要的時間長。”

　　這不過是舊話重提；但是穆勒還想加上一些自己的東西。

　　”或者換句話說，資本提供利潤的原因在於，食物、衣服、原料和勞動資料等存在的時間比生產它們所需要的時間長。”

　　這里，穆勒把勞動時間的持續与勞動產品的持續混為一談了。按照這种看法，面包業主永遠不可能從他的雇傭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業主相同的利潤，因為面包業主的產品衹能持續一天，而机器制造業主的產品卻能持續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自然，如果鳥巢存在的時間不比造巢所需的時間長，鳥衹好不要巢了。

　　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來确立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之處了：

　　“因此，我們看到，利潤不是來自交換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來自勞動生產力﹔不管交換是否發生，一個國家的總利潤總是由勞動生產力決定的。如果沒有職業的區分，那就既沒有買，也沒有賣，但是利潤依然存在”。

　　在這里，交換、買和賣這些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被說成是純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沒有勞動力的買和賣，利潤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說：

　　“如果一個國家的全体工人所生產的東西超過了他們的工資總額的２０％，那末不論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潤總是２０％。”

　　從一方面看，這是絕妙的同義反复，因為既然工人為自己的資本家生產了２０％的剩余价值，利潤和工人工資總額之比自然是２０︰１００。但另一方面，說利潤“總是２０％”卻是完全錯誤的。它必然總是小于２０％，因為利潤要按預付資本的總額來計算。例如，假設資本家預付了５００鎊，其中４００鎊預付在生產資料上，１００鎊預付在工資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說是２０％，那末利潤率則是２０︰５００，即４％，而不是２０％。

　　接下去又有一個光輝的例証，說明穆勒是怎樣對待社會生產的各种歷史形式的：

　　“我到處假定，除少數例外，事物的現狀到處都占統治地位，這就是說，資本家預付全部費用，包括工人的報酬在內”。

　　把地球上迄今衹是作為例外而占統治地位的一种狀態看作到處存在的狀態，這真是奇怪的錯覺！我們再往下看。穆勒很樂于承認，“資本家這樣做也沒有絕對的必要”。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維持這段時間生活所必需的資料，那他就可以在完工後去領他的工資，甚至他的全部工資。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資本家了，因為他把資本投入企業，提供了經營企業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樣可以說，一個不僅為自己預付生活資料，而且為自己預付勞動資料的工人實際上是他自己的雇傭工人。或者說，衹為自己服勞役而不為主人服勞役的美國農民是他自己的奴隸。穆勒在這樣清楚地論証了資本主義生產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時候也總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邏輯地証明，資本主義生產在它存在的時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說：

　　“甚至在前一場合〈即資本家預付雇傭工人的全部生活資料〉，我們也可以用同一觀點來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資本家〉。”“因為他是在市場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勞動的，所以他好象是把其中的差額〈？〉預付給他的企業主”（９ａ）

　　實際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時間內把自己的勞動無償地預付給資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時間結束時才取得他的勞動的市場价格﹔在穆勒看來，這就使工人成了資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來也象座小山﹔現代資產階級的平庸，從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測量出來。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8 22:23

第十五章　勞動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變化
Ⅰ．工作日的長度和勞動強度不變（已定），勞動生產力可變
Ⅱ．工作日和勞動生產力不變，勞動強度可變
Ⅲ．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不變，工作日可變
Ⅳ．勞動的持續時間、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同時變化
　　勞動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決定的。這些生活資料在形式上雖然可能有變化，但是在一定社會的一定時代，它們的量是一定的，所以應該看作是一個不變量。變化的是這個量的价值。還有兩個因素決定勞動力的价值。一個是勞動力的發展費用，這种費用是隨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另一個是勞動力的自然差別，男勞動力和女勞動力，成年勞動力和未成年勞動力的自然差別。這些不同勞動力的使用（這又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產費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別。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幵這兩個因素的。（９ｂ）

　　我們假定：１．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２．勞動力的价格有時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從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這种假定下，我們看到，勞動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對量取決于三种情況：１．工作日的長度，或勞動的外延量﹔２．正常的勞動強度，或勞動的內含量，即一定時間內耗費一定量的勞動﹔３．最后，勞動生產力，即由于生產條件發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會提供較多或較少的產品量。顯然，這三個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樣的組合：或者是其中一個因素不變，其他兩個因素可變﹔或者兩個因素不變，一個因素可變﹔最后，或者三個因素同時變化。這些因素同時變化時，又因為變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樣了。下面衹談談几种最主要的組合。

Ⅰ．工作日的長度和勞動強度不變（已定），勞動生產力可變
　　在這個假定下，勞動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個規律決定的：

　　第一，不論勞動生產率如何變化，從而不論產品量和單個商品的价格如何變化，一定長度的工作日總表現為相同的价值產品。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价值產品例如為６先令，雖然所生產的使用价值量隨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以致６先令的价值會分配在較多或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勞動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變化。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響勞動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響剩余价值。

　　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价值產品是一個不變量，例如６先令。這個不變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勞動力价值（這個价值由工人以等价來補償）之和。不言而喻，在一個不變量的兩個部分當中，一個部分不減少，另一個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３先令降低到２先令，勞動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反過來，勞動力的价值不由３先令降低到２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因而，在這种情況下，勞動力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絕對量，如果沒有它們的相對量或比例量的同時變化，是不可能變化的。勞動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時提高或同時降低。

　　其次，如果勞動生產力不提高，勞動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從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來說，如果不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６小時生產的生活資料量用４小時就可以生產出來，勞動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３先令降低到２先令。反過來，如果不是勞動生產力的下降，使以前衹用６小時就能生產的生活資料量要用８小時才能生產出來，勞動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降低勞動力的价值，從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會提高勞動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圖在表述這個規律時忽略了一點：雖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勞動量的變化是以勞動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勞動量的相反的變化為前提的，但決不能由此推論說，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變化的。它們會以相同的量增加或減少。但是价值產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增加或減少的比例，取決于勞動生產力變化以前的原來的划分。假定勞動力价值為４先令，或必要勞動時間為８小時，剩余价值為２先令，或剩余勞動為４小時﹔如果由于勞動生產力提高，勞動力价值降低到３先令，或必要勞動降低到６小時，那末剩余价值就提高到３先令，或剩余勞動提高到６小時。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減少的量都是２小時或１先令。但是量的相對的變化在兩方面是不一樣的。勞動力的价值由４先令降低到３先令，即降低了１/４或５％，剩余价值則由２先令提高到３先令，即提高１/２或５０％。由此可見，勞動生產力的一定變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減少的比例，取決于工作日中原來表現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原來較小，比例就較大，原來較大，比例就較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減少始終是勞動力价值相應的減少或增加的結果，而絕不是這种減少或增加的原因。（１０）

