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P9 E8 ~( R% A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f3 @. H# B Z w+ A
( L2 a5 e. g$ ]1 m1 j' Y: g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j6 I)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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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 n$ h2 M; l0 J7 f(司马公:《我读》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 q1 Z7 f5 B$ }9 ]' [ E! q7 _/ C3 u' h+ a3 r2 b5 G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 B) P) V' U3 F- G) \# {3 E; `. R $ A0 S0 ~# v- r) b2 ^) C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1 W0 T, V$ ?. g- Q. Q
c9 x& U9 x! J. W/ T! J1 c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0 E ~0 J' a/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