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无地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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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土地的人们向来都是亚洲不稳定的导火索。这一点从秦朝到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其后的诸多事件都有所体现。没有地产的人群在历史上总会起来反对那些当权者。

　　今天，随着东亚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失去土地的现象再次出现。虽然许多地方的农民依旧贫穷、不满，但真实的威胁却存在于这一地区充满活力的城市，因为那里快速增长的房价正在使成千上万的人无法进入“置业市场”。

　　这种价格的上涨是由于亚洲许多城市快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平米房价已经在过去十年中翻番。Demographia的研究数据显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房价收入比目前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最高的——至少比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悉尼、伦敦高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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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高房价背后有一些合理的基于市场的因素。多数亚洲城市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比西方城市增长速度高出许多。在过去10年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增长了35%，几乎增长了600万人。除了伦敦、巴黎、杜塞尔多夫，西欧地区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口高于600万。北京人口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600万，目前已近接近2000万。更加富裕的新加坡人口增长了20%，发达世界中只有亚特兰大超过了这一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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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房价的上涨，特别是在更加富裕的城市，同样还受到过多流动性、低利率、高通胀的影响，新加坡建屋发展局(Singapore's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SHDB) CEO Cheong Koon Hean如是说。除此之外，她认为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从众心理”，即人们抢着以房地产作为投资以对冲通胀风险。

　　中国人传统的对于地产所有权的迷恋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拥有房产是多数中国城市居民最大的生活理想。

' Y% p6 e9 X/ f. Z) w& [1 }　　在中国大陆，这种争抢拥有房产的趋势是由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或对于其他投资方式(如股票和基金)缺乏信心引起的。北京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律师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韩辉(音译)表示：“除了房地产，中国缺乏好的投资渠道。人们将资金投入地产市场因为他们不相信其他东西。”

　　房屋所有权在中国的吸引力特别突出，更确切的说它是地产使用权，居民用地的使用权限为70年，而商业用地的使用权为40年。使用年限从地产开发商获得地块之时开始计算，而不是从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的日期开始计算。

　　无论原因是什么，这种亚洲的非理性繁荣很明显都在引发这个地区各个城市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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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在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房价”在中国网民的流行词汇榜上排名第三，许多年轻中国人都放弃了在婚前拥有一处房产的愿望，开始与另一半租房度日，这种现象被很多人称为“裸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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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困难，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更加麻烦。一些人可能选择离开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如北京和上海，转而投奔较小的城市，如成都。这座城市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技术中心，但那里的房价却只是中国大型城市的1/3。虽然这些城市的薪资水平同样较低，但是那里房屋的可负担性依旧强于已经成型的大型城市。

　　对于多数中国的贫困人口(包括许多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来说，住房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多已经迁徙至大型城市，特别是中国东部，为了追寻更好的机遇和生活水平。中国近期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和上海几乎所有的净增长都是由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贡献的，而非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现在占这些大型城市总人口的1/3。

9 ]: r$ R% J  n( D- c* m1 K　　这些农民工有着不同的收入水平，但他们都属于贫困人口的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过着低于正常标准的生活。他们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贫民窟的居民一样，许多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个群体的人口目前估计有7000万或8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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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更多的土地被征用作城市建设和工业用地，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一问题可能加剧。许多农民将难以找到一个体面的居所，因为更加富裕的中国人为了投机性投资而购买多套住房。这一现象加速了富有人群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差异的扩大，而这一问题正是中国执政者所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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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没人暗示新的农民反抗行为即将出现。需要明白的是，尽管中国有其不足，但这个中国的崛起已经使成千上万的民众脱离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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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 T2 Y+ m- s, W& R　　但如果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地产危机很可能减缓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房价可能已经引起了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即便是在没有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出现，如新加坡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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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e7 }  Z3 G. o' W/ ]9 Y, l4 p　　更加紧急的忧虑使如此的长期问题相形见绌。房价上涨引发的相关问题让中国政府在今年早期执行了新的房屋限购政策，以减缓广泛的购房投机行为。这些政策包括要求二套房购买首付必须为房屋价格的60%，以此来限制投机性投资。

　　中国内陆城市重庆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当地政府采取了特殊的做法：一个大量提高廉租房供应的计划；这些房屋由国家拥有，供贫困居民租住，包括那些来自农村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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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无法为贫困和劳动人口提供住房的问题为政府控制经济提供了一个其可扮演的角色，重庆就是一个例子。

　　房地产危机可能威胁东亚地区的长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除非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没有地产的民众之间逐渐升级的不满情绪将有可能成为一股不稳定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不利于市场自由化的因素。东亚地区目前仍旧是全球经济引擎的驱动力，房产问题不仅对攀登社会阶梯的中国民众是个坏休息，这对其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多杰)