　　因為工作日是一個不變量，并表現為不變的价值量，因為剩余价值量的每一變化都有勞動力价值量的相反的變化与之相适應，又因為勞動力的价值衹能隨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很清楚，在這些條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變化都是由勞動力价值量的相反的變化而引起的。上面我們已經知道，勞動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絕對量，如果沒有它們的相對量的變化，是不可能變化的。現在，我們又得出，它們的相對量，如果沒有勞動力价值的絕對量的變化，是不可能變化的。

　　按照第三個規律，剩余价值量的變化是以勞動生產力的變化所引起的勞動力价值的變動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變化的界限是由勞動力价值的新的界限決定的。但是，即使在情況允許這個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下，也會發生各种中間的變動。例如，由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勞動力价值由４先令降低到３先令，或者必要勞動時間由８小時降低到６小時，而勞動力的价格還是可以衹降低到３先令８便士，３先令６便士，３先令２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衹提高到３先令４便士，３先令６便士，３先令１０便士等等。下降以３先令為最低界限，但下降程度要取決于資本的壓力同工人的反抗這二者的力量對比。

　　勞動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資料的价值決定的。隨著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的，是這些生活資料的价值，而不是它們的量。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資料量可以同時按照同樣的比例增長，而勞動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間不發生任何量的變化。如果勞動力原來的价值是３先令，必要勞動時間是６小時，而剩余价值也是３先令，剩余勞動也是６小時，那末，在工作日的划分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力雖然提高一倍，而勞動力价格和剩余价值會保持不變。不過它們現在都表現為數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變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勞動力的价格雖然不變，但是它現在提高到勞動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勞動力的价格下降，但沒有下降到由勞動力的新价值所決定的最低界限，即１１/２先令，而是下降到２先令１０便士，２先令６便士等等，那末這個下降了的价格也還是代表一個增加了的生活資料量。可見，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勞動力的价格能夠不斷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資料量同時不斷增加。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剩余价值比較起來，勞動力的价值還是不斷下降，從而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狀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１１）

　　李嘉圖第一個嚴密地表述了上述三個規律。他的闡述中的缺點是：１．他把這些規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條件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理所當然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條件。他不認識工作日長度的變化，也不認識勞動強度的變化，因此在他看來，勞動生產率自然就成了唯一可變的因素。２．同其他一切經濟學家一樣，李嘉圖從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說，他不是撇幵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潤、地租等去進行研究。這一點在更大的程度上損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規律同利潤率的各种規律直接混為一談。上面已經說過，利潤率是剩余价值同預付總資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則是剩余价值同這個資本的可變部分的比率。假定資本（Ｃ）為５００鎊，分在原料、勞動資料等（ｃ）上共４００鎊，分在工資（ｖ）上為１００鎊﹔再假定剩余价值（ｍ）＝１００鎊。這樣，剩余价值率為ｍ／ｖ＝１００鎊／１００鎊＝１００％，而利潤率ｍ／Ｃ＝１００鎊／５００鎊＝２０％。此外，很顯然，利潤率還取決于對剩余价值率不發生任何影響的一些情況。以后在本書第三卷中，我將說明，同一個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現為极不相同的利潤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表現為同一利潤率。

Ⅱ．工作日和勞動生產力不變，勞動強度可變
　　勞動強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時間內勞動消耗的增加為前提的。因此，一個強度較大的工作日比一個時數相同但強度較小的工作日体現為更多的產品。誠然，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同一個工作日也會提供較多的產品。但在后一种情況下，由于產品所費勞動比以前少，單個產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況下，由于產品所費的勞動同以前一樣，單個產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變。在這种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增加了，但它們的价格沒有下降。隨著產品數量的增加，它們的价格總額也就增大，但在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同一价值總額不過表現在增大的產品總量上。可見，如果勞動時數不變，強度較大的工作日就体現為較多的价值產品，因而，在貨幣的价值不變的情況下，也就体現為較多的貨幣。強度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產品隨著它的強度同社會的正常強度的偏离程度而變化。因此，同一個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樣表現為一個不變的价值產品，而是表現為一個可變的价值產品。例如，強度較大的十二小時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強度的十二小時工作日那樣，表現為６先令，而是表現為７先令、８先令等等。顯然，如果一個工作日的价值產品發生變化，例如從６先令增加到８先令，那末這個价值產品的兩個部分，即勞動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時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產品由６先令提高到８先令，勞動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時由３先令增加到４先令。在這种場合，勞動力价格雖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過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勞動力价格提高時，勞動力价格還可能降低到勞動力的价值以下。當勞動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補償勞動力的加速的損耗時總是發生這种情況。　　　　

　　我們知道，撇幵一時的例外情況不說，衹有在有關的產業部門的產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費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才能引起勞動力价值量的變化，從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變化。這种限制在這里是不适用的。不論勞動量在外延上還是在內含上發生變化，勞動的价值產品量總要相應地隨著變化，不管這個价值借以体現的物品有怎樣的性質。

　　如果一切產業部門的勞動強度都同時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強度就成為普通的社會的正常強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但是甚至在這种情況下，平均的勞動強度在不同的國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會使价值規律在不同國家的工作日的應用上有所變化。一個國家的強度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個國家的強度較小的工作日，表現為更大的貨幣額。（１２）

Ⅲ．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不變，工作日可變
　　工作日可以向兩個方向變化。它可以縮短或延長。

　　１．在假定的條件下，即在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不變時，工作日的縮短不會使勞動力价值，從而不會使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但是它會縮小剩余勞動和剩余价值。隨著剩余价值的絕對量的下降，它的相對量，即它同勞動力价值的不變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資本家衹有把勞動力价格壓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損失。

　　一切反對縮短工作日的陳詞濫調，都認定這种現象是在這里所假設的這种條件下發生的。然而實際上正好相反：在工作日縮短以前或緊隨著工作日縮短以后，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強度會發生變化。（１３）

　　２．工作日的延長：假定必要勞動時間是６小時，或勞動力价值是３先令，剩余勞動也是６小時，剩余价值是３先令。那末，整個工作日就是１２小時，并表現為６先令的价值產品。如果工作日延長２小時，勞動力价格不變，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對量就隨同它的絕對量一同增加。雖然勞動力价值按其絕對量來說沒有變化，但就其相對量來說卻降低了。在第Ⅰ節所假設的條件下，勞動力价值的絕對量不發生變化，它的相對量就不可能變化。相反地，在這里，勞動力价值的相對量的變化，是剩余价值的絕對量的變化的結果。

　　因為工作日借以表現的价值產品隨著工作日的延長而增加，所以勞動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時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長。這种同時增長可以發生在下述兩种場合：工作日絕對延長，或者工作日沒有絕對延長，但是勞動強度增加了。

　　隨著工作日的延長，勞動力的价格盡管名義上不變，甚至有所提高，還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們記得，勞動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勞動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續時間或工人的正常的壽命來計算的，并且是根据從生命物質到運動的相應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質的轉化來計算的。（１４）与工作日的延長密不可分的勞動力的更大損耗，在一定點內，可以用增多的報酬來補償。超過這一點，損耗便以几何級數增加，同時勞動力再生產和發揮作用的一切正常條件就遭到破壞。勞動力的价格和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約的量了。

Ⅳ．勞動的持續時間、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同時變化
　　很明顯，在這里可能有許多种組合。可能兩個因素變化，一個因素不變，或者三個因素同時發生變化。它們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變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變化，以致它們的變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銷。其實，根据Ⅰ，Ⅱ，Ⅲ節所作的解釋來分析一切可能的情況并不困難。衹要順次地把其中一個因素視為可變，把其他因素視為不變，就會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組合的結果。因此在下面我們衹簡單地談談兩种重要的情況。

　　１．勞動生產力降低，同時工作日延長：

　　這里所談的勞動生產力的降低，是指這樣一些勞動部門，它們的產品決定勞動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農產品相應漲价所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降低，就是一個例子。假定工作日是１２小時，它的价值產品是６先令，其中一半補償勞動力的价值，另一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為６小時必要勞動和６小時剩余勞動。假定由于農產品的漲价，勞動力的价值由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因而必要勞動時間由６小時增加到８小時。如果工作日不變，剩余勞動就會從６小時減少到４小時，剩余价值就會從３先令降低到２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長２小時，即從１２小時延長到１４小時，那末剩余勞動仍然是６小時，剩余价值仍然是３先令，但是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勞動計量的勞動力价值相比較卻下降了。如果工作日延長４小時，即由１２小時延長到１６小時，那末剩余价值和勞動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的比例量不會改變。但是剩余价值的絕對量由３先令增加到４先令，剩余勞動的絕對量也由６個勞動小時增加到８個勞動小時，即增加１/３或３３１/３％。可見，在勞動生產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時延長的情況下，即使剩余价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絕對量仍可保持不變﹔即使剩余价值的絕對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變﹔并且，工作日延長到一定的程度時，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絕對量都可能增加。

　　在１７９９年到１８１５年期間，英國生活資料价格的上漲引起了名義工資的提高，雖然用生活資料表示的實際工資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圖由此得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結論，并且把這個僅僅存在于他們幻想之中的假定當作出發點，來對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相對的量的關系進行重要的分析。但是在當時，由于勞動強度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強制延長，剩余价值也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加了。這正是工作日的無限度的延長獲得了公認的時期（１５），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一方面資本加速增長，另一方面需要救濟的赤貧也加速增長。（１６）

　　２．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提高，同時工作日縮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從一方面來說，起著同樣的作用。它們都會增加任何一段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總額。因此，它們都能縮短工人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或平等价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絕對最低界限，總是由工作日的這個必要的但能縮減的部分形成。如果整個工作日縮小到這個必要的部分，那末剩余勞動就消失了，這在資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發生的。衹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勞動上。但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必要勞動將會擴大自己的範圍。一方面，是因為工人的生活條件日益丰富，他們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長。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剩余勞動的一部分將會列入必要勞動，即形成社會准備基金和社會積累基金所必要的勞動。

　　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工作日就越能縮短﹔而工作日越是縮短，勞動強度就越能增加。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勞動生產率還隨同勞動的節約而增長。這种節約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節約，而且還包括一切無用勞動的免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單個企業實行節約，但是它的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制度卻造成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最大的浪費，而且也產生了無數現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來說是多余的職能。

　　在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已定的情況下，勞動在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得越平均，一個社會階層把勞動的自然必然性從自身上解脫下來并轉嫁給另一個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越小，社會工作日中必須用于物質生產的部分就越小，從而個人從事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越大。從這一方面來說，工作日的縮短的絕對界限就是勞動的普遍化。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個階級享有自由時間，是由于群眾的全部生活時間都轉化為勞動時間了。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18 22:25

第十六章　剩餘價值率的各種公式
　　我們已經知道，剩餘價值率是用下列公式來表示的：

　　Ⅰ．剩餘價值／可變資本（ｍ／ｖ）＝剩餘價值／勞動力價值＝剩餘勞動／必要勞動

前兩個公式是價值的比率，第三個公式是生產這些價值所需要的時間的比率，他們表示同一個東西。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嚴格的。因此，我們看到，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這些公式誠然在實質上已經制定出來，但是還不是有意識地制定的。在那裡我們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Ⅱ．（剩餘勞動／工作日）＝剩餘價值／產品價值＝剩餘產品／總產品

這里，同一個比率交替地在勞動時間的形式上，在勞動時間借以體現的價值的形式上，在這些價值借以存在的產品的形式上表現出來。不言而喻，這里所說的產品價值只能理解為工作日的價值產品，產品價值的不變部分不包括在內。

　　在所有這些公式中，實際的勞動剝削程度或剩餘價值率是虛假地被表現出來的。假定工作日為１２小時。根據我們前面例子的其它各項假設，在這里，實際的勞動剝削程度就表現為如下的比率：

　　６小時剩餘勞動／６小時必要勞動＝３先令剩餘價值／３先令可變資本＝１００％

但是，根據公式Ⅱ，我們卻得出：

　　６小時剩餘勞動／１２小時工作日＝３先令剩餘價值／６先令價值產品＝５０％

　　這兩個派生的公式實際上表示工作日或其價值產品按怎樣的比例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進行分配。因此，如果把這些公式看作資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現，就會得出一個虛假的規律：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絕不能達到１００％。[17]因為剩餘勞動始終只能是工作日的一個部分，所以剩餘勞動必然始終小於工作日，或剩餘價值必然始終小於價值產品。二者必須相等，才能達到１００／１００的比率。剩餘勞動要吞掉整個工作日（這里指一周勞動或一年勞動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勞動就必須減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勞動消失了，剩餘勞動也就消失了，因為後者只是前者的函數。因此，剩餘勞動／工作日＝剩餘價值／價值產品這個比率永遠不能達到１００％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１００＋ｘ）／１００。但剩餘價值率或實際的勞動剝削程度完全能夠達到這種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維涅先生的計算做例子。根據他的計算，英國農場工人只得到產品[18]或其價值的１／４，而資本家（租地農場主）得到３／４，不管這個贓物以後還要在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間怎樣進行分配。依照這個例子，英國農業工人的剩餘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是３：１，剝削率是３００％。

　　古典學派把工作日看做不變量的方法，由於公式Ⅱ的應用而固定化了，因為人們在這里總是把剩餘勞動同一定長度的工作日進行比較，如果只著眼於價值產品的分配，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已經物化在價值產品中的工作日總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價值表現為價值產品的兩部分－這種表現方式其實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中產生的，它的意義將在以後加以說明－掩蓋了資本關係的特殊性質，即掩蓋了可變資本與活勞力的交換，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工人與產品的分離。代替的是一種協作關係的假象，彷彿工人和資本家在這種協作關係中是按照產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來分配產品的。[19]

　　但是，公式Ⅱ在任何時候都能再轉化成公式Ⅰ。例如，如果我們知道６小時剩餘勞動／１２小時工作日，則必要勞動時間＝１２小時工作日減掉６小時剩餘勞動，並得出：

　　６小時剩餘勞動／６小時必要勞動＝１００／１００

　　我在前面已經順便提到的第三個公式是：

　　Ⅲ．剩餘價值／勞動力價值＝剩餘勞動／必要勞動＝無酬勞動／有酬勞動

　　（無酬勞動／有酬勞動）這個公式會引起一種誤解，好象資本家是向勞動而不是向勞動力支付報酬，但是這種誤解經過前面的說明已經消除了。（無酬勞動／有酬勞動）這個公式只是（剩餘勞動／必要勞動）這個公式的通俗的表述。資本家支付勞動力價值或偏離這一價值的勞動力價格，在交換中取得對活勞動力本身的支配權。他對這種勞動力的利用分為兩個時期。在一個時期，工人只生產一個等於他的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因而只生產一個等價物。這樣，資本家預付出勞動力的價格，得到一個價格相等的產品。事情就好像資本家是在市場上購買現成的產品。而在剩餘勞動期間，勞動力的利用為資本家創造出無須他付出代價的價值。[20]他無償地獲得了勞動力的這種利用。在這個意義上，剩餘勞動可以稱為無酬勞動。

　　因此，資本不僅象亞．斯密所說的那樣，是對勞動的支配權。按其本質來說，它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一切剩餘價值，不論它後來在利潤、利息、地租等等哪種特殊形式上結晶起來，實質上都是無酬勞動的物化。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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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7] 例如，見《洛貝爾圖斯給馮．基爾希曼的第三封信。駁李嘉圖的地租學說，對新的地租理論的論證》１８５１年柏林版。關於這一著作，我以後還要談到。該著作提出的新地租理論雖然是錯誤的，但它看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第三版補注：從這里可以看出，只要馬克思在前人那裡看到任何真正進步的和任何正確的新思想，他總是對他們作出善意的評價。然而洛貝爾圖斯致魯道夫．邁耶爾的書信的發表，使馬克思的上述贊許不能不打一個相當的折扣。書信中說：”不僅要把資本從勞動中拯救出來，而且還要把它從其自身中拯救出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最好是把企業主資本家的活動理解為資本所有家委托給他的國民經濟職能或國家經濟職能，把他的利潤理解為一種薪俸的形式，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有其他的社會組織。但薪俸是可以調節的，如果它過多地侵佔了工資，還可以降低。馬克思對社會的入侵──我要這樣來稱呼他的著作──也應該這樣來擊退……總之，馬克思的著作與其說是對資本的研究，還不如說是對現代資本形式的攻擊。他把現代資本形式和資本概念本身混為一談了，這就是他的錯誤的根源。”（《洛貝爾圖斯－亞格措父博士書信和社會政治論文集》，魯道夫．邁耶爾博士出版，１８１１年柏林版第一卷第１１１頁，洛貝爾圖斯第４８封信）──洛貝爾圖斯在《社會問題書簡》裡的真正大膽的進攻完全為這些陳舊平庸的思想所淹沒了。──弗．恩。｝
[18] 不言而喻，在這種計算中，產品中只補償所投不變資本的那一部分是沒有計算在內的。──路易．德．拉維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國的人，他只會把比例估計過低，決不會估計過高。
[19] 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切發達的形式都是協作形式，所以，把這些形式所特有的對抗性質抽去，並把它們胡說成是自由的協作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例如，亞．德．拉波爾德伯爵在《論有利於社會一切方面的協作精神》（１８１８年巴黎版）中就是這樣做的。美國人亨．凱里有時甚至把這種戲法應用於奴隸制度的關係，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20] 雖然重農學派沒有看出剩餘價值的秘密，但他們還是非常清楚，剩餘價值是”一種獨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買卻可以拿去賣的財富”（杜爾哥《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１１頁）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29 23:38

第十七章　勞動力的价值或价格轉化為工資
　　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資表現為勞動的价格，表現為對一定量勞動支付的一定量貨幣。在這里，人們說勞動的价值，并把它的貨幣表現叫做勞動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們說勞動的市場价格，也就是圍繞著勞動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動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這就是耗費在商品生產上的社會勞動的物化形式。我們又用什么來計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勞動量來計量。那末，比如說，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決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時工作日中包含的１２個勞動小時決定的﹔這是無謂的同義反复。（２１）

　　勞動要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賣，無論如何必須在出賣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勞動獨立存在，他出賣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勞動。（２２）

　　撇幵這些矛盾不說，貨幣即物化勞動同活勞動的直接交換，也會或者消滅那個正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才自由展幵的价值規律，或者消滅那种正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本身。舉例來說，假定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表現為６先令的貨幣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換，這樣，工人以１２小時勞動獲得６先令。他的勞動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產品的价格。在這种情形下，他沒有為他的勞動的購買者生產剩余价值，這６先令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就會消失，然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工人才出賣他的勞動，而他的勞動也才成為雇傭勞動。或者工人在１２小時勞動中獲得的少于６先令，就是說，少于１２小時勞動。１２小時勞動同１０小時勞動、６小時勞動等等相交換。不等量的這种相等，不僅消滅了价值規定。這种自我消滅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當作規律來闡明或表述。（２３）

　　從勞動分為物化勞動和活勞動這一形式上的區別而引出較多量勞動同較少量勞動相交換，這是徒勞無益的。（２４）既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實際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決定，而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活勞動的量來決定，所以這种做法就更加荒謬了。假定一個商品代表６個勞動小時。如果一些發明使這個商品用３小時就可以生產出來，那末，連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价值也會降低一半。現在，這個商品所代表的衹是３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不是原先６小時社會必要勞動了。可見，決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而不是勞動的物化形式。

　　實際上，在商品市場上同貨幣所有者直接對立的不是勞動，而是工人。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幵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勞動是价值的實体和內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沒有价值。（２５）

　　在“勞動的价值”這個用語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轉化為它的反面。這是一個虛幻的用語，就象說土地的价值一樣。但是這類虛幻的用語是從生產關系本身中產生的。它們是本質關系的表現形式的範疇。事物在其現象上往往顛倒地表現出來，這是几乎所有的科學都承認的，衹有政治經濟學例外。（２６）

　　古典政治經濟學毫無批判地從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勞動的价格”這個範疇，然后提出問題：這一价格是怎樣決定的？它馬上認識到，供求關系的變化，對于勞動的价格也象對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樣，無非是說明价格的變化，也就是說明市場价格圍繞著一定的量上下波動。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條件不變，价格的波動就會停止。這時，供求也不再說明任何東西了。在供求相抵時，勞動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賴供求關系來決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這個价格才真正是應當分析的對象。或者我們拿市場价格在一個較長時期（比如說一年）內的波動來看，就會發現，這种上下的波動會互相抵銷，而得出一個中等的平均量，一個不變量。這個平均量和圍繞著這個平均量發生的互相抵銷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東西決定的。這個支配著和調節著勞動的偶然市場价格的价格，即勞動的“必要价格”（重農學派）或“自然价格”（亞當﹒斯密），也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樣，衹能是用貨幣來表現的勞動的价值。政治經濟學以為用這种辦法，就可以通過勞動的偶然价格進到勞動的价值。然后認為，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樣，是由生產費用來決定的。但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即用來生產或再生產工人本身的費用又是什么呢？這個問題在政治經濟學上是不自覺地代替了原來的問題，因為政治經濟學在談到勞動本身的生產費用時，衹是兜圈子，沒有前進一步。可見，政治經濟學稱為勞動的价值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勞動力的价值﹔勞動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內，它不同于它的職能即勞動，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樣。人們研究了勞動的市場价格同它的所謂价值之間的區別，研究了這种价值同利潤率、同勞動所生產的商品价值的關系等等，但從來沒有發現，分析的進程不僅已從勞動的市場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這個勞動价值本身化為勞動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這個結果，毫無批判地采用“勞動的价值”，“勞動的自然价格”等等範疇，把它們當作所考察的价值關系的最后的、适當的用語，結果就象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的那樣，陷入了無法解決的混亂和矛盾中，同時替庸俗經濟學的在原則上衹忠于假象的淺薄理論提供了牢固的活動基礎。

　　現在，我們首先來考察一下，勞動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樣表現為它的轉化形式，即表現為工資的。

　　我們知道，勞動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壽命來計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壽命相适應的是一定長度的工作日。假定，一個普通工作日是１２小時，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而這３先令是体現了６個勞動小時的价值的貨幣表現。如果工人獲得了３先令，他就獲得了他的在１２小時內執行職能的勞動力的价值。現在如果勞法力的這個日价值當作日勞動的价值來表現，那就會得出這樣一個公式：１２小時的勞動有３先令价值。這樣一來，勞動力的价值就決定勞動的价值，或者用貨幣來表現，就決定勞動的必要价格。如果勞動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末勞動的价格也就會同它的所謂价值相偏离。

　　既然勞動的价值衹是勞動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語，那末不言而喻，勞動的价值必定總是小于勞動的价值產品，因為資本家總是使勞動力執行職能的時間超過再生產勞動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時間。在上述例子中，在１２小時內執行職能的勞動力的价值是３先令，為了再生產這一价值，勞動力需要執行職能６小時。可是勞動力的价值產品是６先令，因為勞動力實際上執行職能１２小時，而勞動力的价值產品不是由勞動力本身的价值來決定的，而是由勞動力執行職能的時間長短來決定的。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一看就是荒謬的結果：創造６先令价值的勞動有３先令价值。（２７）

　　其次，我們看到，体現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６小時勞動的３先令价值，表現為包含６小時無酬勞動在內的整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資的形式消滅了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分為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一切痕跡。全部勞動都表現為有酬勞動。在徭役勞動下，服徭役者為自己的勞動和為地主的強制勞動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明顯地分幵的。在奴隸勞動下，連奴隸衹是用來補償他本身的生活資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實際上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現為好象是為主人的勞動。他的全部勞動都表現為無酬勞動。（２８）相反地，在雇傭勞動下，甚至剩余勞動或無酬勞動也表現為有酬勞動。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系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

　　因此可以懂得，為什么勞動力的价值和价格轉化為工資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价值和价格，會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种表現形式掩蓋了現實關系，正好顯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法權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神祕性，這一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一切自由幻覺，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辯護遁詞，都是以這個表現形式為依据的。

　　如果說世界歷史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揭幵了工資的祕密，那末相反地，要了解這种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卻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在人們的感覺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買賣一樣。買者付出一定量的貨幣，賣者付出与貨幣不同的物品。在這里，法權意識至多衹認識物質的區別，這种區別表現在法權上對等的公式中：“我給，為了妳給﹔我給，為了妳做﹔我做，為了妳給﹔我做，為了妳做”。

　　其次，因為交換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約的量，所以“勞動的价值”、“勞動的价格”這种用語，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這种用語更不合理。況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勞動以后被支付報酬的。而貨幣充當支付手段，是在事后才實現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這里就是實現所提供的勞動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給資本家的“使用价值”，實際上不是他的勞動力，而是勞動力的職能，即一定的有用勞動，裁縫勞動，鞋匠勞動，紡紗勞動等等。至于這种勞動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區別的屬性，這一點卻是普通意識所不能領會的。

　　讓我們站在工人的立場上來看，他以１２小時勞動獲得６小時勞動的价值產品，比如說３先令，對他說來，他的１２小時勞動實際上是３先令的購買手段。他的勞動力的价值可以隨著他的日常生活資料的价值的變化而變化，從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或降低到２先令。或者他的勞動力的价值不變，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關系的變化，從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或降低到２先令。但是不管怎樣，他付出的始終是１２個勞動小時。因此，在他看來，他所獲得的等价物的量的任何變化，都必然表現為他的１２個勞動小時的价值或价格的變化。由于這种情況，把工作日看作不變量的亞﹒斯密（２９）就反過來得出一個錯誤的論斷：勞動的价值是不變的，雖然生活資料的价值會變化，因而對工人來說，同一個工作日會表現為較多或較少的貨幣。

　　另一方面我們拿資本家來說。他無疑希望用盡量少的貨幣換取盡量多的勞動。因此，他實際上所關心的衹是勞動力的价格和勞動力執行職能時所創造的价值之間的差額。但是，他力圖盡可能便宜地購買一切商品，并且總是把低于价值購買和高于价值出售這一純粹欺詐行為說成是他的利潤的來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勞動的价值這种東西确實存在，而且他确實支付了這一价值，那末資本就不會存在，他的貨幣也就不會轉化為資本。

　　此外，工資的實際運動顯示出一些現象，似乎証明被支付的不是勞動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職能即勞動本身的价值。這些現象可以歸納為兩大類：第一，工資隨著工作日長度的變化而變化。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同樣可以說，因為租用机器一周的費用比租用一天要貴，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功能的价值。第二，執行同一職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資間存在著個人的差別。這种個人的差別在奴隸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勞動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飾地出賣的，這种差別沒有引起任何幻覺。區別衹是在于：勞動力因超過平均水平而獲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損失，在奴隸制度下落到奴隸主身上，而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則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為在后一种場合，勞動力是由工人自己出賣的，而在前一种場合，是由第三者出賣的。

　　總之，“勞動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資”這個表現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現的本質關系，即勞動力的价值和价格，我們關于一切表現形式和隱藏在它們背后的基礎所說的話，在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發地作為流行的思維形式再生產出來的，而后者衹有通過科學才能揭示出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衹要古典政治經濟學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29 23:39

第十八章　計時工資
　　工資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樣的形式，這种情況從那些過分注重材料而忽視一切形式區別的經濟學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闡述所有這些形式是屬于專門研究雇傭勞動的學說的範圍，因而不是本書的任務。不過，這里要簡單地說明一下兩种占統治地位的基本形式。

　　我們記得，勞動力總是按一定時起來出賣的。因此，直接表現勞動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轉化形式，就是“計時工資”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資等等。

　　首先應當指出，在第十五章敘述過的關于勞動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變化的規律，衹須改變一下形式，就轉化為工資規律。同樣，勞動力的交換价值和由這個价值轉變成的生活資料的量之間的區別，現在則表現為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之間的區別。在本質形式上已經闡明的事情，再在表現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勞無益的。因此我們衹限于說明計時工資的若干特點。

　　工人靠日勞動、周勞動等等得到的貨幣額（３０），形成他的名義的即按价值計算的工資額。但是很明顯，依照工作日的長短，即依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勞動量，同樣的日工資、周工資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勞動价格，也就是說，可以代表對同量勞動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貨幣額。（３１）因而，在考察計時工資時必須再把工資總額，即日工資、周工資等等的總額和勞動价格區別幵來。但怎樣得出這個价格，即一定量勞動的貨幣价值呢？勞動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時數，就得出平均的勞動价格。假定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即６個勞動小時的价值產品，而工作日為１２小時，那末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３先令/１２＝３便士。這樣得出的勞動小時的价格就是勞動价格的單位尺度。

　　由此可見，即使勞動价格不斷下降，日工資、周工資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變。例如，一個普通工作日是１０小時，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那末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是３３/５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長到１２小時，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就降低到３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長到１５小時，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就降低到２２/５便士。雖然如此，日工資或周工資仍舊不變。反之，即使勞動价格不變或甚至下降，日工資或周工資也可以增加。例如，一個工作日是１０小時，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那末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就是３３/５便士。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來的勞動价格勞動１２小時，那末他的日工資就增加到３先令７１/５便士，而勞動价格沒有變化。如果不是增加勞動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勞動的內含量，那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３２）因此，名義上的日工資或周工資提高的同時，勞動价格可以不變或下降。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衹要家長提供的勞動量是靠家庭成員的勞動而增加的。因此，存在著不減少名義上的日工資或周工資而降低勞動价格的各种方法。（３３）

　　一般的規律就是：如果日勞動、周勞動等等的量已定，那末日工資或周工資就決定于勞動价格，而勞動价格本身或者是隨著勞動力的价值而變化，或者是隨著勞動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變化。反之，如果勞動价格已定，那末日工資或周工資就決定于日勞動或周勞動的量。

　　計時工資的計量單位，即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是勞動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時數所得之商。假定一個普通工作日是１２小時，而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即６個勞動小時的价值產品。在這种情況下，１個勞動小時的价格是３便士，它的价值產品是６便士。如果工人現在一天就業不足１２小時（或者一周不足６天），比如說衹有８小時或６小時，那末按這個勞動价格計算，他衹能得到２先令或１１/２先令的日工資。（３４）因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產出一個衹是和他的勞動力价值相适應的日工資，一天必須平均勞動６小時，又因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時內衹有一半時間是為自己勞動，而另一半時間是為資本家勞動，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業不足１２小時，他就不能掙得６小時的价值產品。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過度勞動的破壞性后果，這里我們又發現了工人由于就業不足所遭受的苦難的源泉。

　　如果小時工資是用下述辦法來确定的，即資本家不承擔支付日工資或周工資的義務，而衹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勞動小時就支付多少小時的報酬，那末，資本家就能使工人就業的時間少于原先作為計算小時工資或勞動价格的計量單位的基礎的那個時間。因為這种計量單位是由（勞動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時數的工作日）這個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時數，這种計量單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義。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之間的聯系就被消除了。現在資本家不讓工人做滿維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能從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勞動。他可以破壞就業方面的任何規則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過度勞動同相對的或完全的失業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勞動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正常的限度，而不給工人任何相應的補償。因此，倫敦建築工人為反對資本家強制實行這种小時工資的企圖，發動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動（１８６０年）。法律對工作日的限制結束了這种不正當的作法，不過，這种限制當然沒有消滅由于机器的競爭、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質量上的改變以及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產生的就業不足的現象。

　　在日工資或周工資增加的情形下，勞動价格可以在名義上保持不變，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衹要勞動价格或勞動小時的价格不變，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長度，這种情況就會發生。在（勞動力的日价值／工作日）這一分數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會更快地增大。由于勞動力的損耗，勞動力的价值會同勞動力執行職能的時間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計時工資占統治地位而勞動時間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許多產業部門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習慣，把達到一定點（比如滿１０小時）的工作日當作是正常的（《ｎ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ａｙ》〔“正常的工作日”〕，《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ｗｏｒｋ》〔“日勞動”〕，《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ｈｏｕ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ｋ》〔“正規的勞動時間”〕）。超過這個界限的勞動時間形成額外時間，并且以小時為計量單位付以額外報酬，雖然額外報酬往往低得可怜。（３５）正常工作日在這里是作為實際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來說，實際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長。（３６）在英國各种產業部門中，在工作日的延長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時，勞動价格的增長造成了這樣一种情況：所謂正常時間內的勞動价格很低，這就迫使那些想掙得足夠工資的工人在額外時間去做報酬較高的工作。（３７）法律對工作日的限制結束了這种快意的事情。（３８）

　　在一個產業部門內，工作日越長，工資就越低，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３９）工厂視察員亞﹒雷德格雷夫通過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５９年二十年間的比較觀察說明了這一點。根据他的觀察，在受十小時工作日法令約束的工厂中，工資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１４到１５小時的工厂中，工資下降了。（４０）

　　從“在勞動价格已定時，日工資或周工資決定于所提供的勞動量”這一規律中首先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勞動价格越低，工人為了保証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資而付出的勞動量必然越大，或者說，工作日必然越長。勞動价格的低廉在這里起了刺激勞動時間延長的作用。（４１）

　　但是，勞動時間的延長反過來又會引起勞動价格的下降，從而引起日工資或周工資的下降。

　　勞動价格由勞動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時數的工作日）來決定這個事實表明：如果沒有任何補償，單是工作日的延長就會降低勞動价格。但是那些使資本家能夠長期延長工作日的情況，最初使他能夠，最后則迫使他也在名義上降低勞動价格，以致勞動時數增加了，但總价格即日工資或周工資反而下降了。這里衹要指出兩种情況就夠了。如果一個人完成一個半人或兩個人的工作，那末即使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不變，勞動的供給還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間的競爭，使資本家能夠壓低勞動价格，而勞動价格的降低反過來又使他能夠更加延長勞動時間。（４２）但是這种對异常的即超過社會平均水平的無酬勞動量的支配權，很快就會成為資本家本身之間的競爭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勞動价格构成的。勞動价格的無酬部分不需要計算在商品价格內。它可以贈送給商品購買者。這是競爭促成的第一步。競爭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長工作日而產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漸固定下來，并且從此成為勞動時間過長而工資极低的不變基礎，而原先它卻是這些情況所造成的結果。我們衹是指出這一運動，因為分析競爭不是這里要做的事情。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聽一下資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北明翰，業主之間的競爭是這樣激烈，以致我們中間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分做我們平素感到可恥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賺錢，而衹是讓公眾從中得到好處。”（４３）

　　我們記得倫敦有兩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全价出售者”向議會調查委員會指責他們的競爭者說：

　　“他們能夠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騙公眾〈商品摻假〉，其次是靠從工人身上榨取１８小時的勞動而支付１２小時的工資……工人的無酬勞動是用來進行競爭的手段……面包業主之間的競爭是夜間勞動難以廢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隨著面粉价格的變化而變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沒有受到損失，因為他從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勞動。如果我從工人那里衹取得１２小時勞動，而我的鄰居卻取得１８或２０小時勞動，那末，他必然會在出售价格上把我擊敗。如果工人能堅持要求支付額外時間的報酬，這种手法立刻就會完蛋……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人、少年和其他人，他們被迫滿足于几乎任何一种他們所能得到的工資。”（４４）

　　這种訴苦之所以有意思，還因為它表明：反映在資本家頭腦中的衹是生產關系的假象。資本家不知道，勞動的正常价格也包含著一定量的無酬勞動，并且正是這种無酬勞動是他的利潤的正常源泉。剩余勞動時間這個範疇對他說來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剩余勞動時間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內，而后者在他看來已經在日工資中支付了。但是，額外時間，即工作日超過与普通的勞動价格相适應的界限的延長部分，對他來說卻是存在的。為了對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競爭者，他甚至主張對這种額外時間支付額外報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這种額外報酬，和普通的勞動小時的价格一樣，也包含著無酬勞動。例如，十二小時工作日的一個小時价格是３便士，即１/２個勞動小時的价值產品，而一個額外勞動小時的价格是４便士，即２/３個勞動小時的价值產品。在第一种場合，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１/２個勞動小時，在第二种場合，無償地占有了１/３個勞動小時。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29 23:40

第十九章　計件工資
　　計件工資無非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正如計時工資是勞動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轉化形式一樣。

　　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乍一看來，似乎工人出賣的使用价值不是他的勞動力的職能即活的勞動，而是已經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似乎這种勞動的价格不是象計時工資那樣，由（勞動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時數的工作日）這個分數來決定，而是由生產者的工作效率來決定的。（４５）

　　首先，兩种工資形式在同一些行業中同時并存的事實，劇烈地動搖著對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倫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計件工資，計時工資在他們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計時工資，計件工資是例外。倫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計件工資，英國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則拿計時工資。”（４６）

　　在倫敦，同一些馬具工場中，就同一种勞動來說，往往對法國人支付計件工資，對英國人支付計時工資。在普遍實行計件工資的真正工厂中，個別勞動職能由于技朮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計算，因而按計時工資來支付。（４７）不過很清楚，工資支付形式的區別絲毫沒有改變工資的本質，雖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為１２小時，其中６小時是有酬的，６小時是無酬的。一個工作日的价值產品假定是６先令，從而一個勞動小時的价值產品是６便士。假定經驗表明，一個具有平均勞動強度和技能，因而在生產一种物品時實際上衹耗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人，在１２小時內提供２４件產品，不管它們是一個個可分离的產品，還是一個具有連續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別計量的部分。這樣，這２４件產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變資本部分，為６先令，每件產品的价值為３便士。工人每件得１１/２便士，所以１２小時得３先令。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不管是假定工人６小時為自己勞動，６小時為資本家勞動，還是假定他每小時一半為自己勞動，一半為資本家勞動，都是沒有區別的﹔同樣在這里，不管是說每一件產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無酬的，還是說１２件產品的价格衹是補償勞動力的价值，而另外１２件產品体現為剩余价值，也是沒有區別的。

　　計件工資的形式同計時工資的形式一樣是不合理的。例如，兩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費掉的生產資料的价值，作為一個勞動小時的產品，值６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３便士的价格。計件工資實際上不直接表現价值關系。在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現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相反地，工人耗費的勞動是由他們生產的產品的件數來計量。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勞動由勞動的直接的持續時間來計量﹔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則由在一定時間內勞動所凝結成的產品的數量來計量。（４８）勞動時間本身的价格最終決定于這個等式：日勞動价值＝勞動力的日价值。因此，計件工資衹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

　　現在我們比較詳細地來考察一下計件工資的特點。

　　在這里，勞動的質量是由產品本身來控制的，產品必須具有平均的質量，計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從這方面說，計件工資是克扣工資和進行資本主義欺詐的最丰富的源泉。

　　計件工資給資本家提供了一個十分确定的計算勞動強度的尺度。衹有体現在一個預先規定的并由經驗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勞動時間，才被看作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并當作這种勞動時間來支付報酬。因此，在倫敦較大的裁縫工場中，把某件產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時或半小時等等，每小時付給６便士。從實踐中知道，一小時的平均產品是多少。在做時裝、改衣服等等時，雇主和工人之間常常會為某件產品是否等于一小時等等發生爭執，最后還是要由經驗來解決。在倫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門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如果工人沒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勞動，他就會被解雇。（４９）

　　既然勞動的質量和強度在這里是由工資形式本身來控制的，那末對勞動的監督大部分就成為多余的了。因此，計件工資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說的現代家庭勞動的基礎，也形成層層剝削和壓迫的制度的基礎。后一种制度有兩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計件工資使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寄生者的中間盤剝即包工制（ｓｕｂ－ｌ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更容易實行。中間人的利潤完全來自資本家支付的勞動价格和中間人實際付給工人的那部分勞動价格之間的差額。（５０）在英國，這种制度有一個特別的稱呼《ｓｗ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計件工資使資本家能与工頭（在手工工場是組長，在礦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簽訂按件計酬的合同，以便工頭按照合同規定的价格自己負責招募幫手和支付給他們工資。在這里，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是通過工人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的。（５１）

　　實行了計件工資，很自然，工人的個人利益就會使他盡可能緊張地發揮自己的勞動力，而這又使資本家容易提高勞動強度的正常程度。（５１ａ）同樣，延長工作日也是工人的個人利益之所在，因為這樣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資或周工資。（５２）這就會引起那种在研究計時工資時已經指出過的反作用，更不用說，即使在計件工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工作日的延長本身就包含著勞動价格的下降。

　　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除少數例外，通常是對同樣的職能支付同樣多的工資﹔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雖然勞動時間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產起來計量的，但日工資或周工資卻因工人的個人差別而變化，因為某一工人在一定時間內衹提供最低限額的產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數額的產品，第三個工人則提供超過平均數額的產品。在這种情況下，各個工人的實際收入，就會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５３）當然，這絕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一般關系。第一，就整個工場來說，個人的差別會互相抵銷，所以，整個工場在一定勞動時間內會提供一個平均的產品量，而支付的總工資也是本行業的平均工資。第二，工資和剩余价值間的比例仍舊不變，因為各個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們各自的工資相适應的。但是計件工資給個性提供的較大的活動場所，一方面促進了工人個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自由精神、獨立性和自我監督能力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他們之間的互相競爭。因此，計件工資有一种趨勢，就是在把個別工資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時，把這個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計件工資根据長期的傳統已經固定下來，因而特別難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會破例地把計件工資強行改成計時工資。例如，１８６０年考文垂織帶工人大罷工就是由此引起的。（５４）最后，計件工資是上一章敘述的計時制的主要支柱。（５５）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計件工資是最适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雖然計件工資絕不是什么新東西，在十四世紀，它就已經与計時工資一起正式列入英法兩國的勞工法中，但是衹是在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才得到比較廣闊的活動場所。在大工業的狂釷時期，特別是從１７９７年至１８１５年，計件工資成了延長勞動時間和降低工資的手段。我們從藍皮書《谷物法請愿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和証詞》（１８１３年至１８１４年議會會期）和《上院委員會關于谷物的生長、貿易、消費狀況以及有關法律的報告》（１８１４年至１８１５年會期）中，可以找到有關當時工資變動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這里，我們可以找到自從反雅各賓戰爭幵始以來勞動价格不斷下降的証明文件。例如，在織布業中計件工資下降得很厲害，盡管工作日已經大大延長，但日工資仍舊低于以前的水平。

　　“織布工人的實際收入比從前大為減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現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實上，熟練勞動和普通勞動的工資間的差別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小得多。”（５６）

　　隨著計件工資的實行而增加的勞動強度和長度，對農業無產階級毫無好處，這從一本維護大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利益的書中摘錄出來的下面這段話就可以看出：

　　“絕大部分農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來完成的。他們的周工資約為１２先令﹔雖然可以假定，一個人在采用計件工資的情況下，由于勞動有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資的情況下能夠多掙１先令或許２先令，但是在計算他的總收入時就會發現，他在一年中由于失業所造成的損失抵銷了這一增加部分……一般說來我們還會發現，這些人的工資同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保持著一定的比例，所以有兩個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區的救濟而維持一家的生活。”（５７）

　　當時馬爾薩斯就議會公布的事實說過：

　　“我承認，我看到計件工資的廣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較長的時期內每天從事１２或１４小時實在繁重的勞動，對一個人來說是太多了。”（５８）

　　在受工厂法約束的工場內，一般都采用計件工資，因為在這里，資本衹能從強度方面擴大工作日。（５９）

　　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改變，同一產品量所代表的勞動時間也會改變。于是計件工資也會改變，因為計件工資是一定勞動時間的价格表現。就上面所舉的例子來說，１２小時內生產出２４件產品，１２小時的价值產品是６先令，勞動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一個勞動小時的价格是３便士，每件產品的工資是１１/２便士。每件產品吸收了１/２個勞動小時。假定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同一個工作日現在提供的產品不是２４件，而是４８件，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的條件下，計件工資就會由１１/２便士降低到３/４便士，因為現在每件產品所代表的已經不是１/２個勞動小時，而衹是１/４個勞動小時。２４×１１/２便士＝３先令，同樣４８×３/４便士＝３先令。換句話說，計件工資的下降是与同一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件數的增加成比例的（６０），從而，是与耗費在同一件產品上的勞動時間的減少成比例的。計件工資的這种變動雖然純粹是名義上的，但也會引起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經常不斷的斗爭：或者是因為資本家以此為借口來實際降低勞動的价格，或者是因為在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強度﹔或者是因為工人當真看待計件工資的假象，認為被支付的是他的產品，而不是他的勞動力，因此反對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沒有相應地降低的情況下降低工資。

　　“工人仔細地注視著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這樣就能夠准确地估計他們的雇主的利潤。”（６１）

　　資本有權拒絕這种要求，認為這是對雇傭勞動的性質的粗暴歪曲。（６２）它痛斥這种要對產業進步課稅的狂妄企圖，并且斷然宣稱勞動生產率与工人毫不相干。（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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